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农启动的“小小的自动机”是“一条长长技术链上的许多关键进展之一”，它不可置疑地发挥着“通向计算机，并最终抵达‘万维网’”的作用，这个过程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并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所经之处，在现代人类的思想和观念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的国防投资一直居高不下，占据了联邦总开支的相当份额。巨额军事开支的投入，加快了东北部高技术产业取代传统产业的步伐，也为西海岸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最初的电子学领导中心是在香农获得数学博士、并曾经工作过的麻省理工学院，“仅仅在60年代，MIT的4家研究机构和3个工程系创建了175家企业。70年代后期，小型计算机的高速发展带动波士顿128公路区乃至马萨诸塞州走出衰退的泥沼，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马萨诸塞奇迹’。在小型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从开发研制到大规模的生产，MIT的技术和人才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高科技从纯军事领域逐渐向民用与商用领域的渗透和转向——这个历史性的变化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初露端倪了，即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基地和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建立开始。但是国家最重要的计算机发展经费仍然由军方投资和控制，所不同的是接受者和被资助者的所在地逐渐发生了改变。“1985年，五角大楼在电子技术方面花费了整整四百亿美元。”也是在这一年，（西部）“阳光地带各州得到国防部两千六百亿美元合同的百分之六十；这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们所得份额的两倍多。仅加利福尼亚一个州得到的防务投资就高于其他任何州二点五倍以上，占五角大楼1985年预算的四分之一。同时，在过去三十年中，中西部的‘锈锅’眼看着它与军方合同份额从三分之一减少到十分之一……”东海岸的那些存在已久的大公司，也由于僵化，无法调整自身、以追赶技术发展的前锋等原因，而终究不敌西部硅谷。在这种情况下，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许多公司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赢得国防经费的份额了，如转接合同、或是迁址。而当今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硅谷现象，崛起的力量恰恰就是由克劳德·香农所激发起来的计算机和微电子工业，其主导产品的发展顺序大致为：20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70年代的处理器，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的因特网。
在观念上，相当时期内，香农信息论的意义只限于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理解范围之内。对于许多非技术人员和逻辑学家的学者来说，香农公式的数学方面难以理解，他们需要用非数学语言做出解释，这个使命由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部主任W。韦弗所承担。1949年，在传播学的奠基人、时任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总编的施拉姆的帮助下，《传播的数学原理》得以出版。这一著作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传播的数学理论的最新贡献”由韦弗所写，其目的是将香农的传播的数学理论转述成不那么令人生畏的语言，同时论证从有关工程传播的数学理论中如何发展出人类传播的可能性问题。关于韦弗对“香农-韦弗著作”所发挥的作用，韦弗本人这样说道：“与香农的贡献相比，我对这部著作的贡献是非常微小的。……我认为我的那一部分本该先出来。我的不起眼的贡献……应引出数学的文章（使得对它们的阅读成为一项多少有些更加容易的工作）……”按照当代著名传播学家罗杰斯的归纳，韦弗在香农思想的基础上，区分了三种层次上的传播问题。
（1）传播符号如何被准确地发射？（技术问题）
（2）被发射的符号如何能够准确地传递意图中的意义？（语义学问题）
（3）被接受的意义如何有效地以意图中的方式影响行为？（效果问题）
韦弗认为这几个层次是相互重叠，相互促进的。因此他鼓励人们将香农的信息论运用于其他类型的传播活动之中。事实上也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信息概念广泛地活跃于各个学科，从生物学、大脑研究到心理学、传播学。
对于社会上的芸芸众生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在80年代接触过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著作以后，才开始感受到所谓“信息革命”或“信息时代”的巨大冲击。关于这些未来学的代表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评论，除了叫好和赞扬声之外，诸如“追求时髦”、“思想贫乏”、“过度简单化”等是经常出现的反对性意见。但无论如何，其中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即：他们在向民众普及信息理论和信息概念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诚如《新苏黎世报》对于《第三次浪潮》的评论所言：“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巨著，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其力量来自著者广阔的视野，成功的结合，执着的争辩，以及对新事物发展的敏锐的洞察力。”正是这种“极高的可读性”使得它能够在用“信息”、“信息经济”等新奇字眼吸引读者的同时，担当起了使信息概念家喻户晓、人皆可知的历史使命。直至今天，虽然普通人，甚至相当部分的研究者可能还无法把信息概念的歧义性、复杂性阐述清楚，无法真正理解它的现代含义——所谓“不确定性的减少”，但有一种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即不管以何种方式，信息正趋向于具有丹尼·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所论述的那种性质：编码化的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从而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本，其作用一如几百年前资本和能源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取代那样。在托夫勒的另一部名为《权力的转移》的著作中，上述思想是这样得到描述的：“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崭新的‘财富创造系统’正在崛起。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戏剧性变化……这个崭新的创造财富系统完全依赖于快速的通信、数据、思想、符号以及属于符号系统的传播。正如我们以后会发现的那样，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超级信息符号的经济。”
1995年，当因特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和通讯工具，正在走向普及时，未来学代表人托夫勒及其夫人又推出一本新著：《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本以小册子为形式的著作再次重申了托夫勒70年代以来的许多思想，但按照作者本人的看法，它绝不是一本过去作品的简单汇集，它包含着新的关注，阐述了新的思想，当然有些所谓新的东西只占很少篇幅，而且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其中就包括对于刚刚从军事和科研领域走向民用和商用的网络的关注，他在谈到作为自冷战以来发生的巨大变迁之一的“基础设施”时，阐述了因特网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使管理层对所发生的一切得到一个整体的概念，数以亿万计的美元已被投入用于建造联结电脑、数据库和其他信息技术的电子网络。……这种庞大的电子信息结构，通常是以卫星为基础的。它使公司与公司紧密相联，并与电脑及供销网络联结。日本打算在未来5年中，花二千五百亿美元来发展优良快速的网络系统。白宫目前正在推动极富争议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无论我们对这一计划或比喻怎么想，有一件事是明白无误的：电子通道构成了第三次浪潮经济的基础设施。”托夫勒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这样的变化相呼应的是，政治权力正不断地从一些正式的政治结构——国会、白宫、政府机构和政党——转向由电子网络联结起来的基层团体和媒体。他的这本新著刚一出版，便引起轰动，像《纽约时报书评》这样的媒体连续数月将之列入最新的畅销读物排行榜之中。
尽管如此，70、80年代所出现的信息革命与90年代以后的信息革命仍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未来主义的观点还不足以抓住当代技术变化的实质。前者的技术基础是大型机的时代，与之相应的计算机的功能停留于计算和处理数据等水平；后者则标志着计算机能够同时处理文字、数据、图像、视频信号的开端，它在相当程度上与数字化有关，与计算机网络相关。在此意义上，不断有人提出需要为90年代以后的信息革命重新命名的思想。例如，“‘信息时代’一词就像一台使用了20年的计算机，已经显得过时。在计算机处理图像、视频信号和语音——媒体——的今天，为什么还沿用计算机只能处理信息的说法呢——只是因为方便吗？‘信息时代’一词形成于70年代，适合于大型机。……用信息来联想计算机就像蒸汽机驱动让人联想起汽车或是帆让人联想起船一样。如果我们根据技术来划分时代，现在该是形成一个新术语的时候了，这个新术语应当能反应技术的现状、它的应用以及未来的进展。”另一种说法是这样：“信息化这个词太旧太泛，不足以说明新千年的性质。‘信息化’开始于微电子革命的60年代，‘数字化’比‘信息化’晚30年，开始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崛起，两个时代不容混淆。”相比于20、30年以前，计算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从取款机和收银机到数字计算机、激光唱机、电子游戏机和智能移动电话；进而言之，正是由于计算机与通信业的结合，信息业与媒体业的结合，电信业与娱乐业的结合，促成了信息传播的多媒体功能和互动的新天地，也促成了新一轮的信息革命。
网络传播与通信业最初的也是真正意义的互动关系发生于我们前面所论述过的“卫星事件”的背景之下。相比之下，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对于美国的因特网研制计划的影响，远不及对于开辟太空领域新战场的影响那样轰轰烈烈，引人瞩目。一度时期，通信卫星，气象观察卫星，自然资源卫星，用于海上运输和领空控制的卫星，都得到了政府的大笔资助；此外，作为6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的一个新课题，通信卫星还被引入了教育领域，以便希望借助通信卫星的技术使诸如巴西和印度等国家获益，如提高农业生产率，支持计划生育和扫除文盲，等等。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因特网只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依靠军费资助的研究项目。但即便如此，由前苏联卫星事件引起的通信革命在当时也已经触及到了网络传播的一些根本方面。
从组织机构来说，它促成了一个大型的科学研究团体。高级计划研究署（阿帕）的构成带有浓重的研究色彩，因此不仅仅以某一个军事产品为方向，也是美国国防部对若干重大革新项目资助的继续。这个机构本身是非常杰出的创新机构，它在因特网的设计思想以及最初的资金资助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无可替代。高级计划研究署本身所具有的研究性质、它的独特的研究方式和管理风格，为早期网络从军事部门延伸出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研究方向来说，它作为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方面的成果，引起的是美国军方对易受核弹攻击的通信系统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研制以封包交换为基础的新的通信技术便成了明智的选择和未来的方向，加之高级计划研究署名下的各团体共用远程计算机的迫切愿望，以及技术因素开始展现的前景，共同推进了计算机联网方面的研究计划。
从内在含义来说，它一方面加快了将计算机用于军事指挥和控制的步伐，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计算机和通信领域的结合，是50年代初美国空军洲际防御网络（SAGE）的继续与突破。后者的设计思想是：将远距离的雷达系统和其他测量控制设备的信息，通过通信线路汇集到一台计算机上处理。诞生于1969年的阿帕网将位于大学的四个节点连接起来，由此真正开始了通信设施计算机网络化的时代。
处于相对独立的研制状态下的因特网由于技术上的特点，显示出与普通的电话交换网的差异。后者受中央控制，其所有用户都需要接入某个交换中心；而因特网则是通过路由器来管理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交换，当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出现故障时，信息可以通过其他节点绕道行驶。而人们常常说起的“分布式”所指向的也就是无控制中心的特点：因特网没有控制中心，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结的主机站点构成，用户从网上的任何位置都可以访问到这些主机站点。与之密切相连的是交互式、分组交换等特点，前者表明与因特网联在一起的不同计算机使用者可以进行通信，后者再次表明因特网的通信方式与电话交换中的线路交换方式的不同，在那里，同一条线路可以同时传输多个用户的信息，因而大大提高了通信效率。这些主要由当时的特殊军事背景所确定、所要求和逐步促成的技术特点，正是因特网后来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发展、大突破的重要基石。
如前所述，网络传播的最初研制者是军事机构，但即便在早期，它也横跨了美国政府机关（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主要的研究型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等），以及许多专业技术的智能库（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兰德公司和博尔特·贝拉尼克公司等）。一大批优秀的电脑科学家和通信业专家往返于不同的机构之间，或是以专业的身份，或是以业余的身份，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造就了非同寻常的创新氛围，而其动态目标逐渐脱离了与军事策略或超级电脑的关联，并使网络传播本身很快成为具有自身技术发展轨迹的自主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