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不仅从父辈那里接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后来还在漫游各地时，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唐朝是一个在长期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建立的王朝，李唐皇族就有异族的血缘，因而唐王朝实行开放、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广泛而大胆地接受异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来内地居住，不仅未予限制，还给与许多方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西域人进入内地各大城市定居，在洛阳、扬州、广州、成都等城市都有西域人，特别是首都长安，有数万西域人居住。西域文化渗透到唐朝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元稹《法曲》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李白漫游全国，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都与许多西域人交往，在此过程也必然接受了西域文化之影响。
第三节 西域文化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西域文化丰富了李白诗歌创作的内容。西域风光、西域歌舞、西域服饰、胡客、胡姬、胡马、胡雁、胡鹰、胡床、胡麻等都是李白诗歌描写的内容。脍炙人口的《关山月》就是描写雄浑壮阔的西域风光。在李白诗歌中多处提到西域的许多地方。如《战城南》：“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葱河道、条支海、天山都在西域。《上云乐》生动地描写了西域康国人“康老胡雏”的奇特相貌和他们献的西域歌舞。《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描写在黄鹤楼上欣赏歌舞：“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呼来上云梯，含笑出帘栊。对客小垂手，罗衣舞春风。”“小垂手”就是西域舞蹈中的一种舞姿。《观胡人吹笛》、《猛虎行》描写了西域人吹笛。《司马将军歌》：“羌笛横吹阿亸迥，向月楼中吹落梅。”“梅花落”是胡笳曲，“阿亸迥”也应当是一种汉化了的西域乐曲。《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中的“春莺啭”就是西域乐师白明达所写。李白自己也会西域歌舞，如《东山吟》：“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金冠。”“青海舞”也是一种西域歌舞。在李白诗歌中写胡姬的不少，如《前有樽酒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少年行》：“落花踏尽归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从西域传来的珍禽异兽、奇花异卉、珍宝玉器也采入了李白诗歌。如《天马歌》描写了来自西域的汗血宝马。《秋浦歌》其三：“秋浦锦鸵鸟，人间天上稀。山鸡羞渌水，不敢照毛衣。”“锦鸵鸟”就是来自西域的鸵鸟。《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郁金香和琥珀都来自西域。据笔者粗略统计，李白诗中涉及西域风物的有45首之多。
李白描写月的诗歌很多，提到月的诗有三百余首。在李白心目中，“月”是光明和圣洁的象征，对月有一种特别的崇敬和热爱的感情。他的胞妹名月圆，儿子的乳名为明月奴，女儿平阳的意思也是月。李白爱月与他受西域宗教的影响有关。西域流行祆教，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唐朝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在长安、洛阳及河西走廊等地都有祆祠。祆教崇拜光明，崇拜火光、日、月、星辰。李白对月的崇敬和热爱的感情，与来自西域的祆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如天马行空，如白云舒卷。这种诗歌风格之形成，与他的父亲从西域游牧民族那里带来的那种豪放、侠爽、刚健之气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李白是一位站在时代潮头，有超前意识的伟大诗人，自幼又受西域文化之影响，因而他能很敏锐地捕捉到西域乐舞中新奇的旋律和美妙的韵味，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西域音乐的风格粗犷豪放，一般是“多急拍，声诗多合俗舞，繁声、缠声极盛”。急拍可造成热烈欢快的气氛，以应和动作迅急的舞蹈。繁声也指“促拍快唱之声”，缠声指本腔之外的花腔。西域的舞蹈豪放矫健，如《胡旋舞》和《胡腾舞》，挪腾跳跃，急转如飞，激越活泼，动人心魄。唐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云：“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瞠目，横笛琵琶遍头促。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棺轻花下红烛……”白居易《胡旋女》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段安先《乐府杂录》云：“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从这些诗歌中描写的西域舞蹈，节奏和旋律非常急促而矫健，回旋腾跃，飘忽不定。李白喜爱西域舞蹈，不仅观赏而且自己也能舞，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必然产生影响。他的诗歌韵律节奏富于变化，就是受到了西域音乐舞蹈之影响。如李白的《天马歌》是写来自西域的天马，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到受西域乐舞的影响，采用三、五、七言的句式，韵脚多次变化，节奏很快而不规则，以这样新奇的旋律来抒发他内心的愤懑不平。《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行路难》、《长相思》、《梁园吟》、《梁甫吟》、《远别离》等乐府歌行，节奏和韵律活泼多变，忽而急促，忽而舒缓，急促时有如西域舞蹈那样，急转如飞，动人心魄。美国艾龙先生说，李白诗“多变的韵脚和不规则的节奏，是和唐代中亚音乐有关系的”。
李白词之真伪一直争议不休，笔者以为李白创作的词应是“百代词曲之祖”。他的这种创造也是受西域乐舞之影响。西域音乐最初传入中原时有声无词，随着西域乐舞的普及，乐工歌伎们将诗人新作与民谣填入曲中歌唱，这就刺激了词的产生。《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西域乐曲形式多样，节奏较快，传统的五言、七言诗难以适应，故而打破五言、七言句法，写出便于歌唱的长短句，这就是词。李白为西域乐曲作词有《摩多楼子》、《舍利佛》，不过这还算是五言诗，不是长短句，真正的词作是《菩萨蛮》、《忆秦娥》。李白的好友崔令钦所作《教坊记》载有当时流行的词调，其中就有《菩萨蛮》。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曲子词中，也有《菩萨蛮》这一曲调，就是从西域传入的乐曲。李白善于从西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完全可能依曲调填写《菩萨蛮》。其词意境宏大，情感深沉，达到了高浑纯熟的艺术境界，故被尊为“百代词曲之祖”。
中华文化是包容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文化。西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李白的父辈从西域而来，他又遍游祖国各地，接受了各地域文化，包括西域文化之精华，故而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闻名中外的伟大诗人。
结论 中华多元文化孕育了李白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大文化。由于地域辽阔，各地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各有不同，因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吸收、碰撞、融合，推动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孕育出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
李白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孕育出来的伟大诗人。他青少年时期在蜀中度过，巴蜀文化对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后来又漫游祖国各地，先后接受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白父辈从西域而来，也接受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李白正是接受了各地域文化之精华，才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们在看到巴蜀文化对李白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他地域文化对李白的影响。如果李白不出巴蜀，仅仅受巴蜀文化的影响，或许难以成为伟大诗人。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借助于交流。如果一种文化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与另外一种文化交流，或者摩擦、碰撞，它就会僵化，失去发展动力而自生自灭。中华文化正是在各地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碰撞中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文化交流的具体代表就是特定的文化人之间的交流。在特定地域文化中成长的人，如果仅仅接受本土文化的熏陶、哺育，不外出与其他地域文化接触，不亲身生活在那种文化环境中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民间生活，只凭书本间接的了解，是不可能接受其深远影响的。或者说，在盛唐之世，全国统一，天下太平，已经打破了地域文化的局限，无论原生于哪一地域的哲理学说、文艺创作，都可以足不出户接触到，吸收到，但这种接触必定是间接的，书本上的，与直接到它的原生地去亲身感受那种地域文化的熏陶，是大不一样的。
曾有人说过：“四川人关在盆地里只能是条虫，冲出盆地才能成龙。”在巴蜀历史上有不少名扬天下的杰出人物，都是从盆地走出去，与异地文化交流，而大有成就。李白的好友魏万说：“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他举出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等人。唐代以后还有杰出的文人学者如苏轼、欧阳修(生于绵州，幼年随父母离蜀)、杨慎等；现代有巴金、郭沫若、沙汀、艾芜……这些人都是走出巴蜀后，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之中，虚心体悟，兼收并蓄，广泛接纳各种文化的长处终取得伟大的成就。
李白生活在大一统的唐代。隋唐以前，我国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南北文化在相对隔离状态中各自发展。隋唐实现大一统，特别是在盛唐时，疆域空前辽阔，西至中亚，东至大海，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安南。唐朝初期的一百多年，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各个地方的人外出旅游十分方便。杜甫有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漫游各地，成为当时文人的一种风尚，这也促进了文化交流。李白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他有大开放的博大胸怀，有涵盖广阔的大家风范，他漫游全国各地，广泛接触，亲身感受各地域文化。他善于兼收并蓄，汲取各地域文化中最健康、最鲜活的文化因子，然后熔铸成他那“垂辉映千春”的伟大诗篇，因而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空前辉煌的成就，成为盛唐时期诗歌王国中的一座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