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女神》充分表现了浪漫主义的奔放豪迈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表现在：第一，《女神》创造了一个狂躁暴戾、傲岸不屈、敢于冲决一切、创造一切的巨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不论是气吞日月的"天狗"，还是"万象森罗"的太平洋，抑或古往今来的"匪徒"，都是这一形象的不同显现。这一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五四时期觉醒了的人们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勇气、力量和厚望。
第二，抒发强烈的激情。《女神》是"火山爆发式"的作品，是诗人"个人的郁积"和"民族的郁积"，在五四运动时找到了喷火口的结晶。诗人通过自己独特的"喷火"方式，将这郁积于胸的深厚情感狂涛奔泻般地倾吐出来，灼照古今，振聋发聩，成为"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的号角和战鼓"（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第三，奇特的想象，精妙的构思。泛神论"物我同一"的思想使诗人消融了人、神、自然界限，给自己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女神》中，大自然被人化，人被神化，天上人间，神话尘世融为一体，幻化成种种奇妙的图景。《女神》中的许多诗篇通过借助想象、夸张、比喻、象征的手法来构思，形成了奇妙的意境。《炉中煤》用熊熊燃烧的炉中之煤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凤凰涅槃》借传说，通过凤凰自焚更生来象征祖国所遭受的苦难和在五四运动中所获得的新生。这些想像大多都比较奇诡，为别人所未道。
作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女神》自然也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足。在思想内容上，由于诗人当时对社会的了解还不深，世界观尚未成熟，因而表现在《女神》中的思想多为一种情绪的宣泄，显得热烈有余而沉潜不足，对未来的理想也多半带有朦胧的色彩；在艺术形式上，诗人过度地放纵了形式的限制，使有些诗显得过于直露和粗糙，缺少诗所应有的含蓄美和韵律美。
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又是一场深刻的文学思维的革命。这场革命体现在文体上，就是"俗体"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如一向为人鄙夷的"小说"，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正统的宝座，并每每被与救亡图存、建国立人的政治挂起钩来，视为可以"兴国业"、"纯世俗"的利器，小说家的身份也大大提高。同时，小说的体式也越分越细，长、中、短、微型以及章回等，都其乐融融地汇集于"小说"的庭院之中。而以自由体为主要形式的新诗入主诗坛，则更可谓"俗体"成精。20世纪文学革命，最深刻的是"诗歌革命"。它彻底推翻了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精英诗"--古典律诗的统治地位，而代之以"平民诗"自由体，并在自由体的主潮之下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创造了新格律体、半自由体、民歌体、楼梯式、新辞赋体等等。在这场亘古未有的文学变革运动中，诗歌充当了文体试验的先锋。它的各种诗体形式的创制，都是以扬弃的心态，在学习中外诗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创造的结果。这种一体为主、多体并存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形态，增大了诗歌的表现张力与审美空间。正如胡适所预言的，新诗的自由体式所蕴含的巨大的表现力，确实令"五七言八句的律诗"难以企及。站在这一成绩堆上，谢冕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以一百年的时间，创造了一种有异于延续了数千年的诗歌形态，并以我们的创造取代了传统的诗歌方式。这是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中国诗人的骄傲"谢冕：《告别20世纪--在大连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见白烨选编《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诗格与人格：胡风给现代诗歌的定位
胡风，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编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东渡日本东京，入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而被捕入狱，出狱后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纪》，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1939年9月创办《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进步作家的作品，悉心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对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含诗歌和小说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和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文艺界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他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195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魁"，被捕入狱，并遭受全国范围内的批判。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
现代重要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的核心人物、以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著称的胡风，一生并没有写下一部完整的诗论。他的对诗的真知灼见，散见于10余篇关于诗的短文和《后记》中。表面上看，这些短章内容零碎、单薄，而集中起来，却全面地涉及了诗的审美本质与创作规律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系。其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强调诗人的主观作用，认为诗是主观突入客观而产生的情绪的凝结，诗人的主观只有突入客观，与客观达到高度融合，才能创作出好诗。为此，他强调诗人人格的锻造。主张"做人第一，作诗第二"，要求诗人真诚地对待人生，做一个"真"人，进而真诚地对待艺术，创作出"真"诗。其基本诗学观点属于"个性主体"论范畴。
一、先做人后作诗
为了确保诗人的生命体验与个人情绪对于人生有普泛意义，胡风诗论又特别强调诗人的人格力量。胡风论诗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诸如内容与形式、叙事与抒情、风格与语言等等，但统摄其灵魂的根本问题则是"什么样的人才配做诗人"。
这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针对当时诗坛上神气轻浮、放泼撒娇、自视伟大或"初有成就就戴着纸扎的月桂冠在诗坛上荡来荡去"的诗人的做派，胡风提出了"有志于做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主张。他要求诗人做"一个为人类底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底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底所有者"。这样的人"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因为，"在真实含义上的圣者，在真实含义上的战士，即使是在真实含义上的诗人也应该为之低头的。"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在这里，胡风直言不讳地指出做人重于作诗。要想成为一个诗人，必须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胡风称之为"战斗的人"，"第一义的诗人"。这样的人，一定是诚实的人、勇敢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人。只有这样的真实意义上的战士，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他们的发自肺腑的真实的声音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诗。
关于"诗人"这一称谓，胡风说了这样一句颇有见地的话："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诗"这一个形容性的字"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在《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一文中，他又要求诗人"应该在受难的人民里面受难，走进历史底深处，应该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走在历史底前面。"胡风：《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见《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这样，胡风就从提高诗人的思想修养、净化诗人的情感世界、锻造诗人的诚实人格等方面来加强诗人的精神建设，以从根本上保证他们能够通过诚挚的个人感受歌唱出时代的风雷和人民的苦乐。这里，胡风实际上强调了艺术与人生的高度一致性和人格对于诗格的决定作用。没有至上的人生就没有至上的艺术，没有崇高的人格就没有崇高的诗格。法国18世纪文学家布封的那句名言"风格即人"，谈的也是这个意思。胡风对于诗人人格的重视可谓抓住了作诗的关键。倘若诗人不是为了历史的责任和诗的纯洁而作诗，只是把作诗当作谋生的手段或提高身价的商标，那么，他就不会以诚实的心态贴近生活，捕捉时代大潮中的活的影像和生的气息，更不可能走进社会与历史的深处，感悟时代脉搏跃动的力量和历史脚步传递的信息，从而抒写出震撼心灵的诗篇。他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浮光掠影的"观察"，配以分行书写的文字。高明一些的，也不过是穷追"技巧"，玩玩花样，乍一看倒也花哨，但终归是一片纸做的风景。正如今天流行的为数不少的"先锋"诗作。
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诗人，他们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可是提起笔来却又能写出感人的诗篇。这似乎在说明艺术与人生可以不一致。对于这种现象，胡风用"戏子"与"表演"予以说明。他说，从前多数杰出的戏子，过的虽是不道德的腐烂的生活，但在舞台上却能够入情入理地把善良的或忠勇的人物表演得淋漓尽致，那是因为"他们是把戏当作人生而把实生活当作偶尔的游戏了。"这种诗人正如"戏子"，他们虽然在诗里也能够写出"亦真亦幻的人生"，但那只能算是"片面性的真理"。这样的诗人，虽然在走进创作过程中的时候能够受到一番洗礼，把"在实生活里面被压伏的或被扰乱的德性升发出来"，但他们所写的"亦真亦幻的人生"一定要受到现实生活与诗人人格的限制，无法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这样的诗人，"顶多也只能算是第二义的诗人"。"第二义的诗人"指的是具有双重人格的诗人。他们的生活实践与创作实践相割裂，人格与诗格相分离。虽然他们不肯"轻佻地"走近诗，还能写出某种程度上感人的作品，但他们"在人生祭坛上所保有的弱点或污点"，也会"变形为一种力量附着在他底艺术道路上面"。因为"在真实含义上的艺术却正是坚决地否定这个分离，绝对地要求和人生道路的高度合致"。至于那些不仅轻佻地对待人生，而且轻佻地走向艺术，以在艺术上的"轻佻"来猎取人生的"轻佻"的诗人，那就更在第二义的诗人以下又以下了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360页。。
胡风强调诗人人格的重要，与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清教徒式的思想改造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不要求诗人是一个体现历史与真理的完人。这种人只能在观念上存在，现实社会里不可能产生。生活中的诗人难免会有缺点，有错误，但只要他"抱着为历史真理献身的心愿再接再厉地向前突进"，"即使不免有时被敌对力量所侵蚀所压溃，……但在这里面更能显示他底作为诗人的光辉的生命。"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版，第360页。胡风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
二、诗是主观突入客观而产生的诗人情绪的凝结
在新诗的开创时期，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认为诗应是诗人主观情感的表现。这是当时"人的发现"思潮在诗歌领域发生的回响。可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日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革命诗歌的倡导者则全盘否定个性主义，强调诗应表现"社会的客观的群众的行动"，反对抒发诗人"个人私有的情绪"万家骥、赵金钟：《胡风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对此，胡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诗恰恰是诗人"个人情绪"的表现。在《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中，他这样写道：
诗底特质是对于现实关系的艺术家底主观表现，艺术家对于客观对象所发生的主观的情绪波动，主观的意欲；这和以把捉对象真实为目的的小说戏剧等不同。所以，是诗不是诗，不能仅仅从文字方面去判断，应该看那内容所表现的是不是作者底主观的情绪……这是诗论的中心问题……胡风：《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在这里，胡风提出了诗的本质是"艺术家底主观表现"的论断。他所说的"主观表现"说，是对革命诗歌不对生活进行深入、切肤的研究感悟与情感包容，而只是肤浅地以革命理念演绎作品或以照相方式反映生活的错误做法的反拨。但胡风的观点，又与那些孤立地谈论诗人自我的观点不同，有着自己唯物史观的落脚点，即"是诗不是诗"，不仅要看内容所表现的是不是"作者底主观的情绪"，而且"应该进一步看那情绪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产生在对于对象的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面"胡风：《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在1936年写作的评价"战斗的小伙伴"田间和有着"健旺的心"的诗人艾青的文章《田间底诗--〈中国牧歌〉序》和《吹芦笛的诗人》中，他又提出了"诗人底力量最后要归结到和他所要歌唱的对象的完全融合"（《田间底诗--〈中国牧歌〉序》），要"把漂泊的情愫寄附在漂泊的对象上"的主张（《吹芦笛的诗人》）。由此可见，胡风的自我抒情论并不是五四时期同类观点的重复，而是包蕴了新的内涵，亦即诗不仅仅是"纯主观"的艺术，还包含有"客观"
的内容，是诗人对客观对象的正确认识、深切感悟而形成的主观情绪的凝结。这就从根本上阐述了诗歌创作的科学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