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际阐释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就中国诗歌而言，希望大多数说英语的读者都学会读中文太过乐观，因此将继续需要用英文对中国诗歌进行阐释。如果确实对汉语兴趣继续增长的话，对这样阐释的需求也将增加。阐释当然是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有些人甚至会说这是他唯一的任务，但正如刘若愚前此所指出的那样，阐释必然包含评价，一个批评家不得不承担起这两项任务。用英语写有关中国诗歌论著的批评家不得不面对阐释的一些问题。
中国本土诗歌批评家面对的阐释问题已经是相当困难的，对语际批评家来说，它们变成双倍的困难：因为有着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区别产生的问题再加上由于文化和语言不同而产生的问题。语际批评家不得不在面对这样的不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态度上作出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将决定着他提供的是哪种阐释。这个决定不容易做出，因为甚至在同一个文化和文学传统中也可能有相互冲突的阐释学派别。如皮特·索恩迪（Peter Szondi）所说明的那样，在西方传统中就有历史—语言学派和寓意派的阐释学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清朝出现了儒家学者所谓的汉学和宋学之间相似的冲突，前者重视语言学和文本批评，后者重视哲学和经常是寓意的阐释。在西方，如弗洛伊德学派和原型说等各种批评派别都可以被认为是寓意派别的现代变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则出现了一些矛盾的情况：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通过考虑产生这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背景来阐释文学作品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历史主义者，但当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过去的文学采取合乎正统思想的态度时，他们是反历史主义者，如D·W·福克玛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批评家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不是在历史主义和它的对立面中作出简单的选择，而是在多种可能的态度中间作出选择，因为有各种历史主义的替代物：现在主义（Presentism）、历史相对主义（His torical Relativism）、视域主义（Perspectivism）和超历史主义（T ranshistoricism）等等。关于中国文学的阐释，批评家有一系列的观点态度可供选择：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欧洲中心主义（Eu rocentrism）、文化相对主义（Cul tu ral Relativism）、文化视域主义（Cultu ral Perspectivism）和跨文化主义（T ransculturism）。
刘若愚所说的历史主义指这样一种态度，即面对一部文学作品，人们必须在思想上回到它的写作年代，必须根据作品的历史环境和本时代的时代精神去阐释。有一些中西方的批评家持这样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刘若愚能够同情他们对时代错误、语源学错误和对中国诗歌有意或不明智的歪曲的恼怒，对说英语的读者随意践踏中国的孔子，刘若愚也和历史主义者一样恼怒，但刘若愚不全盘同意历史主义者的观点，他与历史主义者的不同随着下面的讨论将会变得清晰。
当历史主义应用于中国诗歌的阐释时，它自然和一种形式的中国中心主义相伴随。根据这种历史主义—中国中心主义者的态度，我们必须像作者同时代的读者理解的那样来阐释一首诗歌。这会导致一些难题：第一，在中西文学史上很著名的现象是作者可能被他的当代人误解而后代却更好地理解了他；第二，一个人是否能真的像作者当代人那样去读一首诗歌，这很值得怀疑。至少这个人无法证实这就是作者当代人的阅读方式。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相关历史知识的必要性。正如韦勒克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位新批评家曾经排斥历史知识，尽管他们是反历史主义者。然而了解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并不等于有了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的思想意识。当刘若愚说读者应该悬置自己正常的假定和信念而采取作者或说者的假定和信念时，他不是说读者应该在那种情境中滞留下来。短暂的悬置对理解来说是必要的，但对阐释来说却远远不够。刘若愚重申，我们需要历史知识和想像来进入作者在他的作品中创造的境界，但这么做以后我们需要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一部文学作品中我们认识到的境界不是存在过的一个真实的过去世界，只是可能存在过的一个想像中的世界。
和历史主义截然相反的是现在主义或当下中心主义，根据这种观点，文学作品应该从现在的角度进行阐释。应用到中国诗歌中现在主义既可以和中国中心主义，又可以和欧洲中心主义相伴随。现在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者可以用一句谚语概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同样导致了一些难题：即使我们愿意接受时代错误和歪曲并追随在中国的同行，我们仍然经常无法确定一部作品目前正统的阐释是什么或它明天会是什么，因为正统阐释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反孔运动”中李商隐被称赞成“反孔”的法家学者，现在这场运动已经结束，可能李商隐不再需要被称为法家学者了。
当现在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相随的时候，中国文学就被从现代西方的角度用西方体裁、习惯和文学运动来阐释。尽管很少批评家会像弗罗德沙姆（J。D。Frodsham）那样公开声称持这种态度。许多人，当他们使用如喜剧、情节、浪漫主义等术语时，会有意无意地在批评实践中采取这样一种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某些批评家指责中国没有史诗和悲剧并悲叹“中国小说虚构的局限”。这种态度潜在着一个假设：同一种类、规范和传统手法既适用于西方文学又适用于中国文学，两者因此能以同一方式被阐释，所以我们发现弗洛伊德主义、原型说和符号学都是这样对中国诗歌进行阐释的。刘若愚说，他不完全反对把现代西方批评方法适用到中国诗歌上，毕竟他也是最早尝试这样做的人之一。他企求的是对任何批评方法适用到中国诗歌的程度以及它的成果作出公正的审视。写出一篇分析中国诗歌的长长的论文不犯任何实际错误但也对理解它没有任何帮助是很有可能的。同样，西方文论术语在应用到中国文学以前也应该仔细地审视。例如有时在中国文学批评中被称作“原型”（archetypes）的东西并没有证明在所有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而仅仅在中国文学中存在，它们就不符合“原型”的普遍性定义，可以称作“中国文化传统母题”而不是“原型”。
刘若愚理解的历史相对主义指一种在阐释中没有绝对有效的衡量尺度，认为每个时代都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一部文学作品并形成自己的认知。历史相对主义区别于历史主义和现在主义，因为它不主张任何特定时代的阐释享有特权地位。当这种态度应用到语际和跨文化阐释时被称作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概念和福克玛（Douwe Fokkema）所说的并不怎么相同，后者更关注评价而不是阐释。刘若愚指出尽管历史相对主义优于教条的历史主义和现在主义，但它依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实际上等于说：“你的是猜测而我的也是猜测。”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阐释都是同等有效或同等无效的。确实相对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希尔斯（Hills）所说的“认知上的无神论”，根据这种态度，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过去，所有的阐释都是伪装的“虚构”。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尽管它在某些圈子里很时髦，但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那些持这种态度的人依然不厌其烦地写作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这点，正如萨特（Sartre）自寻烦恼地写出戏剧《间隔》来说明人际沟通交流的不可能性这个戏剧一样。
接下来，刘若愚考察视域主义（Perspectivism），这是韦勒克起的名字，即在阐释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人们应该注意它在自身时代以及后来时代的价值。韦勒克用这些话来反对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只能用莎士比亚或他的观众的观点来阐释《哈姆雷特》是要求我们忘记三百年的历史。它不允许我们使用歌德式或柯勒律治式的视野，它使一部在历史进程中吸引和积累意义的作品失去活力。”这段话的真知灼见值得称赞。然而正如福克玛意识到的，视域主义在一个某种文化层次中描述文学呈现出线性发展的轨迹，但当应用到跨文化的阐释时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从理论上说，我们应该发展一种“文化视域主义”，不仅考虑到本土批评家关于一部文学作品说了什么，也考虑到非本土的批评家说了什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见诸实践。刘若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一些研究中国诗歌的西方学者如此严重依赖日本学者的观点，以致用英语写有关中国诗歌论文的批评家会因为没有提到研究这个对象的全部日本作品而遭到指责，尽管一位美国或英国学者研究莎士比亚的论文似乎不可能因为没有提到用中文写的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而遭到责备。无论如何，除非而且直到我们能够拥有用所有主要语言写的研究中国文学的作品，否则全面奉行文化视域主义恐怕是不现实的。
通过以上排除式的讨论，刘若愚认定，在语际的中国文学批评中除了采用超历史主义和跨文化主义外别无选择。他这样说，不是意味着发现了绝对不变的规则，而是企图寻找超越历史和文化区别的共性，即文学特征、特质、功能和效果。这样的共性必然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语际的阐释。他对超历史主义和跨文化主义阐释的信念最终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基础上：所有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否认超历史主义和跨文化主义阐释的可能性就是满足于生活在此时此地，从历史和世界中孤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