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人神秘诡异的思维产生了原始巫教。西汉初期黄老思想传入巴蜀。东汉顺帝时，沛国(今江苏)人张道陵在西蜀的鹤鸣山、青城山修道。《神仙传》记载：“初，(张)天师值中国纷乱，在位者多危……方退身修道，十年间已成道矣。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先时蜀中鬼魔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疫疠，生久罹其害。自六天大魔摧伏之后，陵斥其鬼众，散居西北不毛之地，与之誓曰：‘人主于昼，鬼行于夜，各有司存，违者正一有法，必加诛戮。’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并天师誓鬼碑石。”张道陵一方面改造巴蜀的原始巫教，收服巫教信众，吸收巴人重鬼、蜀人重仙的思想，同时又吸取阴阳五行、黄老思想，以《道德经》为经典，自撰《老子想尔注》，删损《道德经》，将老子神化，尊其为“太上老君”，奉之为教主，完成了从哲学的道家到宗教的转化，创建了原始道教，在巴蜀及汉中设立24治(教区)，入教者需出五斗米，因此又称五斗米教，教徒尊张道陵为天师，又称天师道，巴蜀成为道教的发源地。经过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的传教，道教在巴蜀、汉中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张鲁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汉中政权，废除官吏，以祭酒为治；废除严刑峻法；设立义舍，备有米、肉，供行旅之人免费住、吃。张鲁统治汉中近三十年，政局安定，受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拥护，史称“民夷便乐之”，其势力十分强大，影响深远。在汉魏之际，巴蜀的天师道成为全国道教的主干，而在道教的发祥地更是道风千年未沦落。直到李白生活的唐代，李唐统治者为神化其统治地位，攀附老子为其先祖。特别是唐玄宗对道教格外尊崇，蜀中的道风更盛。唐人写的《隋书·地理志》说，巴蜀“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
道教信奉“自然、无为、重视生命的修炼和永恒”。崇尚玄学，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自由不羁，张扬个性，提倡及时行乐，追求空灵飘逸。这些道教的思想理论深刻影响了巴蜀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突出特色。可以说巴蜀的雄奇秀丽的山水和历史、文化孕育了道教的产生，而道教也丰富了巴蜀的地域文化。
巴蜀人富于想象的思维方式与道教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巴蜀的文学艺术，造就了想象奇特、夸张、虚构的浪漫主义的表现风格。前述巴蜀的神话传说就是原始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到汉代，巴蜀诞生了全国一流的文学家、辞赋家，领导文坛数百年。苏轼说：“文章之风，惟汉为盛，为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为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谢范舍人书》)西汉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东汉的李尤都是蜀中著名的辞赋家。可以说巴蜀是中国词赋文化孕育的圣地。司马相如说，辞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答盛览问作赋》)。辞赋铺张扬厉，文采瑰丽，想象奇特，气势豪放，成功地应用了夸张虚构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这也影响了以后的巴蜀文学家。巴蜀文化孕育出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诗人，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可见对中国文学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李白接受巴蜀文化的影响
李白生于巴蜀，二十五岁才离开巴蜀，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巴蜀度过的。弗洛伊德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儿童期经验是成人个性区别的根本来源。”郭沫若说：“一个人在年轻时可塑性最大，一个人要成为什么，主要就在年轻时的教育。”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气质基本形成的时期，青少年时期接受的影响是终身难以改变的。李白自小就接受巴蜀文化的熏陶，他的思想、个性、气质和诗歌创作风格，都深深地打上了巴蜀文化的烙印。
李白的思想博而杂，显然是受兼容性、开放性很强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如上述，巴蜀文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显著特点就是“杂”，也就是兼收并蓄、杂采众家之长。这对李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学习的内容十分博杂，“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十五好剑术”，可见李白少年时代并不像北方士族的子弟那样专攻儒家经典，而是纵览黄帝以来的数千年历史，横观诸子百家的学说，既学文，又练武，“六甲”可能是道教书中的“奇门遁甲”之类，“奇书”应当是赵蕤的杂采群言，融汇百家的《长短经》，李白“依潼江赵征君蕤……从学岁余”。《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此时李白十五六岁，拜赵蕤为师，其教科书也就是这本刚写好的《长短经》，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奇书”，但绝不会是正统的儒家经典。正因为李白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拘于一家，而是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因而形成他思想的博杂。关于李白思想究竟属哪一家？争论很大，有法家说，有儒家说，有道家说，有内儒外道说等，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李的思想……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葛景春说：“李白思想有个显著的特点——杂。”“各种思想在他上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笔者赞成这种看法。李白思想“杂”的特点其形成原因，正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复合型、杂交型的巴蜀文化氛围之中，所受的教育就具有“杂”的特点。这种“杂”使他能吸收各家之长，开阔眼界，解放思想，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
李白富于叛逆的人文性格，正是受了巴蜀文化的影响。李白以司马相如、扬雄为楷模，特别是受他的老师赵蕤影响很深，而这些人都是不遵礼法，蔑视权贵，豪放不羁，特立独行，离经叛道之人，在这些人思想的影响下李白形成轻慢礼法，蔑视权贵，“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性格。他希望做帝王之师，而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不愿意做皇帝和当权者的奴才。他要求保持独立的人格，少年时写的《咏石牛》“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后来他又自称“不屈己，不干人”。“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与他同时代的任华说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唐代人传说：“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他敢于抨击和讥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对于炙手可热的宦官大头目高力士敢于让其脱靴，更不把贵妃王公贵族放在眼里。
风景如画的李白故里，是道教的发祥地，有许多道观和修炼的道士。道教崇尚自然，道观大多选择在风景秀丽的群山之中。在李白家对门有座紫云山，他自述：“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邱山居》)紫云山又称紫山，因峰峦俊秀，林木茂盛，常有紫色云彩郁聚其上，故有此名。唐代时山上有道观，香火很旺，是闻名遐迩的道教圣地。李白隐居读书的大匡山、小匡山、戴天山、太华山都有道观。太华山有三峰状如华岳，与大匡山为同一山脉，两山紧紧相连，在唐代也是道教名山。据《龙安府志·人物》云：“唐，毛真人在太华山修炼，道成仙去，今太华观乃其遗迹。”在戴天山南面有乾元山金光洞，唐宋时期是道教圣地，至今尚遗存着几十尊宋代的道教石雕神像。与大匡山遥遥相望的窦圌山，早在南朝梁时就有道观。据五代杜光庭《窦圌山记》：“绵州昌明县窦圌山真人窦子明修道之所也。西接长冈犹可通车马；东临峭壁，陡绝一隅。自西壁至东峰，石笋如圌，两崖中断，相去百余丈，跻攀绝险，人所不到。其顶有天尊古宫，不知始建年月。”距李白故居仅二十多公里的绵州西山仙云观、玉女泉，隋唐时期也是道教圣地，至今尚保留着隋唐的道教摩崖石刻，也是我国最早的道教造像。与江油相邻的梓潼七曲山大庙是著名的道教神祇文昌的祖庭。
李白生长于道风一直很盛的道教发祥地，从小就受道风的熏陶。他自称“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少年李白就经常到道教圣地，游道观、访道士，沉浸在道风之中。紫云山就在他家对面，他肯定在年少之时就上紫云山拜道教的神灵。后来他隐居大匡山，与既是隐士也是道士的东岩子“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他还不止一次上戴天山寻仙访道，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李白曾到与大匡山相邻的太华山寻仙访道，写下了《寻雍尊师隐居》、《太华观》。《方舆胜览》记载：“李白《题窦圌山》：‘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又《送窦主簿》诗：‘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窦子明名圌，隐此山，故名。”李白与窦圌山的道士交往很深。此外，李白年轻时“往来旁郡”，寻仙访道。如江油(今在平武南坝)的县尉是“焚香读道经”的好道者，李白跋涉百多里前去访问，写了《赠江油县尉》。唐代的峨眉山还不是佛教道场，而是道教名山，至今峨眉山上还保存着一通唐玄宗下诏保护山中道教的碑刻。唐代著名的道士、医药学家孙思邈就曾在峨眉山中炼丹，至今还有药王洞遗迹。青年李白上峨眉山寻仙访道，写了《登峨眉山》，展示了远绝尘寰的神仙境界，表达了“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云”的成仙得道的愿望。
由于李白从小受道风很盛的巴蜀文化之影响，与道教有了密不可分的机缘。道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精神气质、生活道路和诗歌创作风格。李白出蜀后，在江陵遇到当时最有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夸奖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序》)，后来贺知章第一个称他为“谪仙人”。他的精神特质以旷达、风流、洒脱的道家风范著称。这与他从小就受道风的熏陶是分不开的。道教崇尚自然，提倡及时行乐，追求超凡脱俗，空灵飘逸。李白的生活道路也深受道教影响，他不同于当时知识分子走科举之路，而是走入大自然，在道教名山寻仙访道，广泛地与道士交朋友，利用道教的关系网，打通从政之路。后来终于通过道士吴筠、玉真公主的推荐，以“素蓄道义”之名声，被玄宗召入皇宫。入京后，他发现玄宗已经昏庸，不可能实现其政治理想，毅然放弃，出京后不久，在山东接受道录，成为正式的道士，再一次过着闲云野鹤般的道士生活。
道教深深影响着李白的诗歌创作风格。道教中那些神奇浪漫的故事，飘逸的瑰丽的仙境，正好为李白提供了浪漫主义的文学素材。李白的诗歌豪放飘逸，“壮浪纵自态，摆去拘束”，“飘然而来，忽然而去……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充满了神仙之气，故号为“诗仙”。
在研究道教对李白影响很深的原因时，不仅要看到李唐统治者特别是唐玄宗大力提倡道教，还必须注意到李白从小生长在道风特盛的道教发源地。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时代的杜甫受儒家影响很深，王维受佛教影响很深。这只能从他们所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不同来寻找原因。
巴蜀的文学前辈的生活道路与文学创作也深深地影响着李白。词赋是古巴蜀文化的特点之一，西汉时期巴蜀出了三大汉赋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他们创作的汉赋成功地运用了夸张、想象、虚构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李白从小就仰慕司马相如、扬雄，在他的诗中提到司马相如的有18处，提到扬雄的有12处，他说：“余少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游庐山序》)到十五岁时已经能“作赋凌相如”了。《拟恨赋》、《明堂赋》、《大猎赋》就是他在蜀中创作的，这些赋对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当时的名人苏颋读了他的诗赋，夸奖鼓励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这使他更加奋发地向本地文学前辈学习，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浪漫主义手法，充分汲取汉赋铺张扬厉、气势恢宏的特点，而成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