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松墓中三足鸟
那么，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人究竟去了哪里？高句丽的文化和信仰又是由谁来继承的呢？此前，我们讲述了唐朝与高句丽、与百济、与新罗、与日本的关系，也讲述了半岛三国之间、百济与日本、新罗与日本的关系，但唯独漏掉了一点：高句丽与日本。
如果把东北亚几个主要国家的实力排个座次，我认为应该是：唐朝＞高句丽＞日本＞新罗＞百济＞耽罗。单以国力论，日本与新罗势均力敌，但日本孤悬海外，没有直接接壤的强国，更占地利，所以排在新罗之前。
好太王在位时期，日本和高句丽曾经打过一仗。当时的日本尚未完全控制日本列岛，虽有心扩张，却被风头正劲的好太王打得大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窥视朝鲜半岛北部，只能以北九州为跳板，占领了半岛南部的任那地区，小规模地骚扰新罗和百济。正因为如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句丽和日本之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冲突。
当时正值南北朝，朝鲜半岛的佛教也和中原王朝一样发展迅速，很多高句丽僧人都曾渡海前往日本传道授业。日本的佛教因此也兴盛起来。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外加佛教的度化，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大化改新后，高句丽与日本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了。
首先，齐明女皇之后，日本先后出现了七位名字中带有“大兄”的男性王室继承人，分别是：勾大兄皇子、箭田珠胜大兄皇子、橘丰日大兄皇子、彦人大兄皇子、山背大兄皇子、古人大兄皇子和著名的中大兄皇子。而“大兄”，正是高句丽的官名。
在高句丽官职中，大对卢最高，太大兄、大兄、小兄则是中高级官职。也就是说，日本的皇子，基本上都有高句丽高级干部。就连日本史书都记载，皇子是大兄，皇子的近臣是少兄（小兄）。
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认可高句丽比自己强大，认可日本的地位要比高句丽低一级。这是日本官方承认并且广泛使用的。如果不是被好太王打得大败，日本人会心甘情愿矮人一头吗？
显然不会。
弱国无外交，国际地位是靠综合国力打出来的，而不是花钱买出来、用面子死撑出来的。
在唐罗联军斩首百济的时候，高句丽不但没有派兵援助百济，反而派乙相贺取文出访日本。贺取文率领的这个使团有上百人，于660年正月出发，直到这一年的七月中旬才返回高句丽，在日本足足待了半年多（至于高句丽人和日本人在商量什么事情，史料没有记载）。而唐军是在六月下旬抵达德物岛，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七月中旬，就与新罗军一起斩首成功，攻灭百济。
也就是说，高句丽的使团很可能是在得到唐罗联军突袭百济的消息后才赶回国的；或者说，高句丽人也和百济王扶余义慈一样，认为唐军登陆后的目标是自己，而非百济，这才急急忙忙召回使团。前者，高句丽需要知道日本的态度，才能决定到底要不要出兵援助百济；后者，高句丽也需要使团带回日本会不会帮助自己的确切消息。
可高句丽万万没想到百济这么不经打，几乎没有怎么抵抗就亡国了。百济灭亡了，百济的复国运动却如火如荼，所以齐明女皇还是决定出兵。只不过齐明女皇还没等到亲征百济，就病死在了飞鸟城的宫中。
需要注意的是，飞鸟城不但是当时日本的统治中心，也是一座极具高句丽特色的城市。
609年，高句丽僧人昙征来到了飞鸟城。他不但为日本带来了造纸术，还带来了先进的调制彩色的技术。有了纸和调色技术，日本的绘画艺术由此飞跃发展，进入了丰富多彩的“飞鸟时代”。当地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就是飞鸟时代的代表作。
2002年初，考古人员在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高松古墓石室的顶棚东侧太阳圆形图案内发现了“三足鸟”图案，黑色三足鸟的鸟冠、翅膀、羽毛和三条腿都很清晰。
三足鸟是典型的具有高句丽特色的绘画。在高句丽人的图腾崇拜中，三足鸟的地位甚至要高于龙和凤，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考古人员在吉林集安的高句丽古墓中曾多次发现类似的三足鸟壁画，但在日本古墓中却是首次发现三足鸟图案。高松古墓虽未全部发掘，但已发现的壁画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和石室顶上的星宿图都具有浓郁的高句丽风格。
这就说明，在与中原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前，日本获取先进文化的主要方向，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百济，还包括高句丽。百济和日本的同盟是摆在明面上的，高句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却是不动声色、润物细无声的——至少像高松这样具备相当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人，都已把高句丽的图腾崇拜刻到了自己的墓室里。
破而后立：高句丽语的重生
当然，仅凭一个古墓的壁画，只能证明一点：日本贵族很萌高句丽文化。贵族虽然能够引领社会风尚，但贵族玩的东西，普通老百姓未必玩得起。就像中国的瓷器，在唐代就已风靡欧亚，但是直到两宋物美价廉的外销瓷兴起之后（“南海一号”中搭载的正是大量日常用的外销瓷），才真正走进中东和欧洲老百姓的生活。所以，高松古墓壁画只是佐证，却非最有力的证据。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东亚范围内现代日本人和朝鲜、韩国人在血缘和外貌上都是最接近的，但两个国家的语言差别却非常大——除了语法结构相近外，只有15%的基本词汇是一致的。
这说明，现代日语的源头很可能不是朝鲜语，而是另外一种古老的语言。最有可能的，正是高句丽语。那么，有没有什么证据能直接而有力地证明高句丽语是现代日语的源头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这样一本书——《高句丽语：日语在亚洲大陆的姐妹语言》（Koguryo, 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2004年6月出版），作者是美国学者Christopher I.Beckwith。
该书是世界上第一本深度研究高句丽语的语言学专著。书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高句丽语和日语是同源关系，而韩语和高句丽语则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该观点已经被国际上大多数语言学家认可和接受。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还得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局势说起。
从魏晋至隋唐，朝鲜半岛最主要的三个国家就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当时，这三个国家的语言都不同：高句丽语属于扶余语系，国民都说高句丽话。百济的统治阶层则是南下的南扶余人，其语言也属扶余语系；而百济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原住民马韩人，说的是马韩语。新罗由辰韩和弁韩发展而来，因此新罗语属于韩语系，也就是现代朝鲜语的直系祖先，所以新罗人说的才是韩语。
所以，百济的贵族阶层和老百姓是无法直接交流的，需要借助翻译（难怪唐罗联军斩首成功了百济地方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而新罗人则可以和普通百济人顺利交流（三韩部族的语言比较接近）。
这就能很好地解释两个问题：
高句丽为什么能够与百济结盟一起欺负新罗？
因为高句丽人和百济统治者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勾搭起来比较容易，也不怕被士兵啊、奴仆之类出身卑贱的人偷听——因为听不懂……
新罗为什么能够比较顺利地蚕食百济故土？煽动百济人跟唐军做对？
因为两国老百姓都是三韩原住民，说的基本上是一样的话，好忽悠。
唐朝先后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后，最后由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建立了半岛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新罗王朝。统一之后，原来百济的贵族已经被赶跑了，百济和新罗的老百姓说的都是差不多的语言，所以管理起来相对容易。而高句丽语与百济官方语言同出一支，这两个国家都灭亡了，它们又都曾经是新罗的敌人，故而不会成为新罗的官方语言。
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百姓不愿为唐朝所统治，这是实情。因此，很多高句丽百姓选择了南下，这一部分的高句丽人后来与百济人、新罗人相互融合，成为现代朝鲜人的祖先。还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出海东渡，来到了一海之隔的日本。这些高句丽人不但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带去了高句丽的语言。
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和日本有着密切往来的也非百济和新罗，而是高句丽。所以，弥生时代来到日本的朝鲜半岛移民主要是高句丽人，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百济人和新罗人。而高句丽语则直接成为古日本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句丽人的东渡，拉近了大和民族与大韩民族在血缘上的关系，却疏远了二者的语言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和朝鲜人、韩国人在体格、外貌上颇为相似，却在语言上相去甚远。
大韩民族有着高度的荣誉感，他们一直认为高句丽、百济、新罗都属同一民族。为什么是同一民族呢？原因有两条：一是三个国家的风俗语言十分接近；二是百济和高句丽遗民宁可投奔新罗，也不肯向唐朝“屈服”，具有强烈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实际上，直到今天，韩国境内的庆尚道（原新罗地区）和全罗道、忠清道（原百济地区）之间的地域矛盾依旧十分突出。追根溯源，还是当年百济和新罗相互争斗遗留下来的历史宿怨。因此，拿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来形容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关系无疑是可笑的（一千多年后都在打架，一千多年前就能和睦相处了？）三国之间有的只是相互利用，貌合神离，仇恨厮杀。
至于风俗和语言，三国之间或许有相似之处，但生活在平原靠海地区的百济人和生活在山区的新罗人的民族性格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Christopher I. Beckwith先生的观点是：高句丽语和日语同源，而与韩语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从现存高句丽语来看，其与日语的相似度远大于韩语。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名词：
儿子
高句丽语：gu
日语：ko
韩语：atul
山
高句丽语：yapma
日语：yama
韩语：moi
树
高句丽语：kil
日语：ki
朝鲜语：namu
兔子
高句丽语：usigam
日语：usagi
韩语：togi
心
高句丽语：kor
日语：kokolo
韩语：ma’um
嘴巴
高句丽语：kuci
日语：kuchi
韩语：ip
从这组名词的发音中就能看到，高句丽语和日语的发音极为接近，而与韩语相去甚远。当然，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名词可能有成千上万个，这一部分的相似似乎还不足以说明日语和高句丽语的亲缘关系。
好，还有证据。
在语言学中，数词是特殊而重要的一环：因为一个民族在最初发展的时候，首先需要的就是计数——计算时间需要数字，计算农作物、物品的多少需要数字，计算人口牲畜的数量也需要数字。数词的念法一旦形成，很少会发生改变；一旦改变，整个生产生活习惯都要随之改变，这对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代价太大了。因此，数词，一定是一个民族语言中最早出现、最原始、最纯粹、最不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部分。
让我惊讶的是，在从0—9的10个基础数词中，日语和高句丽语竟然有3个极为相似：
三
高句丽语：mir
日语：mi
韩语：set
七
高句丽语：nanin
日语：nana
韩语：ilgop
十
高句丽语：tok
日语：towo
韩语：yol
这就说明，当高句丽灭亡，高句丽遗民带着自己的语言来到了日本。当时的日本，正值白江口惨败、民族自信心暴跌之际，日本从上到下都觉得大化改新还不足以让日本真正强大起来，他们迫切地需要汲取外来文化，而日本的底层百姓，其开化和文明程度更低；即便是渡海前来的高句丽遗民，其生活经验和语言习俗对日本老百姓来说也是先进的、有用的。
高句丽的语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地被日本所吸收，继而成为日语的一部分。
尚武并且不服儒化的高句丽虽然灭亡了，但尚武、顽强、独立的民族性格却随着高句丽遗民的东渡而在日本发芽重生，最终流淌在了大和民族的血液中。
这种高句丽语与日语几乎同源，而与韩语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实，说明什么问题，难道不该引起朝韩学者的深思吗？
题外话：高句丽灭亡后的泉氏家族
作为一个国家，高句丽灭亡了；作为一个民族，高句丽族也与匈奴、鲜卑等古老少数民族一样，随着历史的洪流而融入到了其他民族中去。其中最典型就要数泉氏家族。
高句丽灭亡之前，盖苏文的弟弟泉净土和长子泉男生都已归顺唐朝。攻取平壤前，高宗李治任命泉男生为辽东大都督、上柱国、玄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命其前往前线协助李绩。此后，泉男生一直在唐朝当官，最后死在安东都护府任上，终年46岁。泉男生的弟弟泉男建、泉男产，在高句丽灭亡后都成了唐军的俘虏，但两人的遭遇却完全不同：泉男建因负隅顽抗而被流放；泉男产因主动投降而被任命为司宰少卿，病逝于701年（武则天大足元年），终年63岁。
泉氏一族归顺唐朝后最为显赫的当数泉男生之子泉献诚。泉氏家族源自高句丽望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逐渐融入到了汉族当中，不但与汉族通婚，而且完全接受了汉文化，与当时的汉族士人没有任何差异。这一点从泉男产后人泉光富所写的《泉男产墓志》与泉玄隐所写的《泉毖墓志》就能清楚看到——到了泉毖这一代，泉氏族人已不再把自己当成高句丽人，而是自称“京兆万年人”，等于从心理上承认了唐人的身份。
泉氏家族只是数十万内迁的高句丽人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民族群体，这个民族群体在高句丽灭亡后逐渐与汉族通婚、融合，继而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