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十年，以经济利益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活动的做法颇为时髦，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但是在这一章，我们尝试反过来谈谈“非经济”的因素对于经济现象的影响，主要是地域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宗教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一些宗教规定星期五不可以吃鱼，一些宗教视牛为神，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些文化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
鞭炮属于噪声污染，本来应该在《环境问题迫在眉睫》那一章讨论。我们之所以把它放在这里，首先是想作地域文化的引子，不过实际上还有不得不放在这里的苦衷，因为在一些地方，许多人并不觉得鞭炮是一种污染。
所谓“以经济利益解释现象”，可以概括为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生命现象，很早就是经济学讨论的对象。事实上，许多读者都听说过“生命的价值”的经济学研究。可是本章要指出，人们对于生命现象，常常会不自觉地表现出非理性的态度。
城区禁止燃放鞭炮，实在功德无量
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不少人曾经因为鞭炮的关系而不那么喜欢民俗节日的到来，对于邻居的婚迁喜庆，也有点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狂轰的鞭炮吓一跳。那时候，仅以正月前后为例，除夕“团年”，鞭炮狂放；新年零时，鞭炮狂放；初一清晨，鞭炮狂放；初二“开年”，鞭炮狂放；初七“人日”，鞭炮狂放……十五“元宵”，更是鞭炮狂放。平常日子，这家团聚，固然可以放一通鞭炮；那家开饭，兴之所至，也可以狂放鞭炮。真是难得一刻安宁。
鞭炮也越造越响。原来通常在户外燃放，后来时兴在楼道逞能，达到惊心动魄的地步。风气浸润之下，即使是大学教师搬家，一些人也要鞭炮狂鸣“驱魔辟邪”，似乎不这样做心里就不得平衡。
温饱以来，基于生活质量的呼唤和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抵制污染的自觉性迅速提高。大家逐渐明白，除了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以外，噪声污染、光源污染和景观污染都是强加于我们的污染，居民有不受污染的权利。
十多年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噪声之污染，一时以鞭炮为最。至于因为燃放鞭炮酿成的火灾，因为燃放鞭炮导致眼球被炸伤而摘除等恶性事故，更是令人痛心。按照现代经济学，一些人的行为和活动有益于其他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叫做“外部经济”，例如你满脸春风我看着也高兴；而一些人的行为和活动恶化了其他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就叫做“外部不经济”，对于许多人来说，乱放鞭炮就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统称“外部性”。“外部经济”是“正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则是“负的外部性”。
凡是“外部不经济”的东西，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事主自己并不承担活动的全部后果，所以必须依靠公权立法或者规制解决，维护受影响者的利益。许多发达国家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车厢、客机机舱内吸烟，就是这类的立法。
面对鞭炮的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和伤害危险，如果政府不在民意的基础上制定法规，不讲场合不顾他人而乱放鞭炮的陋习就难以扭转，居民的烦恼就无法解除。鞭炮污染，具有非常“显性”的特点。哪怕九十九个人都厌恶鞭炮，只要有一个人燃放，那九十九人就要受罪，污染的效果就绝不会轻。1992年广州市民在社会进步方面感到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在城区禁止鞭炮的出售和燃放。由于这一立法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讨论充分，宣传得力，再加上执法严格，广州市禁止鞭炮的举措做得非常成功。
本来，亿万人民的习惯势力具有可怕的惯性。所以，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可以成功地在城区禁绝鞭炮，这桩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事实说明，当民众有了这样的要求，当民众有了一份“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的气概，并且切实感到这样做有好处，千年陋习也可以扭转过来。
可是最近，一些地方由于执法放松，燃放鞭炮有回潮的趋向。舆论更是一面倒，渲染“传统自有活力”，渲染鞭炮“对于民众的精神生活的意义”，说什么“大多数民众都同意不放烟花鞭炮就不能算过年”，批评“地方政府强行贯彻禁鞭法规”。“传统自有活力”固然不值一驳，“大多数民众”云云，又有什么依据呢？何况，认识“多数人暴政”的现实性，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是否禁止鞭炮这种问题上，不能多数人说废禁就废禁。现在这样，一方面城区禁止鞭炮，另一方面政府组织在珠江河面白鹅潭燃放烟花，不是很好吗？实在要放鞭炮，跑远一点离开市区去放还是可以。
社会习俗的具体演变，不容易预测，但是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大体上越来越安静恐怕还是大势所趋。除了祥和，还有热闹的情况，但是热闹要找可以热闹的地方，喧闹不能强加于不喜欢喧闹的人。出于“以人为本”，物业管理现在开始讲究“相邻权”了，既然喝酒、猜拳、打麻将、敲钉子打扰了邻居都在劝诫之列，更何况比噪声污染和空气污染厉害得多的鞭炮？现在呼吁鞭炮解禁的朋友，也许是忘记了当年鞭炮狂轰滥炸的烦恼和无奈。
希望传媒与执法部门密切配合，巩固广州市城区禁止燃放鞭炮这一社会进步，不要后退。
庆幸地域文化差异
三年前的早春，媒体上曾经有过一阵子关于城区禁止燃放鞭炮的法规是否应该废止的讨论，“解禁”的呼声明显处于上风。眼看舆论一边倒，十多年宁静祥和的春节和元宵节有可能成为记忆，笔者杞人忧天，不自量力，曾经借《南方都市报》一角，发出“城区禁止燃放鞭炮，实在功德无量”的微弱声音。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当时最犀利的文章，大概是上海许纪霖先生的《文化比法律更有尊严》。许文论证春节、元宵节放鞭炮是中华优秀文化，于是，鞭炮自当顺理成章解禁。更早一些，北京张维迎先生在《法律与社会规范》[1]中，认为“中心城区一律不得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违背中国人“逢年过节喜庆应该放鞭炮”的“社会规范”，所以难以执行。但是十年多以来，笔者所在的广州，城区禁止鞭炮却做得相当成功。这一对比促使笔者思考在是否热衷于燃放鞭炮的问题上，可能存在南北文化差异。之所以把上海许纪霖先生也归入“北”的范畴，只是因为感觉许先生北方文化色彩浓厚，并没有其他原因，好在当时这一切都不过是私下思忖，并不示人。
后来有机会访问杭州，与一些没有多少“文化人”色彩的学者相处，想不到他们也认为城区燃放鞭炮应该解禁。这时候笔者才认识到，与其说南北文化差异，不如说地域文化差异。
地域文化差异应该是一个现实，不然很难解释城区禁止鞭炮在广州何以相当成功，因为广州人并不比北京人、上海人、杭州人更加遵纪守法，当年他们对于不科学的夏时制的抵制，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前几年“SARS”或者说“非典型性肺炎”肆虐期间，广州的市面情况和北京、上海、杭州、香港的市面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地域文化差异的又一表现。以北京为例吧，本来一向夜晚都交通繁忙并且经常交通堵塞的大街，“SARS”期间却居然看不到多少车辆。科技部部长的电视讲话和笔者在北京的经济学家朋友的谈话内容，都证实了这一点。“SARS”过后，笔者在北京近郊许多地方看到一些公路宽阔的支路仍然被土石堵塞，这在广州一带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北京的朋友告诉笔者，“SARS”期间，首都的高等学校封校停课，进出困难；一些机关大部分职员疏散回家，只留少数窗口，整个城市的活动水平大幅度下降。上海、杭州、温州的朋友告诉笔者，他们那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市面冷清了许多，学校隔离和居民小区隔离做得非常彻底、非常成功，居民对于隔离互助表现出少有的自觉性。
广州是“SARS”的重灾区，“SARS”对于广州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同样带来很大影响，具体表现为市民到饭馆就餐少了，卡拉OK这样的娱乐场所也不再热闹。但是，广州的社会经济日常运作节奏基本依旧，广州的市面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该办事还是办事，该上街还是上街，马路上依然车水马龙。我们在学校，比对其他地方，最自豪的是学校没有停课，校园还是开放。我们当然记得，“SARS”袭来的时候，广州有过短时期抢购口罩和抢购食醋的事情，口罩自不待说，食醋是因为传说熏醋可以预防“SARS”。奇怪的是在最初的震动以后，整整两三个月的“SARS”期间，机关里上班的干部和街道上忙碌的行人，却很少有佩戴口罩的了，与邻近的香港成为鲜明的对照。
许多文化现象，难分高下，遑论优劣。读到许纪霖张维迎这些学者关于燃放鞭炮的意见，读到“承认禁放立法引发的尴尬是讨论问题的基础”的评论，回想“SARS”期间北京等地封校、香港等地戴口罩的场景，笔者只有暗自庆幸：我们这里的地域文化，不是那个样子。
[1]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11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认识品牌的“地域连坐”效应
前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函责令全市停止购进和销售产自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的果脯、蜜饯事件引发的震动，早已成为过去。回顾那段时间，双方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广东有人批评北京方面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和“株连政策”的说法特别刺耳。但是，这种批评有很多站不住脚的地方。
首先看“地方保护主义”。报道说，北京方面采取行动以后，潮州市质监部门“迅速”对被曝光的12家不合格企业进行查处。这是好的。但是在北京方面采取行动之前，为什么没有“迅速”行动呢？报道说，潮安县方面对全县所有生产果脯、蜜饯产品企业的“专项抽检行动”也于北京方面发函次日展开。可见，潮安县的质监部门对于企业的不合格生产早有所闻，但是一直舍不得出手。既然这样，还是首先反省自己的地方保护主义吧。
至于“株连政策”的批评，我倒愿意在这里指出，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也不管你容忍不容忍，随着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品牌的“地域连坐”，至少在今后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内，不但不会消失，反而可能加强。我们对于市场和社会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自觉把好质量关，努力把事情做好。
听说这次磋商之中，出现过关于检测标准的争议，有些人还埋怨北京方面的做法违背国务院的规定。但是从长远看，上述争议中的具体情况，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潮安县一些企业的不合格生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消费者迟早会知道潮安县的一些产品有问题。潮安县方面可以要求北京方面区别对待，因为潮安县也有一些优秀品牌。可是在潮安产品良莠不分的情况下，消费者却没有这份精力来区分。对于他们来说，最方便最稳妥也最节约的办法，可能就是不再购买潮安县生产的产品。这种现象，就是企业品牌的“地域连坐”效应。
买卖是自愿的行为。这句话非常平凡，却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点。比较学术化一点的说法，则是“消费者主权”。现代社会充满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为了抵消信息不对称给自己的优良产品的销售带来的负面影响，生产者会苦心树立品牌形象，让他们的产品从良莠不分的环境中崭露头角，获得消费者的厚爱。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的产品，有很多是伪劣产品，那么你就不能埋怨“主权在手”的消费者“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不买你这个地方的产品，因为区分商品需要很大的成本。
消费者主权是有道理的，但是消费者主权也是不讲道理的。前面半句话是对品牌的“地域连坐”的认识，后面半句话说的是：你不能抱怨消费者不买你的东西，他不需要和你讲道理。可见，地域品牌是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投资和致力于地域品牌的建立、维护和提升。当“潮安制造”或者“潮安出品”成为一个有口皆碑的品牌，哪里还会有这些啰唆事？
所以，潮安方面最聪明的应对方法，是尽快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真正把质量看做企业和地方经济的生命，挽回潮安的地域品牌损失。当前，因为消费品质量良莠不分，居民感叹不知道吃什么好，不知道买什么好，不知道参加什么旅游项目好，其实怕的都是消费品质量问题。在这个消费资金寻找“安全出路”的年代，如果你的产品做得好，品牌过硬，市场不会亏待你。
怎样避免地方产品良莠不分、消费者难以区分的情况呢？这就要求政府做好市场的守夜人。关于潮安县在果脯和蜜饯生产企业中树立良好行规的设想，也必须在政府部门的参与下才能实现，因为如果政府缺位，即使多数企业的生产已经很有保证，也难免个别企业“搭便车”，利用逐步被大众看好的地方品牌，“夹带”自己不合格的产品，败坏这个地域品牌。
所以，尽管我不敢说北京方面的做法是否完全无懈可击，但是却衷心希望，各地的食品办和工商管理部门能够像他们那样勇敢地负起责任，在消费市场上为老百姓保一方水土平安。什么时候各地的相关管理部门都能够封杀可能严重损害居民健康的食品，封杀可能严重损害居民利益的伪劣商品，让大家吃得放心，用得舒心，玩得开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就会上升一个层次。
生命的理性呼唤容易被掩盖
经济学讲究理性行为。据我观察，对于人类理性行为的最大干扰，来自人类的亲情。干扰之下，当事人干的即使是傻事，旁观者也经常跟着瞎鼓励。
首先让我举一个学生向老师求助的例子。一个刚刚读完一年级的大学生，因为奶奶病重，打电话向他的老师借钱。据学生说，医生诊断他的奶奶得了癌症，并且已经是晚期。这个学生还说，住院治疗要预付8万元。这个学生来自内地贫穷的农村，他把自己一年来做家教攒下的钱全部拿出来，他的父母在乡下也到处筹借，现在已经有了几万，但是还差不少。学生哭着对老师说，他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不把奶奶送进医院，内心难以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