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学、符号学角度分析，人类的传播方式已经或正在经历如下四个阶段。
一、身体“语言”阶段。自从人类诞生于地球，以身体作为惟一的、最早最原始的传播方式就已经开始了。人体的动作及其身体行为、表情、眼神、人体原始装饰以及由肉身所发出的、不成“文”的声音等等，都是原始传播的方式。这种传播所负载的信息及其意义，是很有限也是稳定的。所谓“动物语言”，实际上是原始人类身体语言传播的“准传播”。这种传播，专注于原始人类生存之需，人文内容及其人文精神、意义少而弱。
二、“言语”阶段。原始人类的发自肉身器官的叫喊，经过漫长历史的锻炼、运用、打磨与发展，其发声与意义表达之间所建构的关系逐渐清晰与固定，便是人类各人种、各民族之“言语”的发生。“言语”是人类以“口头”方式对信息的表达。它在某一种族、氏族、民族与地域中，是普遍可理会、普遍可传达的，否则，这种“言语”就会被环境、历史所淘汰。“言语”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标志着人类基于人体自己发声器官，尤其是大脑的历史性成长，使得人类在运用身体“语言”进行传播之同时，又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加重要的传播手段。但是，这种传播手段又是很有局限的，首先是因为人的声音传播之距离十分有限，这种传播往往是当面的、短距离之内的；其次，这种传播又是当下的，声音作为“文本”，它不是保存在一定的时空之中而传之久远，声音是稍纵即逝的，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在传播主体与接受者的理论记忆与情绪记忆之中。
三、“文字”阶段。自从文字诞生以后，人类就跨入了文明阶段。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文化是与人类同时诞生的，而文字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黎明。文字积淀、处理人类的无限信息，且将各种信息一般地固定在文字的表达之中。因为文字是有文本的，所以它的传播可以超越有限时空，具有突破有限空间环境而传之永远的可能。文字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体现了人性与人格的巨大自由，文字解放了人类。当然，文字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人性与人格直到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所谓文字与语言是“思想之牢笼”，就是这个意思。文字既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同时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文字既是人之精神的美丽家园，同时是人之精神的囚笼。然而，文字作为传播方式，其优越性远超于身体、言语这两个颇为原始的传播方式。文字使人类真正成为“文化人”，文字让人类真正摆脱其蒙昧阶段。文字又起到了整理口头“言语”的巨大作用，借助文字，使“言语”升华为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语言”是揭示了“言语”的本质、规律和功能的“言语”，使“言语”的语法、逻辑、修辞得以用文字这种文本方式表达出来。文字使人类逐渐摆脱身体、言语阶段之局限性而极大地刺激、发展了人脑的思维、思想等心理品格与功能。
四、电子技术“虚拟”传播阶段，亦可称为“网络”传播阶段。迄今为止，人类传播文化经历了多次革命。它们是：与人类诞生同时出现并发展的“身体”传播阶段；口头“言语”突破“身体”传播的阶段；“文字”传播突破口头“言语”的阶段；“网络”传播突破“文字”的阶段。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一新阶段的早期。“网络”传播的出现并不是对以往传播的否定与唾弃，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累积与增值。在网络时代，网络技术当然是这一时代传播方式的主角与主要标志，然而，无论身体、口头还是文字（语言）传播依然，并且永远具有活跃的生命，网络传播知识只是开启了关于传播的虚拟世界，而并不能代替、否定以往现实世界意义上的传播方式。
就网络传播而言，文字传播作为文本传播——纸质文本传播，已经占领了几乎所有的传播领域，网络作为电子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全新意义的“超文本”，它指的是一种以非线型为技术、人文特征的数据系统。“超文本”这一概念与理念，由美国学者T。H。尼尔森（Ted Holm Nel-son，1937—）提出。他自造了hypertext（超文本）这个词（hyper，在古希腊语中有“超”、“上”与“外”等意义）。所谓“超文本”，是一种以先进之电子技术所支撑的活跃、灵便、虚拟的传播的数据库。按《牛津英语词典》的说法，它是“一种并不形成单一系列、可按不同顺序来阅读的文本”。
黄鸣奋在《超文本诗学》一书中指出，对“超文本”的研究，可以有多种取向。
（1）作为历史的“超文本”。在历史上，“超文本”代表了人类应用信息科技媒体的最新努力与最高传播水平；
（2）作为理念的“超文本”。它代表了人类观察、分析与处理问题的新理念，是崭新历史文化之水平、理念水准的崭新体现；
（3）作为范畴的“超文本”。它是一种特殊而极具魅力的文化学新范畴，与此相应的是“超写作”、“超阅读”、“超隐喻”、“超传播”；
（4）作为未来文化的“超文本”。现阶段的“超文本”，较多地运用文艺、教育等领域与问题，它的拓展与教育、文艺本身的建构、集成与远程化相关，但是“超文本”这种文化传播方式之未来发展前景是无可限量的。
总之，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的特点是：
（1）广泛，迅速，信息量巨大；
（2）虚拟而不实在；
（3）与纸质传播共存，它突破了纸质文本传播的局限，却落入了“技术”、“虚拟”的局限，当然，这两种局限处于不同的历史、技术与人文水平上，不可同日可语；
（4）传授主体可以隐匿、摆脱传播者社会身份的限制，这种传播的自由使传授的信息良莠不齐；
（5）传播的交互性，摆脱横亘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评价与调控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