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是李医生值夜班，他检查后说：“伤口长而深，可能伤及较大的血管、神经、甚至肌腱，我一个人很难完成，你能否帮助我？”我说：“没问题，我帮你。”他又对家属交待说：“我们会尽到责任，努力把手术做细致，万一肌腱功能恢复欠佳，留下什么后遗症，可不能怨我们。”家长说：“你们放心，她爸爸是解放军，我们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感激还来不及呢！”我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达到予想的效果！”她连连说：“谢谢！谢谢你们！”可是，在手术室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正当给孩子麻醉上好，清创结束准备缝合时，突然停电了。停电的事经常发生，办公室和病房备有腊烛照明，手术室也有个小发电机可用，问题是机器坏了还未修好。只能用手电筒代替，护士打开两个手电筒，光线仍然暗，还看不清楚，我说：“李医生！我们两人嘴巴再咬住一个手电筒，会更加有的放矢，得心应手。”他说：“行，我们现在只能随机应变，求得万无一失。”就这样坚持了半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我的下颌都不能动了，酸痛了几天，值得欣慰的是患儿伤口一期愈合，没有任何后遗症。女儿的爸爸是个团级干部，回家探亲时还特地到医院来表示感谢。这使我想起歌德的一句名言，你若要喜爱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这促进我更加热爱医生这个崇高职业、并忠于职守。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人民灾难的一年，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使十二亿人民万分悲痛，总理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那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欧阳医生去参加了县城举行的类似天安门纪念活动的扫墓仪式，带回一本小册子，大家争相传阅。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一个看到。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一首诗词：“周总理逝世我们痛心，毛主席健在我们安心，邓小平翻案没有野心，赫鲁晓夫人物要防戒心。”内心对作者的崇敬之意油然而生，可是，这次扫墓活动很快也被定为反革命活动，并且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排查：你单位有谁参加这次反革命活动？有没有反革命传单？等问题，医院也不例外。然而，当上级派人员来医院追查时，全院职工不约而同，矢口否认。都说：“我们都忙着上班，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没有人去参加过什么活动。”“没有见过什么反革命传单。”最后，郝院长故意指桑骂槐地说：“是谁无中生有？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一无所获，只好不了了之。毛主席说得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人心来不及平静，紧接着又传来朱总司令去世的噩耗，亿万人民痛上加痛，真是惊天动地，继而唐山发生大地震，正在抗震救灾的艰难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仙逝了。广播里传来的声音，我好像第一遍听到的还是总理，很是好奇，第二遍听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然而，中南海的事小小老百姓哪能知道！毛主席深谋远虑，“你办事我放心。”这一句话，摧毁了“四人帮”篡权的美梦，把华国锋同志推上了中国领导的最高位置。在叶剑英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中国十年之久的混乱状态。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无论大小城市，还是广阔农村，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人喜笑颜开、处处欢声雷动。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是祖国的春天，是人民的春天，是大地的春天。红红的太阳像个害羞的姑娘，时而躲进那飘浮的云簇。万物都在吐露生机，苍翠欲滴的青松正在抽枝拔节换新叶，一朵朵金黄色的宝塔状花冠耀眼夺目，将松林装饰的更加庄重而美丽；南山坡的麻栗树已吐出黄绿色的嫩叶，叶腋间垂挂着柔软的花朵，像一条条金色飘飘然的丝带；北山洼的杉树新长的枝叶呈放射形向外伸展，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派；桃花红、梨花白，彩蝶在纷飞，蜜蜂嗡嗡叫，路边野蔷薇花芳香扑鼻；竹林里的鸟雀在枝头呼朋引类，画眉鸟清脆宛转，别具一格的鸣叫，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边雨后春笋即将破土而出。景色如此迷人，自然界一派阳春三月好风光，不会再有倒春寒来袭击了吧！经受了数九寒冬的人是多么热爱春天的温暖！工作了十七个年头，总算能加工资了，这是“文革”中想都不敢想的事，并且明文规定，中专生调七元。吴秀娟没有学历，只能调四元，她工龄比我长，工资反而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却说：“吃饭穿衣看来方，多就多用，少就少用，我的那一位也加七元，每月增加十一元钱，宽裕多了，我们这些人，对物质生活很容易满足。”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吴秀娟这么豁达大度。文化大革命把人的思想全搞乱了，派性斗争从公开转为潜伏、明争暗斗不断升温，自由主义泛滥成灾，很多人之间都是面和心不和，甚至是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例如这次加工资，全县医务人员有三个名额加给有突出贡献的人，我院分到一个。这是大好事，对照政策，毫无疑问应该加给庄主任。可是，前面有好几个人发言，提议加给一个工龄不长的临时工，这明明不符合政策规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看穿某些人的意图，他们也并不想加给这个被提名的人，而是想着宁可把这个指标作废掉，不愿加给庄主任。这种人是妒忌心作祟，把有才智、有成绩的人视为忌妒的对象，以有所剥夺为快乐。这样一来，怎么能树立正气、调动积极性呢？想到此，我立刻举手发言：“上级领导能给我们医院一个选优加工资的指标，是对我们医院工作成绩的肯定，对我们大家的关心，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对照政策规定，我认为庄主任最符合要求，无论是政治表现、业务水平、工作成绩和较长的工龄，他都占优势，加给他比较恰当。”我的话讲完后，会场一片寂静，好长时间后，仅有一个外科医生支持我的意见，说话还吞吞吐吐的。尽管如此，我很坦然，觉得自己凭良心说了该说的话。当工资批下来后，庄主任非常兴奋，给大家发喜糖，我口含着甜甜的糖块，觉得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话是有道理的。
邓小平老革命家的复出符合亿万人民的心声，他的雄才大略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十年“文革”，百废待兴，拨乱反正，任重道远。我们十分理解，我们耐心等待。终于等来了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从此以后，政治上我们家不再低人一头，经济上也翻了身，补发了抚恤金，而且是，母亲有了遗孀生活补贴费，还给弟弟安排了工作，全家真是感恩戴德，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报答党的深切关怀。真是好戏连台，作为热衷于科研的林志远，终于也盼来了科学的春天，他被调到地区搞科学研究工作，我也随之调进这城市的一个医院工作。巧的是那位再次被拉下马的县委副书记，已调任地区副专员，真为我的女同学高兴。他乡遇故知，我俩情真意切、无话不谈。
京江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是一个神经精神病专科医院，曾经收治了一百多名战争创伤性精神病人，他们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官兵，个别的还是高级指挥员。由于战争创伤，完全失去记忆力。不知家在何处？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经过长期治疗，大部分都已痊愈出院，返回家园与家人团聚，也有病死于此的。还有二十多个人至今还住在医院，由政府拨专款专用，给这些革命功臣享受优厚待遇。可是，他们的记忆仍然凝固在那浴血奋战的岁月里，心目中只有艰苦奋战，解放全人类的概念，不愿吃好的饭菜；衣服破了自己打上补丁，给他换上新衣物，还盯住护士长说：“把衣服还来，我不是地主，不可以没收我的财产。”给他们水果和营养品也不要，护士长无可奈何，假装生气，板着脸说：“这是政府发给你们的慰问品，谁敢不要，就是违抗军令！”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个概念在他们脑海里是根深蒂固，慰问品是对有功人员的奖赏，似乎心里还明白。于是乎，立刻排列好整齐的队伍，毕恭毕敬行个军礼，再领回自己那份物品，见此情景，谁能没有疼惜怜爱之心？院方尽最大努力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过去是每周放电影，八十年代是大彩电天天转播。可是，始终不能唤醒他们的正常思维。由于各人当兵后受伤的时期不同，因此，凡是看到战争故事，他们就为谁是总司令争论不休，“我说是朱德！”“我说是彭德怀！”“朱德！”“彭德怀！”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在他们的心目中，老一辈的革命家永远健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医院所处地理位置在市中心的优势，确定了医院发展方向是：成为设备先进、具有精神神经专科特色的综合性医院。我办理调动时，正是医院需要人才之机，就顺利进入了这个医院。
站在街上朝医院看去，首先进入视线的是新建的八层门诊大楼，雄伟地耸立在一个不大的园场后方，而园场中心有一尊高达三米的白求恩塑像，令人肃然起敬，雪白光亮的楼墙上，二排红光闪闪的字吸引你向它走去，“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当人们辞别了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的岁月后，重新见到他老人家对白求恩这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崇高评价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对于我们医务人员来说，白求恩永远是学习的楷模，“两个极端”始终是衡量自己工作的两把尺子；对于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来说，无论从办院思想、服务质量各方面来分析引证，都发挥的淋漓尽致；对于就诊患者来说，特别是熟读“老三篇”的中老年患者，触景生情，陡然会对这个医院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年轻的尹院长这一独具匠心的设计，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亲眼看着这幢建筑拔地而起，又装饰的光彩照人，美化了整个医院的形象。在八十年代初期，是令其它医院羡慕的一项硬件设施，难怪同行们感叹地说：“真是先长的眉毛不如后长的胡子！”
一楼的候诊大厅里设有挂号室、收费处、药房、化验室、急救室等，两侧的宣传栏里内容丰富，首先是就诊须知，也有每天更换的报纸杂志，还有卫生保健知识介绍和院内的科研信息、好人好事，更有病人送来的表扬信。穿过大厅往里走，通过传达室便进入住院部。左右两棵雄壮的宝塔松生机昂然、郁郁葱葱，无声地告诉人们医院历史已久。病房有排列整齐的四幢三层楼房组成，一看就知道是五十年代的建筑物，间距较大，有利于绿化，水泥路旁是修剪整齐的瓜子黄杨绿篱，每个花园里都有小亭台供病人休息，也有假山和喷泉，鹤寿万年的雕塑和喷泉组合在一起，令人心旷神怡。四季鲜花盛开，春天的迎春花、海棠花、桃花、樱花争相斗艳；炎夏的荷花、并蒂莲冉冉开放，在喷洒的水珠中更加娇美动人；秋日金黄色的桂花，香气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一盆盆菊花色彩各异，艳丽多姿；冬天的腊梅花迎风傲雪，清香诱人。病人常说：“到了这个环境，病就好了三分！”
高尔基说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确实如此，时间，我曾经度日如年，也曾为它悔之晚矣！而当我沐浴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阳光雨露生活时，时间在飞奔。弟弟、妹妹都成家了，孩子们也长大了。我和林志远各忙各的事业，他在全国性科技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并获得了几项科技成果奖，当他取得显著成绩时，我会由衷之言以致祝贺。每当他得意洋洋问我：“星儿，你爱不爱我？”我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搪塞：“都老夫老妻的了，还谈什么爱不爱的，不觉得难为情？”扪心自问：我对他只有包容和友情，没有爱情。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可我无论如何都调动不出像对待李旭斌那样的情感。他是否真正爱我？只有他心里有数，起码是并不深切。有一次，我借用了公家买给他用的自行车出去办事，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了。当他看到我一拐一瘸地推着车子回来时，开口便问：“车子搞坏没有？”根本不关心我的痛痒，好像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根本抵不上一辆自行车。这比用“我和你母亲同时掉进河里，你先救我，还是先救母亲？”这种无聊的测试题灵验多了。我把答案记在心里，也不生他的气，何必拿别人做的错事来惩罚自己呢？我从不在外人面前说他的不是。因为当众数落自己丈夫的女人，是世上最愚蠢、最无能的女人。我也从不提及他的错事。我认为那种抓住对方的小辫子、经常提提背景、把对方捏在手里的做法是消极的，只会使婚姻进入冷战状态，二人一齐走进死胡同。我想，既然要想维持这个家，就得宽宏大量；既然原谅他的过错，就得翻过那一页，看眼前的这一页。否则，苦涩的味道将弥漫在各个角落，岂不是自寻烦恼吗？不利于家庭和睦，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还不利于子女的成长，更不利于专心致志搞好工作。婚姻需要忍耐，持之以恒的忍耐。他忍耐我心中有李旭斌，我当然要忍耐他。他的初恋情人名字里有个菊字，每年秋天，他都会买一盆菊花回来，我也会心照不宣欣赏它、养护它。在所有人眼里，我们是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有时我想：一个没有爱情的家庭能经营到如此地步，实属少见。毕竟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没有爱情，总存在亲情吧！孩子是感情的纽带，为了孩子，我们珍惜这份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致力于维护这个家庭。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古人说家和万事兴是很有哲理的。因为家是一家人的归宿、是相依为命的小集体；又是孩子们成长的摇篮、幸福的乐园；家意味着一种责任，不仅仅是夫妻二人，还有双方父母和需要共同扶养的子女。家对社会而言，是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就像人体的一个细胞。它必须是健康的，如果有一个或多个细胞坏死，就会影响人的生命。所以，如果很多家庭都处于打打闹闹、风雨飘摇、甚至于是破碎支离的状态，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安邦治国、欣欣向荣、民富国强。处理家庭矛盾，必须坚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原则。在自身多找找毛病，不要遇事就指责别人，好像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要多作换位思考，要宽容大度。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千万别为一些小事纠缠不清，摆出个不弄清水落石出决不罢休的架式。这样经常争吵，会伤透双方感情，如此日积月累，导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婚姻危机。家庭战争的火焰还得自己来扑灭。这又何必呢！还是多回忆回忆热恋的甜蜜、温馨而浪漫的往事，再看看进入甜美梦乡的孩子。也许，你就不会一意孤行了。
我在医院勤奋工作、任劳任怨。与同事相处以和为贵，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一切服从于工作需要，把方便之门留给他人，困难自己设法克服。在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后，我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在组织上严格考察我时，平静的生活中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医院高干病房里住着一个离休老干部范和平，大家都称他为老革命，是晚期癌症病人。四年前因患肺癌，做过肺叶切除手术；两年前因脑部有病灶，又做了一次手术；两个月前，发现脑部有多个转移病灶，上海某医院已经不接受家属手术治疗的要求，建议回当地医院保守疗法。来到本院后，领导特别重视，有主任亲自查房、开医嘱。这位老干部原来是地区的副专员，他的两个儿子如今都在市府的某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儿女们也非常孝敬老人，要求医院不惜代价挽救父亲的生命。前来探望病人的亲朋好友、还有些老人根本不认识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前客让后客，来来往往，病房简直成了接待处。告别时都会留下一个厚厚的红包，很多都是用信封装着，里面的数量可能要以万字为计算单位。各种滋补品每天都收到一大堆，晚上有驾驶员往家运送。这真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话，三十年前是看父敬子，三十年后是看子敬父。主任开医嘱，用的全是些高档药品，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广泛转移的晚期癌症病人，实在难以妙手回春，病情日渐恶化，病人痛苦难忍，麻醉药品已经使用上了。就在这种状况时，不知为什么，主任把病床移交给我管理，虽然感觉有点奇怪，然而，服从工作需要是天经地义的事。接管这个病人后，对治疗有些想法，不过，我仍然尊重主任的医嘱，没有作任何改动。
有一天查病房时，老人断断续续对我说：“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我非常满足了，自己的病心里有数，该见马克思的时候了！”我静静地倾听他的诉说，“我这个病，再好的药也无用，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了！”他喘息未定，又说：“医生，帮个忙好吗？”我忙说：“老领导，什么事你就说吧，我会尽最大努力为你办好所托付的事。”他接着说：“我不想失去尊严，给我实施‘安乐死’吧！我负法律责任，我可以签字，可以立遗嘱。就让我平平静静的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吧！”我惊呆了，原来是要我帮他无痛苦死亡。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特大问题。我真不该斗胆夸海口，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为好。他的儿女们听后，也非常惊讶。你一言，他一句的说：“爸爸，你会好起来的，大家都盼望着你早日康复呢！”“爸爸，你前两次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没事的。”“爸爸，你别胡思乱想，不可以的，我们都不会同意的。”他熬过一阵剧痛后，说：“我不是没有毅力的人，近期内和你们永别已成定局。我不堪忍受这极度痛苦，还有即将用药物和高科技手段延续的生命，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假生命，有损于我的尊严，我不想要。我要履行选择自己生命的权利。这事就这样定了。快拿笔和纸来！”这种权威性的发话，见几个子女都没有动静，在相互递眼色。他生气了，说：“你们谁有孝心就给我去拿来。”停顿片刻，见大家仍然不动，他严肃地说：“老大，我命令你！”大儿子无奈地从皮包里拿出纸笔，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上：我决心“安乐死”。与法律无关。范和平亲笔。并把写好的纸交给我。说：“你去办吧！你答应帮我的。”我觉得自己接在手里的是千斤重担，实在挑不起。而我又无话可说，便心事重重回到办公室。
护士长正在核对医嘱，见我走近她，便说：“高干病房的老爷子，每天的医药费高达二千多元。”我惊讶地说：“这么高？主任知道吗？”她说：“怎么不知道？我向他汇报过，你猜他怎么说？”我问：“他怎么说？”她把双臂往后一背，学着主任的腔调说：“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这种病人用再多的钱都不愁结不到账，该检查的一项都不要遗漏，家属的要求尽最大努力满足。你得跟上形势，有点经济头脑！”还用手指着脑袋转了几圈。我笑了笑，说：“别逗了，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而医生经常会处于十分尴尬和万分无奈的境地。你先看看我手里这张东西吧！”“什么宝贝？”随着这声音，在场的医生、护士都来凑热闹。一个个传阅以后，都惊叹道：“到底是老革命！”“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这可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我说：“是呀！当初老人要我帮他一个忙，我满口答应了，做梦也想不到是这么难办的一件事。其实，老革命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有超前意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个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即使是华佗和李时珍同时返回人世来进行会诊，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自己也说，该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了。”护士长低声说：“可别这么说，这可是他们家的摇钱树！你没有看出来？”此时，他的女儿前来找我，说：“张医生，不允许你给我父亲搞什么‘安乐死’，他是疼胡涂了才胡言乱语的，他革命一辈子，风风光光了一辈子，怎么可以这么个死法呢！他活着一天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幸福。”我劝慰她说：“你放心，‘安乐死’是一个涉及到法律责任的严肃问题，我们不会轻易地单凭病人一向情愿就采取某些措施的。其实，‘安乐死’的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在荷兰、比利时等国家都已经积极立法。而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争论比较大，尚未立法。依我看，当病人身患不治之症已临近死亡，又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让他无痛苦死亡，有什么不好？”护士长说：“人到死时都想活，俗话说，宁在土上挨，别往土里埋。”我说：“我的想法不同，活着，生活要有质量。与其痛苦不堪地等死，特别是那种用药物和高科技维持的虚假生命，真是把钱往水中丢，浪费人力、物力资源，不如选择提前无痛苦的死亡。我要快走到人生终点站时，就立下遗嘱：一捐献角膜；二选择‘安乐死’。”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呀？”觉得不可思议，护士长说：“还早着呢！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大家都做个鬼脸，便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老革命的精神状态日渐衰弱。有一天查病房时，他突然问我：“你什么时候帮我去见马克思？”我说：“老领导，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上。”他诧异地问：“我这几天白等了？我都签字了，你怕什么？”我说：“老领导，你是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我们非常敬重你。我们医生一贯是以救死扶伤为道德责任，保卫人类生命是我们神圣的权利。你要我帮的这个忙，对医生来说，不应当成为解除你痛苦的正常办法。你提出的‘安乐死’，在中国还没有立法。”他说：“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被老革命的精神所感动，耐心地说：“老领导，尽管‘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有利于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也可以减轻很多人为的负担。因为它涉及到法律、伦理道德、社会与人类学等方方面面，所以，要共同努力。而在我们周围，除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敢陪同你吃这只螃蟹！”他有气无力地说：“看来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生了这种恶病，还不如个死刑犯，一颗花生米，毫无痛苦地走了。”听此言我的眼球湿润了，再也说不出话来。一个驰骋疆场、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英雄好汉，竟会说出这种话，可想而知，病魔对他的折磨有多么残虐！
老革命的呻吟时刻牵动着我的心，我把所发生的情况向主任作了汇报。他说：“‘安乐死’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法可依，在我们国家里，仍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它就像是横在病人前头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我们千万别冒这种风险，特别是这位老革命，冒犯不得！”我会心地说：“我知道。老革命很有毅力，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的痛苦，我想把麻醉药品的剂量加大一些，杜沦丁改为一日两次。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不忍心让他活的太痛苦。”主任说：“两次也未必收到预想的效果，干脆把医嘱改为必要时。”我说：“好吧！”从此就按照这个医嘱执行，老革命的痛苦感受自然缓解一些。渐渐麻醉品成瘾了，使用次数也增加了，各个系统器官的功能都趋于衰竭。于五月三十一日清晨，八十三岁的范和平，安祥地告别了人世间，去向马克思报到了。
我们正在开晨会时，突然，范和平的女儿气势汹汹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说：“是你对我父亲搞的什么‘安乐死’，让他活不到下一个月，你这是谋杀！我要控告你！”我一面挣扎，一面说：“没有，我没有！”在场的人都过来劝说，“你冷静点！”“有话好好说！”“你先把手松开。”此时她的两个弟弟、弟媳也进来拉开她，大弟媳说：“姐姐！不要这么激动，有话慢慢讲。”她暴跳如雷，哭喊道：“爹！你听到了吧？还叫我不激动，古话一点不错，女儿哭爹娘是惊天动地；儿子是真心实意；媳妇是假仁假义；女婿是骡子放屁。爹！只有我伤心至极，我的好爹爹，你不该走得这么匆忙，我轻饶不了他们。”“姐姐，你在这里闹什么闹？影响多不好！赶快回家，有什么话也要等老人安葬后再说。”范老的大儿子把他们推走后，又对主任说：“对不起，母亲走后，老爷子一直有她照顾的，一下走了，我姐姐情绪有点失控。”主任说：“可以理解，没关系，你节哀顺变吧！”又对大家说：“正常工作，快查病房，千万别出差错。”“是！”年轻的冯医生又跟一句毛主席诗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大家各就各位，步入正轨。整整一天，都避而不谈这件事，我也坦然自若，子虚乌有的事，不值得为它损失脑细胞。可是，她这么一闹，病房里的病人和家属都议论纷纷，是非曲直难分，就当条新闻传给亲戚、朋友。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影响在默默地扩大化。
过了几天，有位记者来到院长办公室，直言不讳地问：“社会上有些传闻，说原副专员范和平的死，是你们医院对他实施了‘安乐死’？”尹院长也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这种事。他生前是提出请求，并立下字据，被我们拒绝了。”“既然如此，他女儿为什么要大哭大闹？并扬言要控告你们的医生。”对于记者的追问，尹院长胸有成竹，说：“因为失去父亲后过分悲伤，而产生一些过激的言行，这些，我们医护人员都能谅解。”记者说：“院长，你这是息事宁人的做法，也许，只是你一相情愿吧！”“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听了院长不卑不亢的回答，记者说：“院长，我善意提醒你，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说完便告辞了。院长把刚刚发生的事都埋藏在心里，他到了病房只问我一件事：“张医生，范和平写给你的那张纸还在吗？”我说：“在，我锁在办公室桌抽屉里呢！”“你交给我吧。”“好。”我递交他后，他看了一眼便走了。此事免不了引起议论，陈医生说：“院长要这个东西干什么？难道还真要打官司？”我说：“不会吧，本应交给领导存档，是我忘记了。”冯医生说：“在国外医生是最吃得开的职业，在中国，做个医生越来越窝囊，工资低，还要受气。那女的气冲牛斗的样子，我都被吓傻了。”不知是谁，接着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仗势欺人！”护士长说：“大树下面好乘凉，大树倒了，子女悲痛万分是自然的，何况是一棵摇钱树呢！说句气话也别放心上，我见多啦！事情过去了，也就风平浪静了。”小周说：“还是护士长见多识广，大人有大量。”护士长又说：“要真到了那天，我们也不必害怕，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说：“我们确实没有过错，就是上法庭，也得调查吧？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句话，造谣一千遍便成为真理。现在的法制建设逐步完善，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他们那些当领导的，比我们懂得更多。就放心吧！”冯医生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也想通了，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了吧！”小周说：“但愿吧！”我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可是，第二天晨报竟有这样一条新闻，命题为：“我市出现首例‘安乐死’纠纷案”。大家正在愤愤不平地议论时，两位法官来到医院，对院长说：“你院的医生张晶星，是范和平‘安乐死’杀人案嫌疑人，叫她跟我们到法院去协助调查。”尹院长说：“这件事我们已经向卫生局作了汇报，情况根本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其中一位法官说：“现在是司法独立办案，不受任何行政部门的干扰，有什么话让他到法庭上去说吧！她人在何处？”院长看没有挽回的余地，慢慢腾腾地说：“她正在病房上班呢！”法官们二话没有说，直奔病房，办公室所有人见到法官，都意识到事情不妙。只听到对方问：“谁是张晶星？”我站起来说：“是我。”“跟我们走一趟吧。”我镇定自若地说：“可以。”我正向前走时，没有想到护士长一把拉住我，高声说：“为什么要跟他们走？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凭什么抓人？”我感激万分，热泪盈眶，克制住内心深处的情感。说：“护士长放心，我是去协助调查，不会有事的。”尹院长也说：“同志们放心吧！张医生是去协助调查，没有戴手铐，就说明问题了，对吧？”又对我说：“张医生，你一定要端正态度，认真配合法院的工作，实事求是讲清楚问题，我们盼望你早日回来上班。”我点头说：“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院长不必担忧！请你告诉我家属，就说我出差去了。”说完便跟着法官走出办公室，很多病人和家属都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我只得无可奈何地低下头。委屈搅乱了我的心，如果前面突然裂开一条地沟，我真能钻进去。没有办法，众目睽睽之下，我上了法院的公务车。在车上，我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滚滚直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