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上面有这个文件，老伴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民校教师也开始成为国家政策关心的对象了。过去一两年，她曾几次与邻村几位代编民校教师一起，到抚州专署和省教育厅上访，要求予以转正，但毫无结果。本来她身体不好，不敢出外，但另外几位教师，死活要叫上她，他们认为，老伴是女同志，上级对女同志会多一点同情，再有，老伴她比较能哭诉，在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她总是扮演那种哭哭啼啼的角色，演得很逼真。
按政策我老伴本应在1962年就可安排转正的--62年，行桥小学教师期终工作评定，经过三年试用期的考核，老伴的教学工作各方面表现出色，得到她的同事们一致肯定，同意她转为正式教师，谁知上报的材料，暗地里被当时行桥区辅导站长陈仁杰/陈德民抽出来，付之一炬。陈在行桥片一手遮天，后来老师们问陈仁杰/陈德民，陈回答说："上级不批准。"
老伴教学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论教学业务水平，她其实早在一般正式教师之上。她十分勤快，爱校如家，开会前她主动教唱革命歌曲，并积极参加学校文艺表演，平时关心时事，经常看报，同事们提出，关心时事政治，这是她的一大优点，而陈仁杰/陈德民却当着众多老师的面说："她看报的目的你们知道吗？她是在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在场的老师听后大为震惊，他们也不知道吴望侯什么时候把领导得罪了，看来她想转正，绝对是没有指望的。
这回，事隔将近二十年，老伴又看到了一线转正希望，她心里很兴奋，但又十分担忧，忧的是自己身体太差了，连出外坐车都要反复思量，体检又怎能合格呢？正当愁眉不展的时候，我想起自己在县医院当主任医生的学生阮林生，赶紧找到他，请他帮忙给老伴办理体检表，他很痛快地帮了忙。这件事情，我十分感谢阮林生，没有他，老伴转正的事情恐怕难办。
还有一个问题：在教师转正表上说，要求转正的民办教师，必须是商品粮户口，这一条规定，老伴就不符合--文革前，我们全家吃商品粮，文革中，老伴带孩子下放回到老家之后，他们的粮户口就被取消了，像社员群众一样，在队上吃工分。不是商品粮户口，就无法转正！这怎么办？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行中的肖衡培校长，以中学的名义出面，帮助老伴恢复了商品粮，他还一并提醒我，在填写转正表中"期间是否有中断过教学"一栏时，千万记得，"写没有中断过教学！"在我老伴转正的过程中，要不是肖校长的大力帮助和点拨，事情肯定没有那么顺利。
就这样，表格最后交了上去，到1981年10月，当了将近二十年试用教师的吴望侯得到消息，转正申请获得通过！那年夏天，我二女儿雁南、大儿子跃光同时考上了大学，加上老伴的转正，真可谓是三喜临门。
转正之后，老伴继续在陈坊小学教书，从此她心情比较愉快，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
三、临川一中
对我来说，1982年3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那天早饭后，肖衡培校长接到县教育局的电话："根据县委书记许天浩的指示，调行中生物老师汪兴隆老师，立即到县一中任教。"县教育局要求我第二天，即3月8日，就赶去县教育局报到，9日搬行李，10日上课。
3月9日早上，学校设便宴为我送行，老伴也来了。上午十点，公社唯一的那辆卡车前来为我们运送行李。我家当很少，只有一架破旧衣橱，一张竹椅、眠椅，被褥、脸盆等物。我和司机杨青坐在车厢里，宇儿、小华坐车斗里，他们第一次坐汽车，不知所措。临行时，老伴送我上车，然后她就回陈坊小学去了。
那天风和日丽，一路上，看见田野间油菜花正开放，一片金黄，在春风的吹拂下，阵阵醉人芳香。汽车行驶很快，抄小路走凤岗镇，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县一中的校园里。司机说，车是新买的，还没有来得及上牌照，因担心被交警发现找麻烦，所以才抄小路。车停在学校一株泡桐树下，我卸下行李，发现车斗里有股尿臊味，原来孩子们早晨稀饭喝得多，他们害羞，不敢叫司机路上停车，只好悄悄在车斗里小便。
行李放在一株大泡桐树下，泡桐花正在盛开，香气扑鼻。我们简陋的行李在人来人往的注视下，看起来寒酸可怜。我感谢老同事卢锦文老师，他带了几个学生过来，一下子帮我把行李全部搬进了宿舍。
那时学校无教工宿舍，教师们都住在由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宿舍之间只用了竹篾编的晒谷垫子隔开。我的宿舍，面积只合一间教室的三分之一，约十四平米左右，隔壁另外的三分之二，住着余大忠老师一家五口。晒谷垫很薄，只能遮住光线，不隔音，因此邻居们的举动和言笑，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白天的时候，大家说话的声音都放得很轻。晚上，我鼾声很响，把余老师吵得很厉害，他休息不好，但也拿我没办法。因此，只好拿我儿子出气，那时他正好是我二儿子小华的班主任，--此句不要。
1982年，三女儿宇红十四岁，上初三，小华十一岁，上初一。她姐弟俩睡一张床，我睡一张床。他们有时还会尿床，尿床之后，感到害臊，只好在早晨趁人不注意时飞快地把被子搬出去晾晒，下午，尿迹晒干看不见了，也就无所谓。衣服他们自己洗。小华不会洗衣服，他把换下的衣服拍打几下，抖一抖灰尘，然后把衣服折起来放在枕头下，等下次换衣服时再拿出来穿。我发现此事后，便会拿出来帮他洗好。那时没有自来水，宿舍门口不远处有口井，洗衣洗菜都还算方便。
我们自己做饭吃。食堂的饭很硬，买回来之后，得再煮一遍，煮软了才吃得下，菜也在食堂买，一般蔬菜，五分钱一份，最贵的辣椒炒肉，一份两毛钱。平时我们在宿舍楼的楼梯下面做饭，没有点火的柴，就用捡来的油毛毡发火，烟很大，邻居们有意见。我叫儿子去学校木工房捡刨花回来好点火，没想到他从此喜欢上了捡垃圾，我经常看见他从一个垃圾堆游逛到另一个垃圾堆，专注地翻捡垃圾。我心里很生气，觉得不卫生，也很丢人，多次警告他，他就是控制不住。后来他说，那时因为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对什么事情都好奇--他说他就是通过拣垃圾来认识县城生活的。他收集邮票、糖纸和烟盒纸，他从垃圾堆拣回这些东西，把它们洗干净，压平整，夹在书里面，没事就拿出来看。
我没有零花钱给孩子，他们就偷偷地偷了饭票出去换零食吃。我把饭票锁在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哪知道他们只需把桌子右边的抽屉搬出来，就可以用手伸进那个上锁的抽屉偷东西，因为每次只偷一点，很长时间里我都没发现情况有什么异样。要不是后来他们主动告诉我，我恐怕一直都会蒙在鼓里。
调入县一中后，大约过了一星期，肖衡培校长特意来与我商量，他希望我每周抽一天到行中给高三毕业班的学生上三节课，给我报销往返车费，招待我两顿饭，并给我每节课八角钱的劳务费。此事我请示了一中的领导，我说："请教务处把课程调好，每周星期五，我去行中补一上午课，早上去下午回。"学校领导同意我的想法，并说："这种做法很好，这叫做双手托两家，皆大欢喜。"
肖校长对我说："你调到县一中，其实这早在我预料之中了，去年十一月，文教局借你去代表县一中开生物电化教学现场会，我心里就隐隐有数。"那次全省生物电化教学观摩会议，因临川一中的许洪林老师临时生病了，我才被借调去代他参加赣州的会议，在会上演示了许老师制作的"青蛙捕食害虫"的幻灯片。那时候生物学科刚刚被恢复为高考科目，生物教师比较紧缺。肖校长认为，教育局不体察下情，行中唯一一个高考把关的生物教师中途被调走，行中怎么办学呢，这实在是釜底抽薪。不过他又说："没有办法，只有下级服从上级，地方充实中央。"他很无奈，我也觉得很对不起他。
一年半之后，我爱人才调来上顿渡二小任教，小儿子跃贤九岁，在二小上三年级。我一家五口，从那个小小的宿舍，搬到了另一间稍大的宿舍里。
四、岳母
1982年春，我调至临川一中任教高中生物，工作很忙。那年暑假，老伴请她母亲到县城来照顾我和几个孩子的生活。我们当时考虑到，老岳母年纪大了，一个人在乡下生活不方便，来县城的话，互相有个照应也好，而且，她大儿子吴新民/吴健民现在也在临川一中工作，教初中英语，这样，母子俩可以经常见面。
岳母老家是临川县行桥乡石池李家村人，名叫李玉蓉，她在浒湾出生长大，家中开有一片药房，在当地算殷实人家。据她讲，她姊妹三人，是浒湾镇上的三朵花，不过，三姊妹里，数她嫁得好，十七岁那年，她嫁入当地最大的地主家庭--彭田吴家，她丈夫吴默是当地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为人豪爽，但脾气暴躁，后来他因哮喘病1946年就去世了。
吴默先生当过行桥小学的校长，我对他有印象，记得他个子高瘦，嗓门很大，对学生很严厉，常常有学生因完不成作业被他罚站，遇到那样情况，我岳母就会过去劝解鼓励一番，给学生说一些婉转的话。我还记得，吴默先生的皮鞋，总是擦得油光锃亮，就像最新式的武器，学生们一看见他脚下那双皮鞋，心里都很害怕。谁知道后来我竟做了他家的女婿。
吴默先生去世后，我岳母一人带大几个孩子。土改时她吃了不少苦头，分地主家浮财的时候，起初她想到要做开明地主婆，主动把家中的地契金银都献了出来，但农会认为她狡猾，于是她被整夜吊打，直到吊绳绷断，她仆面跌下，门牙摔断，才算过关。那时我岳母刚三十出头，本可以嫁给贫下中农为妻，以免遭歧视与皮肉之苦，但她受"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影响较深，执意不肯改嫁，而且她担心，若是改嫁的话，自己那几个尚年幼的孩子就命苦了。
在彭田公社当了28年地主婆，她真是吃够了苦头，每逢政治运动到来，她总是挨批斗的活靶子，初一十五要去大队开训话会，半夜里经常要去邻村通知开会，寒冬雨雪天气要去修水库。她没有劳动能力，但又必须完成比一般社员更苦更累甚至更多的活，日子实在苦不堪言。土改刚结束的那两三年，日子最难熬，那时她大儿子已经出去当兵了，家中还有她和两儿两女四个孩子，最小的蓬侯妹妹才6岁，关民弟弟7岁，一家五口只能靠乞讨过活。不过，托老天的福，两个女儿后来先后嫁给了吃国家粮的丈夫，关民弟弟到16岁的时候竟长成为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他一个人把母亲和在家接受监督劳动的大哥的口粮全部承包下来。
到1978年，岳母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之后，一家人的生活慢慢有了一点起色。先是小儿子关民成了家，到邻村去当了上门女婿，接着大儿子新民/健民被召入彭田中学教书，不久又调至县城当老师了，二儿子本民因文革时与家庭划清界限，断绝了来往。此时，年迈的老岳母一个人在彭田乡下生活，靠几个儿女们的接济度日。
1981年下半年，我爱人转为国家正式教师后，她想到老母亲一人生活孤单，特意把老娘接去她任教的陈坊小学吃住，也算尽她的一片孝心。但老人似乎并不开心。那年春节，我们全家人在陈坊小学聚会，大年初一，照一张全家福，请老岳母坐到中间来，她执意不从。为什么？可能还是她的封建思想作怪，她觉得女儿出嫁了就是外人，自己有三个儿子，却还要赖在女儿家里吃住，心里不自在。
岳母来到县城，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平时她为我们买菜做饭，空闲时她会在县城四处逛一逛，因她小时念过私塾，能识字，所以常常会一个人去报栏那里读报，并且大声念出来。我们关系比较融洽，不过有时我会嫌老人太唠叨，爱说闲话。我家中条件艰苦，要用小泥炉子烧饭，柴火不足，有时不得不烧一些捡来的油毛毡，甚至甘蔗渣，老人做饭时难免烟熏火燎，加上她又十分爱清洁干净，为此老人颇有怨气，觉得是在为我们做苦力做姨婆。有一次，天下雨，我从行桥中学上课回家，看见早晨晒在外面的绿豆被雨淋湿了，忍不住把女儿和儿子骂了几句，老人以为是在说她，很生气地责怪起我来。结果我涵养不好，一时恼羞成怒，一下子把绿豆全部掀翻在地。岳母这下不吭声了，我女儿和儿子见势不妙，赶紧把豆子拣起来。说起来，这是我和岳母唯一的一次冲突。
不久，她大儿子吴新民/吴健民要成家了，老人十分高兴，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搬到儿子家里去过老了。为了讨好自己的儿媳妇，老人特意买了甘蔗、话梅之类的零食，到儿子宿舍去，假装是去看儿子。谁曾想到，她的儿媳妇是个不近人情的女人，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老人的礼物，嫌老人不卫生，有病，实际上她是不想要老人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所以先给婆婆一个下马威。那女人后来还不肯罢休，竟然还追到我家中，把婆婆买去的东西狠狠丢到我家地上，真是不可理喻。岳母无可奈何，只好骂自己的儿子以求自宽自解，她说，这就是"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不要娘。"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老人彻底断绝了到大儿子家过老的念想。
事情是由我小儿子惹起来的。我小儿子十分顽皮淘气，而且贪嘴，有一次他不小心看见老人的包袱里藏有一些蛋糕，竟然不管不顾，把它们全部吃掉了。老人发现后，为了惩罚他，用缝被针把他的嘴巴扎出血来。这事情被老人的儿媳妇知道了，她兴冲冲跑来我家，趁机大做文章，要为我儿子出头，她主动带我儿子到医院里打破伤风针，一边还四处宣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残忍的婆婆，只要我活着，她就别想进我的家门。"从此，婆媳之间绝无往来。
1983年下半年，我爱人调来上顿渡二小任教，一家人挤在一起过日子，相处久了，她也发现老人性格有些异样。老人觉得自己在女儿家中做煮饭婆，心里不是滋味，常常因为一些小事情闹起情绪。我爱人则认为，母亲性格和过去不同了，以前她是很慈爱宽容的人，而且吃过那么多的苦，为什么性格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大概是因为1975年的那场车祸所致吧，那年四月，老人被公社的拖拉机撞倒，大脑受伤，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和休养，才慢慢康复。
蛋糕事件之后，岳母她常常想一个人独自生活，几次提出要去住庙的想法。一年之后，我爱人单位上分得一间小住房，正好让老人搬了过去。关民弟弟怕母亲孤单，让自己的孩子去与老人作伴。平时，老人每天的饭菜由我家提供，她的大儿子和小女儿，每个月会给她一点生活费，几年下来，老人自己竟然积攒起了一千多块钱。她日子过得很节省，有时候生病都不愿意去医院，怕用掉了自己的过老钱。好在1988年的时候，她失散多年的小弟弟从台湾托人捎来了300美金，这一下，她突然成了上邻下舍里最富裕的老人，这让她心情格外愉快。此时，那个曾把她当成敌人的儿媳妇，也悄悄地对她改善了一点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