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出生于西蜀，从小受巴蜀文化的熏陶，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虽没有杜甫那样直接，那样密切，但仍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由于中原文化的正统性、辐射性的特点，在中华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看，早在3000年前巴蜀就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礼器、酒器的青铜铸造技艺和玉器制造工艺。秦灭巴蜀后，“迁秦民万家实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秦国多次从中原移民到巴蜀，带来了中原文化。汉景帝至武帝时，文翁为蜀郡守“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文翁在地方办学，学习儒家经典的办法，汉武帝在全国推广，“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文翁办学意味着巴蜀接受了中原文化，“学比于齐鲁”，也就是说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缩小，开始融合。也可以说在秦汉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帝国之后，由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巴蜀文化不再具有地域与民族的双重独立性，而是中华文化这个大系统中一支有地域特色的子文化。李白二十五岁之前都是生活在巴蜀，这时的巴蜀是统一的唐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唐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巴蜀，派遣元老重臣来治理。唐太宗派“十八学士”之一的高士廉，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十分重视教化，推崇儒学，大兴学校，“又因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令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蜀中学校粲然复兴”。后来他的儿子高履行，又在“显庆元年(656)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先是士廉居此职，颇著能名，至是履行继之，亦有善政，大为人吏所称”。由于中原文化的正统性和强大的辐射性，生长在大一统的盛唐时期的李白，虽身在西蜀，仍然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如果说李白在巴蜀是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那么他后来是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李白曾两次入长安，多次到洛阳，“十载客梁园”(《书情题蔡舍人雄》)，“我家寄东鲁”(《寄东鲁二稚子》)，他还北游晋阳、幽州，中原大地遍布他的足迹，特别是他安家于山东沙丘(从兖州出土的北齐碑刻证实沙丘就在兖州)二十余年，这里距孔子故乡曲阜，孟子故乡邹县很近，可以说他就生活在儒家的发祥地，鲁文学的核心地带。《汉书·地理志》说：“鲁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是以其民好学，尚礼义，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稍微，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李白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生活，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白与杜甫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以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接受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君爱民，忧国忧民，积极进取，为社稷苍生而建功立业。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以及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李白杜甫诗中的的主旋律。杜甫早年的志向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到临终，仍在惦念“公孙仍持险，侯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始终如一，“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苏轼说杜甫“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杜甫不仅自己忠君爱国，忧国忧民，还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可见忠君爱国之情已成为杜甫生命的一部分。
李白的许多诗中也表现出儒家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他离别故乡时高唱：“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他怀着“四方之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实现其宏伟的济世安民的志向。他的政治理想基本上是儒家大同思想，再加上道家的无为而治，使百姓安居乐业，官吏清正廉洁，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他为实现这个理想，终生奋斗不息。当玄宗下诏请李白进京时，他兴高采烈，以为辅佐帝王、安邦治国的理想即将实现。入宫以后，看到了上层统治者的腐败，他的治国安民的宏伟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只得离开朝廷，但他积极入世之心并未泯灭，总希望能为国建功立业，写了不少关心祖国命运，渴望为国效力的诗篇。“安史之乱”发生，国难当头激起他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投入了永王幕中，但是救国之志未能实现，反倒成了李氏兄弟争夺帝位的牺牲品，被以“附逆”的罪名投入监狱，后被流放，李白被赦后，他那一颗忠君报国之心还在燃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那时他年届花甲，贫病交加，穷愁潦倒，还要去投入李光弼帐下，参军平叛。笔者以为，尽管李白的思想很博杂，但儒家的积极入世、忠君爱国的思想才是李白贯穿一生的主导思想。有外国学者认为李白与杜甫不同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是“主体者即责任承担者参与其中为最终目的”，而李白是异族人，是中华大地上的“客寓者”、“旅人”，“不是持久的责任承担者”，“济世安民不是他的终极的理念意识”。把李白说成对国家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外来的旅游者，是非常荒谬的。事实上，李白与杜甫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诗人。
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原文化崇实、质朴的传统。他们都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主张继承《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主张情辞相副、文质兼胜；都倡导清新、质朴的风格，反对虚夸浮华，雕饰绮靡的文风。
众所周知，杜甫是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敢于直面人生，善于用写实的手法，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反映民间疾苦，客观地描写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实际问题，所以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史”正是北方中原文化的特点，“史重人事，长于征实”。杜甫的诗正是“重人事，长于征实”。他从现实出发并忠实于现实，对现实中的民生大事作真实客观的描写。
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也有现实主义的诗歌。他对《诗经》十分推崇，并以继承《诗经》的优秀传统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这首表现李白文艺思想的诗，说明李白是奉《诗经》为正统，以孔子为榜样，竭力主张恢复《诗经》的正声，遏止背弃《诗经》传统的颓靡文风，提倡诗歌要反映现实。这都说明李白是以继承和发扬中原文化淳厚质朴纯真的优良传统为己任的。
李白、杜甫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受到了占正统地位的中原文化的影响，都是中华文化的杰出的代表。这就是他们的共同性，也是他们深厚友谊的基础。
第三节 李杜异同的地域文化原因
李白与杜甫又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对李白杜甫相异的比较已经有不少的论述了，笔者曾在《李杜异同与地域文化》中提出：“李白、杜甫由于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地域文化熏陶的不同，因而在思想、性格、创作风格方面产生差异，形成各自独特的个性。”葛景春先生也说：“李杜诗歌风貌之不同，除了其时代因素之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少年时所受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以本地域文化为底色，对全国其他地域文化甚至于外来文化做了博采与融合，使其诗歌既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又有中华大文化的丰富多彩。”他提出的“底色说”十分生动形象。也有学者认为：“以地域关系区分文学派别，本来无可非议，不过只适宜用于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的时候，如南北朝时便是一例：北朝多产经师及散文家，而南朝多产诗人……自交通便利政治统一以后，以地理作区分是靠不住的。”在政治统一、交通便利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地域文化的差异？笔者认为，即使在政治统一、交通便利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的文化差异仍然是存在的。文化的内涵是非常纷繁复杂的，文化的结构也是多层次的，大致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四个层次。一般地说，物质的、有形的改变较易，精神的、无形的改变较难。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各种统一的制度，甚至强行推行一种思想，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但是，由于中华大地十分辽阔，各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相异，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因而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也就不同，要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制统一是不可能的。汉武帝“独尊儒术”，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办学，意味着巴蜀接受了中原文化，“学比于齐鲁”，可以说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缩小，开始融合。但中原文化并未代替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的独特性在盛唐时期仍然存在，本书第一编第四章中已有详细论述。
隋唐时期的洛阳仍然是中原文化的腹心地带，是全国传播儒家文化的中心，与巴蜀显然存在着地域文化的差异。
李白思想的博杂，不遵礼法、蔑视权贵、豪迈不羁、大胆叛逆的人文性格以及诗歌创作上富于想象，善于夸张的浪漫主义风格都可以从巴蜀文化中找到其根源。杜甫终身追求儒家的政治理想，他的性格是儒家提倡的“温良恭俭让”，与李白的叛逆性格显然不同，他的创作风格是质朴的现实主义。这是因为他青少年受的是正统的中原文化的熏陶。
弗洛伊德说：“儿童期经验是成人个性区别的根本来源。”郭沫若也说过：“一个人在年轻时的可塑性最大，一个人要成为什么，主要就在年轻时的教育。”因为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性格形成的时期，一旦定型，很难改变。也可以说，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本地域文化的熏陶，犹如在白纸上打上了一道底色。正是有这一道底色，使他们存在着个性差异，在性格、思维模式和创作风格上各不相同。
当然，形成诗人个性特征的因素是复杂的，即使受同一地域文化熏陶的诗人也有其个性，这还有时代背景、家庭教育等因素。不过，诗人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应当是形成这个诗人个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评价一个诗人或诗派时，不能不研究其地域文化的影响。
应当看到，李白与杜甫并没有局限于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本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都曾经漫游天下。李白走出巴蜀，到过荆楚、吴越，然后走向北方。杜甫在北方生活，曾漫游过吴越，后来入蜀定居，最后去世于楚地。正因为在漫游过程中接受了各地域文化之精华，才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伟大成就。如果他们仅仅接受本地域文化的熏陶，而不汲取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或者说仅仅只有一种底色，就不能够出现绚丽多彩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