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因特网的产生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表现出来的电子装备的威力在敌对双方的较量中得到继续发挥，同时也体现着冷战中的主导观念——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其间还伴有缓和、不结盟与改革，伴有欠发达国家为争取发展权所进行的斗争。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网络的威慑力量早已不纯粹体现在通信、命令、指挥、控制和情报等环节，而是日益向技术、观念和文化等领域扩展。
网络在特定时期的出现和它以后的发展，使几个逐步形成的新概念越来越引人注目。初步地对它们进行认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更加深刻地理解因特网产生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及其内在含义。
1.“网络疆域”（network domain）概念
美国军方之所以在冷战时期组建因特网的前身阿帕网，主要目的就是使计算机网络在核攻击中继续生存。阿帕网最初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地建立了4个节点，能够连接的计算机十分有限。因此，尚未构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疆域”。1970年，阿帕网的主机数是9个，1971年是15个，1973年1月达到35个，9月是40个（包括与英国和挪威的一个缓慢连接），1977年是111个，1983年则达到4000个，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其最初设计者的想象。
70年代初，电子邮件产生了。电子邮件之于扩展网络传播的作用，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可以说，真正在网络使用者——他们包括军事和科研领域中的严谨的研究者，更包括军事和科研领域之外的芸芸众生——之间点燃火种的就是电子邮件。如前所述，作为一项最初计划之外的革新成果，电子邮件一俟产生，便在相当时期内成为全世界电脑沟通领域中最受欢迎的功能。
随着节点的增多和用户数量及种类的扩大，因特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全球性国际互联网，“网络疆域”的概念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没有固定的边界，或者说具有“软边境”。从军事角度来看，“网络战的范围非常广泛，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内的陆、海、空、天的空间，既无前后方之分，也无前沿纵深之分。凡是网络涉足的地方，无论是地面、海上、空中乃至太空，都是网络战潜在的战场。”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没有国界，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也隐去了各国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网络疆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其虚无缥缈性，在此，国家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集团、社会文化和一般的价值理念的影响力所企达的范围是无形的空间。套用军事用语来说，就是“你将永远看不见人，但能感觉到人的智慧在闪光并进行激烈碰撞。敌人有时会留下记录，更多时候是无迹可寻，它只发现有网络空间，惟一有记载的便是那一闪即逝的电子脉冲”。
这是一个电子信息环境，存储和传输的是体现电子化和数字化的信息流。因特网唤起了跨越国际传播的许多新领域，现有的网络结构允许任何一个拥有计算机和电话的人自由出入，多国集团能够通过数据网进行交流和沟通。交流的快速化更是网络传播的重大特点，它能够使刚刚出现的“空间”和“疆域”顷刻之间又化为乌有。
从最早的阿帕网到商业化以后的因特网，网络传播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的变化，以至于它的使命远远超出了让科研机构共享超级计算中心的计算能力和科研信息的目的。网络分布越来越广——无视单位、地域、国界的限制，带宽越来越先进，线路越来越长，节点和连接数目越来越多——因此导致外部人员进入网络的机会越来越多。面对如此众多的信息，因特网为人们提供的选择方法之一是设立门户，允许人们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天气、体育、新闻、电子邮件等等。甚至有些网站可以根据用户的名字来定位内容，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寻找专属于自己或自己的化身的信息，而所谓“化身”就是人们在网络空间里创建的虚拟形象。这样，传播环境，传播速度，传播者个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因特网的发展都在使其“疆域”的有形界限趋于消失或趋于模糊。
另一方面，不管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网络疆域的“无国界”状态都不是绝对的。在这个具有虚拟性质的无形空间中，国家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所能达到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却是实实在在的。“因特网本质上是无地理差异的，但是从因特网的用户分布和网上登载、交换的信息来看，因特网的地理差异又很明显。”这样的地理差异又是充满变化和复杂性的，比如说，随着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用户越来越多，因特网将日益显出多文化、多语言、多极化的趋势。
因此，疆域概念发生了变化绝不是说网络没有疆域，“网络疆域”的内在涵义是指：它的疆域并非是按照传统的地缘、领土、领空甚至太空来划分，而是以带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影响力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的。资本主义革命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商品疆域”的拓展和保护；与之相对，未来国家经济的富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络疆域”的拓展和网络边界的安全。与数量有限、泾渭分明的有形国界的保卫相比，“网络疆域”必须对付的是千百万条电子路径和经过每条路径的千百万条信息。就此而言，“网络疆域”的争夺和保卫远远超出了军事意义上的防御与进攻。
在“网络疆域”这一战场中，没有刀光剑影和有形的兵力，但却让人能够感受到智慧的闪光、较量和碰撞，感受到经济的实力、国运的兴衰和国民的素质。没有界牌的领土之争，无形空间的安全保卫，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信息时代的兴亡。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现实与虚拟、实在与虚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当代传播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80年代中期用“信息场景”的概念预示了“网络疆域”的有关思想。他认为，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它包括物理场景，如房间和建筑物，也包括由媒介所创造出的“信息场景”。“电子媒介对物质地点与信息获取之间的关系的破坏，对群体身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群体类别的人如妇女、贫民窟居民、犯人和儿童，他们从前被隔离在特定的地点，因而‘自然地’被限制在许多社会信息之外。许多群体和组织的身份和凝聚力是由如下的事实所造成的：成员被‘共同地隔离’在相同或相似的地点——家或办公室，贫民窟或者郊区，监狱或者商店，操场或者酒吧。只要地点和场景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物质的隔离就会形成社会的隔离。然而现在电视、电话和收音机中的电子信息使人们在地点隔离的情况下仍能相互体验和交往，从而使地点平民化和一致化。结果物质地点现在仅形成信息系统的一种类型，仅仅是共享而特殊的群体经历的一种。电子媒介基于‘同在现象’而跨越了群体身份，它们创造出了许多与物质地点无关的接触形式和‘群体’”。在传播学史上，梅罗维茨被认为是一个借分析电视等现代电子媒介而预测到未来数字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的杰出学者，他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述了“信息系统的场景是超越地域的场景”的观点。
电子媒介改变了国家和社会场景的界限，从而不仅使我们能够更迅速、更详尽地接近和处理信息，而且对于影响与被影响、渗透与被渗透、进攻与反进攻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形式。在疆域、环境的变化方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群体是这样，一个社会组织是这样，一个曾经按照地域界限所划分的国家或者国家的联盟体，又何尝不是这样？
2.“电子邻近”（electronic proximiti）概念
这个概念与“网络疆域”的概念相对，它针对的是实际距离遥远但在网络构成的电子世界中却彼此邻近的事实；也就是说，在网络世界中，人与人的距离不是以公里来测度的，而是以敲击键盘或使用其他电子手势来测度的，其内核是对网络信息的共享、处理和使用。网络世界大大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邻近程度，它能够使数以亿计的人处于电子可及的范围之内。
冷战时期，当高级计划研究署通过阿帕网将少数计算机连接起来的时候，便预示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将要发生重大的革命。一般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特网基本上以科研机构和大学为服务对象，网络运营主要由国家提供资助，性质上倾向于公益性。尽管如此，计算机网络的功能和影响已经显示出将为人的各种交往活动提供更多机会的前景。
作为冷战工具的军用网络系统，阿帕网本身不对社会开放，主要服务于军事方面的目的，因此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尽管它暗含着开放的思想。伴随着社会需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运用计算机来帮助人类进行传播和成为电子邻居才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万维网以及为周游它所必需的浏览器的深刻含义在于：技术的进步若要与大众发生普遍的联系，使用的便利、进入日常生活、传递普通人自己的信息，是最最关键的方面。
1992年，在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大学的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22岁的马克·安德烈森（Marc Andreessen）成为浏览器的开创者，使这个以农业和超级计算机闻名的大学又一次受到当代世界的瞩目。安德烈森后来与硅谷传奇企业家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共同创建另一家公司——网景，并继续从事开发因特网浏览器的工作。“1994年，网景公司（Netscape）将开发的浏览器Navigator放在网上供人下载。就是这些浏览器，使网络真正踏上了传播之途。”因特网弥合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扩展了人们的职业合作领域，改变了社会服务方式和娱乐方式，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各种各样的在线讨论、从某个模拟系统进行学习、电子购物、参观博物馆和穿行在古代文明之间，这些都还只能看作是“电子邻近”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的比较初级的表现方式。
“网络疆域”涉及的是无形国界和有形影响的矛盾，而“电子邻近”则涉及的是机器和机器、人和机器以及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矛盾。冷战时期，美国军方研制阿帕网，不仅是为了减少集中的信息站点易受攻击的危险，也是为了让它所资助的研究团体能够共用远程计算机，做到资源共享，充分利用资金。后者使人更容易想到把诸多共同体互联起来，即把相互作用的、由在线的人所构成的共同体互联起来。这样的思想也显见于从阿帕网—局域网—广域网—互联网的逐步发展的过程。
计算机产业中有一个常被人们说起的观念：网络就是系统。它的内在含义涉及现代科学的一个理念，即总体大于部分之和，换句话说，一个结成网络的系统从根本上不同于并且更加强大于单独运行的计算机。所谓“单独运行的计算机”在主要意义上又指的是相互之间没有交流的计算机。网络使计算机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使运用计算机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
尽管重要的科学数据和学术成果始终是网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正是人们之间日益扩大的联系使它得以形成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介意义上的工具。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最能吸引人的方面或许是电子邮件、自由交流思想和价值观等属于交往方面的功能，人们对于距离、时间和现实的观念本身，已经因为这一刚刚出现并扩散到全世界的新媒介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是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在赞叹网络传播开创社会交往新时代的同时，不应忘记因特网之所以能够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的机制：让机器介入人的交互作用，让机器帮助人们传播和沟通。远程机器具有神奇的力量和功效，能够带来工业时代没有先例的变化，但是远程机器仍然是机器，当它介入到大部分人的社会交往之中以后，所产生的影响就远非少数军事和科研机构的资源共享所能比拟的了。对此而言，目前有关“因特网将自动封锁人的情感和关系”与“因特网将给人的情感和关系带来益处”的争论，只是刚刚开始。
3.“制信息权”（control of information）概念
所谓“制信息权”也就是对于信息的控制权和支配权，随着人类社会向以网络等先进传媒为载体、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信息社会过渡，它越来越显得重要。在相当程度上，“制信息权”与“信息战”有重合关系，都牵涉到不同的主体之间争夺信息的获取和利用方面的优势，包括情报战争、商业战争、外交战争、技术战争、文化战争，等等。主要工具是通讯社、电视、广播、报刊、书籍、通信卫星以及正迅速崛起的电子网络等，集中体现了（广义的或狭义的）现代战争与传播媒介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制信息权”概念具有历史的背景，基本上是顺应军事领域的其他概念衍生而来。一般来说，在步兵和骑兵时代，谁控制了交通要道和枢纽区，谁就等于掌握了陆地战场的主动权，这种权力可被称为“制陆权”（control of the land）。17世纪以后，对于海洋的控制日益重要。“制海权，特别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民族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控制了海洋也就意味着控制了世界，是否掌握着制海权（control of the sea），相当时期内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条件。20世纪中叶，航空使战争模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意大利学者杜黑在名为《制空权》的著作中，较早认识到制空权（control of the air）的重要性：航空为人类开辟了空中新领域，结果必然形成一个新战场；制空权的重要性将和制海权的重要性一样。在实践中，由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不久便被应用于战争：开始是执行侦察和运输任务，以后进入到轰炸和空战，空中战争因此产生。随着飞机和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各个国家都意识到“领空”作为“第三领土”的重要性，并有将20世纪视为经典空间技术的世纪之说。
50年代末前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使冷战双方的军事较量的触角伸向了外层空间，在引发了关于计算机联网的构想的同时，也带来了关于“制空权”、“领空”和“太空”等内涵的新探讨，其结果之一便是“四维战场”的提出，以便与“三维立体战场”做出区别。
20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部分意义上的网络战，它使网络战从“虚拟”走向现实，也突出了“制信息权”的重要性，向世界人民提出了这样的警示：谁拥有先进的信息网络，谁掌握了“制信息权”，谁就可以使敌对国家的“整个信息网络瘫痪，统帅部与作战要素间的纽带被切断，统帅部无法指挥和控制部队，无法将配置在广阔空间的兵力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这也正是冷战时期的交战双方曾经想做却未能做到的事情。
军事研究者根据社会形态、战争形态与传媒形态的关系，将人类战争分为六种形式，提出一定的生产工具是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而作战方的主战武器决定着战争的类别：“第一代战争以冷兵器为标志；第二代战争以火药和滑膛枪为标志；第三代战争以火枪和身管火炮为标志；第四代战争以自动化武器和机械化武器为标志；第五代战争以核武器为标志；第六代战争以高技术的精确制导武器为标志。有专家预测未来的第七代战争是高度信息化的战争。海湾战争，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已经显露了第七代战争的某些特征，而真正完全信息化的战争目前还没有到来。”
在现代战争倾向于信息化的同时，信息化战争也在向军界以外的领域渗透。当今社会，由于军用和民用信息技术、信息网络设施的互相融合，“制信息权”不仅仅是军事集团争夺的对象，也直接关系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兴衰，因此，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斗争，同样是获得“制信息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政治实力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信息技术及网络空间的竞争上；一个国家在这类竞争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将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步伐和成就。
最后，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下“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概念，它针对的是更大范围的主题，但与我们这里的讨论关系密切，同样也涉及到了物理空间、有形空间的变化问题。这个概念最早由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n Gibseon）在其1984年出版的小说《神经巫师》（Neuro-mancer）一书中提出，其描绘与今天的网络空间有相似之处，只是带有更多的幻想成分。它在大体上说的是一种虚拟空间，由人类神经系统和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相互结合而成。在这个计算机创造的世界中，活跃的都是代表人、地方、事件等可由技术实现的符号。在吉布森的笔下，“赛博空间”的特征包括：人们的知觉可以摆脱身体的束缚，而在由电脑媒介构筑的空间中独立存在和行动；虚拟的网络空间能够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或者说，能够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赛博空间的主体是信息、数据和符号，拥有控制信息能力的人同时就拥有巨大的权力；进入了赛博空间的人意味着把人类的神经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结合起来了，因而能够以纯粹的精神形态而在赛博空间中达到永恒。小说中有一个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主人公，他的一个朋友去世了，后者变成了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虚拟的人，作为另一个主要人物而与真实世界的人对话，并且常常让人将虚拟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相混淆。这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暗示出技术进步将为人类塑造出一个“电子交感幻觉”的世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开始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吉布森的“赛博空间”概念，它仍然具有隐喻的意义，并且主要与互联网相关，但有了更多的涵义和纬度。围绕着它，出现了种种概念的延伸以及关于它们的争论，诸如“赛博社区”、“赛博人”和“赛博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