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登基，宣仁太后临朝执政。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废除了，并且流放驱逐神宗朝的旧臣。现在将当时的主要事情记载如下：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七月，废除保甲法。
十一月，废除方田法。
十二月，废除市易法。
同月，废除保马法。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废除青苗法。
三月，废除免役法。
四月，废除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邓绾、李定于滁州，放逐吕惠卿于建州。
二年正月，禁止使用王安石的《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废除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于新州。
以上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比较明显突出的，其他的就不再一一叙述了。一言以蔽之，当时对于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公元1078—1085年）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废除，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不被罢免的。范纯仁曾经对司马光说：“去除那些过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就像废除差役法这件事，尤其应该慢慢研究以后再说，不然的话，有可能增加老百姓的痛苦。希望您能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想要逢迎你的人就可能乘机迎合你，差役法也许很难改回去，可以先一路试行，看其效果如何。”司马光不听他的意见，更加固执己见。范纯仁说：“你这是不让人说话呀！如果我想取悦你，向你表示好感，还不如年轻的时候迎合王安石很快地得到富贵呢。”过去，司马光曾经对神宗说过，王安石有贤能却刚愎自用。司马光的贤能如何？我不敢拿他和王安石比，但他的刚愎自用和王安石不仅相似，而且更厉害了。于是，新法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新法应当不应当废除，我在前面几章里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多说。根据俗史的记载，据说在元祐（公元1086—1094年）初年国家形势好得不得了，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四周的异族国家都感到了震动。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辩驳这些事，让我引用先儒的一两个说法，来帮助我作一些说明。
陈汝锜的《司马光论》说：
靖康（宋钦宗年号，公元1126—1127年）年间发生的祸患，有人说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我认为是从司马光开始的。不是说司马光直接造成了靖康年的祸乱，而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引发了靖康年的祸乱。新法的施行不是随随便便姑且尝试一下，每个法令的确立，皇帝和宰相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商议，就像家人朋友，经过成年累月地商讨，才开始颁布为法令。而宋神宗又不是一个生长在深宫，不了解民间疾苦和希望的人，推测有利的一面，计算有害的一面，推究事务的起因，探讨它的结局，法令尚未在国内发布，施行以后的情形已了然于胸中，看得真切无疑了。所以，虽然有太后的尊严，岐王的忧虑，上自执政的官员，下至宫里的守门人，都来苦口相劝，仍然不能使神宗停止改革。虽说在施行的过程中有过分之处，但应该允许有好处也有不足，实际情况与预先设想有不一致的地方，关键在于要在旧的基础上变法图新，挽救它的缺失，成就它的美好，使得对下面不伤害百姓，对上面又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在这里，小人们没有可乘之机，报复的祸患也就无从说起了。
为什么这样一副怨恨失意的样子，要把前面做过的全部推翻呢？这是因为，前有太后等人反对新法却不能得到神宗的支持，后有范纯仁、苏东坡等人请求不要尽废新法也不能被司马光接受。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兴地认为他是守法的人，而先帝的尸骨未寒，各种法令都已被破坏了。这是把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谋划了数十年的事，一天之内就废除了。这就是说，自己的见识和思虑比先帝还要高明，过去被认为是良法，如今却认为是恶政。这不是太蛮横了吗？孔子为什么称赞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大臣和父亲的政策呢？如今司马光说：“先帝的做法，好的百世都不能变，如果是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危害于天下，改变它就要像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样不能耽搁。”然而，神宗作为皇帝，岂能所有的事情都由王安石做主呢？神宗难道是个让臣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吗？说新法都是王安石一人创立的，有什么根据呢？何况，王安石免除宰相的职务以后，在金陵（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八年，在这八年中，新法施行如故，并没有因为王安石不在了，就被废止。
王安石创建的法令，神宗终其一生都在坚持施行，为什么没有像“手实法”和“鬻祠”的主张那样被制止呢？可见神宗是有所选择的，也是有自己的主见的。而且，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期间，对新法的铲除和改变非常彻底，一点遗漏都没有，所谓百世都不能变的法在哪里呢？我担心先帝有灵，在地下也会一天都不能瞑目的。又有人说，太皇太后是作为母亲更改儿子的做法，而不是皇帝作为儿子更改父亲的做法。然而，一切对以往政策的继承和改变，以及所做之事，在告知宗庙并向天下臣民颁布的时候，都说是我君之子，不说是我君之母，皇帝的母亲可以废止或搁置先帝做过的事，这正是吕后灭刘家天下，武则天篡夺唐朝政权而建立周朝的原因。作为一名臣子可以借母后的权势而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种做法与徐纥、郑俨、李神轨之流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因为权势太大了。这就是教训啊！何况元祐之初（公元1086年），哲宗皇帝已经十几岁了，并非是个遗腹子或婴儿做皇帝，朝廷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取决于宣仁太后，皇帝一点都不能参与。
即使皇帝询问，大臣们也不回答，这是什么礼义呢？苏颂（字子容）觉得这事很危险，总是对那些老臣们说不要自找麻烦，皇上是谁都可以批评指责的吗？而且，哲宗也说，只有苏颂懂得君臣之礼。大概哲宗在绍圣（公元1094—1098年）亲政之前，就已经蓄积窝藏了很多怨恨，而小人们借助于皇帝进行报复，也不用等到章惇、蔡京执政的时候。为什么？既然臣子一定要力求超过皇帝，以为这就是忠，那么，儿子一定要力求继承父亲来显示自己的孝。皇上显示一点他的意愿，下面就会有异常的表现。首先出来表现的是章惇，他所做的就是拘禁和放逐，没有一天是虚过的；接下来就是蔡京，他在朝廷兴妖作怪，假借绍述即继承神宗遗产的名义来谋求私利，宋朝的事情终于不可挽回了。司马光不应该稍微分担一些责任吗？孔子说：“说话一定要考虑后果，行动一定要算计成败。不考虑后果，不计算成败，把自己的前途都交给老天，说老天会赐福给大宋，一定没有这样的事。老天是可以期待的吗？老天让神宗死去是赐福给大宋吗？其实，太甲颠覆典章制度，就是老天在赐福给商朝了；而汉惠帝与曹参这些人，坚守天下的整齐划一和清净无为，是老天不赐福于汉朝吗？
王夫之《宋论》说：
宋哲宗在位只有十五年，太后发号施令就有八年，哲宗亲政之后的日子，不过六年。绍圣（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改元以后，他提拔小人，恢复苛政，被天下人诟病，可以不必再说了。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年间的政治，也有很多是难以说得清楚的。绍圣时的所作所为，说是反对它其实是仿效它，而元祐时的所作所为，说是矫正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公元1078—1085年）时的做法，其实也未尝不是效法它，而且，启发了绍圣，从而成为可以效法的对象。啊！宋朝没有发生动乱甚至亡国的危机，但它还能挺多久呢？天子提拔士人是为了这个国家，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皇帝，怎么能够把朝廷当作定“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呢？这里一定会有事发生，但这里的事，一定是国事，其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其主要功能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其紧急之事是异邦侵犯边境，要在这里进行谋划。
施行于老百姓的，看他们太辛苦了，就要让他们休息；看他们丢弃了的，就要使他们发扬光大；他们遇到天灾了，要进行拯救；他们受到官吏的肆虐，就要惩治官吏，用实实在在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宁。而选拔士人，就要涵养他的恬静之心，调动他的新鲜之气，从低层把他们选拔出来，用真正的君子来劝导他们，要求他们。难道只有绍圣时的人做不到吗？元祐时的那些大臣能够做到这些的又有几个人呢？能够卓然提出诚恳的意见，并超出纷纭争论之外，向皇帝禀告的，只有这么几件事：刘器上疏对寻找乳母一事提出意见；程颐请皇帝到崇政殿继续讲读，不要因为暑热而停止；范祖禹劝皇帝好好读书。除此之外，都是和已死成灰的王安石争论是非，提出的建议没有几个是能够用于实际的施政措施，所提拔的人，也不全是不肖之徒。但只要是熙宁、元丰时遭到贬斥的人，就急急忙忙地起用他们，好像赶不及了似的，难道新选拔的这些人里面，就没有一个可以担当大任，成为国家百年栋梁之才的人吗？而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这样就可以不辜负老天了吗？他们要体恤百姓，王安石的新法肯定要改变。
哪一年没有水旱之灾，要看采取了救灾的措施没有；四海之内怎能没有被冤枉的人，要看及时地复查审问了没有；监督施行新法之外，难道没有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却没有人去弹劾；除了触犯王安石的人，难道就没有行为端正的好官，也不尽快地提拔。西部边陲发生了十分紧急的情况，没有听说派遣一名将领来捍卫边境不被侵扰；契丹屡次要求增加岁币，也不闻谁拿出个主意来杜绝他的欺辱。就像这个样子，宋朝还怎么拥有他的天下呢？不过是元祐诸君扬眉吐气，抒发愤懑的区区一方土地而已。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并非没有为国家担忧的诚心，但除了刚直正大之气，别的都没有了。那些一时被流放到远方，暂时屈就于此，以求将来有大发展的人，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一副暗暗得意的样子，出去的，不知道有一个志向未定的孩子；里面的，不知道有个靠不住的女主人；在朝的，不知道有尚未发扬光大的对法度的尊重；在野的，不知道有难以倾诉的疾苦；对外不知有傲慢地盯着我们尚未得逞的强敌，把一切都寄托在梦想着别人不到这里来骚扰我们，大家都把二位当作宗主，每天提一些改变法令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