私塾的学生以十三四岁的居多，个别大的二十出头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没毕业和小学文化程度，据私塾先生说政府规定只有正常义务教育受不下来的才能进私塾。事实上，平江的私塾几乎都是以业余扫盲班的名义存在的。过去的村塾每到农忙要放假，而平江现在的私塾则更加业余，大多利用农闲和晚上教学。如长田高坪村的私塾，1982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的18人，上过中学的只有3人。1987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12人，9人上过初中。1988年班20人中，初小程度的有13人，上过初中的7人。
私塾的先生程度不一，有的像住在乎江城关的袁克让老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解放前做过中学教师，只因其父去了台湾，被赶到乡下务农，才成了私塾的先生。他的国学功底就比较厚，我看过他所写的一首五言排律，长达几百句，做得很工。当然也有一些差一点的，有的似乎刚刚能读通文言，对句的用典也有些生硬。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文言文程度似乎也比一般的乡村小学的教师好些。由于这些私塾先生往往都有点“问题”，在过去的某些特定时代属于“贱民”和准贱民，所以他们教起书来都很卖力，在改革开放前尤其如此，因为教老书是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教书和相关的礼仪活动中，他们才能暂时解脱长期低人一等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扫盲业余班”，先生都是尽义务，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乡亲们一样下田劳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生们才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开始是每天一角，后来涨到每天一元，不过，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没有涨过价。私塾每年上课不过一百余天，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不过百余元，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教育了。
然而，廉价并不足以说明私塾教育的存在。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平江还存在着类似化石式的私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前提有两个，一是有政府的鼓励提倡甚至强制，二是有相应的出口。对于前提一自不用说，私塾教育一直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始终以扫盲业余班的名义存在，根本谈不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所参观过的所有私塾甚至连一个办学证明都拿不出来。对于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没有。当年私塾的存在与兴盛是因为其出口是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即使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能开笔作文）的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和家族带来若干好处，至少可以当个层次不高的教书先生。随着1905年科举的被废除，这种出口逐渐地被堵塞了。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轨的，在人们心目中，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替代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恰恰构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既然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在平江还会有人去读老书和教老书呢？答案似乎应该从平江的文化环境中去找。在访谈中我了解到，平江虽然地处较偏，却一直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地方，清末以来尤甚。湘军中著名的儒将、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发迹之后，将精力全投到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上，不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酿造了此地浓烈的文化氛围。虽然中经多年的战乱，尤其是国共两党红白拉锯，但传统并没有中断，至今，至少在农村还保留着诗礼之风。
在平江的农村，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家，都能看到各种书法都相当漂亮的联与匾（顺便说一句，书法也是私塾要教的内容之一），即使在一个泥屋农舍，也能看到几幅挂在墙上，跟主人的身份很对景甚至嵌着主人名字的对联。比如说我就看到过这样一联，是贺人新婚的，男主人名俩铭，女主人名逑梅，联曰：“意绵绵，佳偶俩铭迨吉夜；情脉脉，好逑互投标梅时。”在平江，各家各户稍微有点值得庆祝的事情，包括从一个一星期的短训班归来，都会有人给你送对子表示祝贺。老乡们告诉我，每到过年，各种各样的对联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不仅家里家外几道门上贴满了春联，就连牛棚、猪舍、谷仓也都落不下。如果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而且赶巧人缘又特好的话，那么各种喜联和挽联就只能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了。在平江期间，我赶上了两个丧事，其中一家简直就像进了白色的树林，到处都是一条条的挽联，稍有不慎，就能碰下来个把的。更令人惊叹的是，每个村庄的各种对联都古色古香，雅得惊人。比如我刚巧赶上的一个丧事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疏肴供我客聊从谷雨试新茶；善饮托阿爷莫向花晨斟浊酒。
雅得让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仅如此，平江乡下的文风也很盛，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爱好写诗作画的农民。平江的长寿镇，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自己搞的诗书画协会，其成员每个月都要活动一次。也许说起来外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所谓的活动就是这些农民凑在一起做诗钟。即使是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也已经不知道诗钟是怎么回事了，简单地说，就是文人雅集时，先限好韵，再用一个小钟或者铃铛挂在铜盘上面，系钟的细绳上插一炷香，作诗前将香点燃，等香烧断细绳，钟落到铜盘上，“当”的一声响，大家的诗就要作出来，出不来就要受罚。在来平江之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在清朝的遗老陈三立、樊增祥、郑孝胥归天之后，肯定没有人再做了，然而，平江的农民让我大跌了眼镜。作完了诗，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顿，有余兴的边喝酒边对诗，最后一起凑钱将这次雅集的诗编成一本油印的集子，供爱好者传看（顺便说一句，在平江期间，我最怕的是让老乡们知道我是什么来自北京的教授，生怕人家知道了让我作诗而且留下“墨宝”，到那时，我就只有满地找地缝去钻的份了）。长寿镇农民诗书画协会的胡瓜和刘振中还告诉我，他们每次雅集的时候，不光作诗，而且连带着对村里镇里的现状评头论足一番，时间长了，多少会对当地政府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干部违法乱纪的事情相对要少一些，对社会风气也有一些影响。果然，我在他们油印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诗：
“三三两两结成群，父子兄弟入赌城。六亲不认还犹可，勾心斗角昧良心。”这是抨击不良风习的。
“谷贱伤农叹世微，农田一季事重提。只因肥价超粮价，辛苦耕耘收入低。”这是暗讽有人操纵化肥价格的。
“东邻昨见鸡生凤，西院今闻马变牛。北国三冬穿裤衩，南疆六月裹皮裘。春来瓦垅益栽树，秋至阳沟好驾舟。君若有心随我去，但凭巧舌不须忧。”这是讽刺说大话的，估计跟某些干部的“政迹工程”有关。
当地干部的作为是否如胡瓜们所说，真的会因此而有所收敛，我一时无法考证，但是有这么些“多事者”在后面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总比没有要好些。就算当地的官们个个有“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耐性，也须不时忍耐百姓的唠叨。过去的乡绅在农村社会具有调解纠纷的功能，关键是因为农民认为他们“知书达理（礼）”，掌握了话语权，能讲理。实际上，在这些作诗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往昔话语的残存。
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跟传统的农村一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就说我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上首是“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落款则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连行文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平江俗称“喊礼的”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点主、起柩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头晕眼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继。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其实，随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副跟自己身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同样，在平江，办事情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在平江，如果别的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人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凡我问到的读过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子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地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毕竟是个合算的“交易”，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平江的诗礼之风，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旧教育”难以像其他地方那样的被弃之如敝屣。据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只是到了解放后，“旧教育”才被彻底地驱逐出“教育战线”，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
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用“失败”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进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接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接受了，却根本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基础知识和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六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没有，连封信都不会写。看来我们的母语教育，真像吕淑湘老先生说的那样，真的很成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同样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的那一部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触到的读过私塾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在正规学校里的学习一塌糊涂，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后连初中都毕不了业。但进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虽然数理化谈不上，但语文程度却有脱胎换骨的改进。口说无凭，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个是平江长田乡傅家村的傅晓东，上学时成绩差得让爹妈头痛，作文不仅不通，而且白字满篇。1998年到1999年间读了一年私塾后，出门打工，下面是两篇他打工期间的日记（节录）；
2000年11月1日，星期三，小雨
一个月又匆匆地过去了，新的一月又来临了。这个月能够搞多少钱，那还是一个梦，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我在这里当打工仔，饭还是能够吃饱，但很多事情是不方便的，做事要看别人的脸色。打工是非常辛苦的，现在正是冬天来临，呼呼的北风，吹得浑身冰冷，晚上睡觉也是一样的，要想脱离苦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自己争取，不能守株待兔。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这与人处世是一样的，不能受到一点挫折就放弃，要重新再来，不达目标就不放弃。
2000年11月2日，星期四，晴
眼看一天天地过去，既没有事做，又没有钱赚。白天连去玩的地方也没有，真是闷死人了。只好整天在床上睡觉，吃三餐饭，就这样一天天的光阴浪费了。在这里工作，只是人生的第一步阶梯，在这里见识一下世面，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那么人才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优势，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行为，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变化的走向。
虽然文字还很幼稚，但行文已经相当流畅，基本上没有错别字，思想表达和成语的运用也都不错。第二个例子是长寿镇的刘伟东，当我去访他的时候，这个当年学校的淘汰生，已经是镇上农民诗书画协会的成员了，下面是他的两首诗：
打工纪实
赴广离湘十几天，未曾进厂夜难眠。
风餐露宿毋须记，最怕招工上黑船。
丰收自叹
日出而耕日落归，总期时雨润苗肥。
艰辛换得丰收果，硕鼠便便我却饥。
这样的诗如果放到我们的诗人堆里肯定不算什么，但其清新和真切却不是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玩出来的。
看来，私塾教育在语文教学方面，效率还是蛮高的。
记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提到过，他十二岁的时候从私塾转新学堂，插班读小学六年级，入学之后，他这个已经能将《史记》的《项羽本纪》背得烂熟的学生，却要跟学堂的同学一起大念特念课文《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哪闻穷人哭……弄得他胃口直倒。看来，在从一开始，新式教育的语文教学，就有效率上的问题。当年一哄就抹掉了文言文和旧诗词，将之贬成“妖孽”和“谬种”，虽说畅快淋漓，但未免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宝宝也扔了出去，忽视了汉语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陈寅恪先生曾经提议大学语文考试用对句代替作文，很是遭到一些新派人士的讥讽，但今天看来其实不无道理的。平江的私塾教育，其实已经很难像古代那样，靠背古书一步步打基础，而代之以比较实用的方法，在熟悉文言文名篇的基础上教对句和熟悉礼仪，结果效果良好——事实上，如果不好，在环境的压力下私塾本身就会消亡。
当然，平江私塾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止语文教学这一点。放得更远一点，我感觉不仅当年我们新文化的先驱们对新旧文化和教育的转换认识过于简单，可以说，中等于旧，西等于新的等式，在今天依然存在于我们大多数学人中间。眼前正火的素质教育改革，语文教学众矢猬集，然而却没有人提到私塾教育，或者说传统教育是否能给我们某种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