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硅谷的邻居们曾眼睁睁地看着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这里，把一个获利微薄的新型产业迅速发展成为获利丰厚的领航产业，那就是IT业。绿色产业自然也极大地依赖于资金的投入。而你是否已经注意到，硅谷的钱正在慢慢变绿？目前硅谷已经有将近50%的资金投在了非IT行业上，其中就包括新能源。嗅觉灵敏的公司闻风而动，怎样才能赚到最多？必须摸索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未来20年，钱往哪里流？
我们在第四章里提到了以色列“神奇小子”夏嘉曦“蚂蚁绊大象”的创业举动。夏嘉曦在创立电动汽车网络Better Place这个项目的同时也创造了一项纪录--以最快的速度筹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子投资”。
是谁为“神奇小子”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的交通解决方案”支付了启动资金？
闻风而动的绿投
2006年，还在SAP做高管的夏嘉曦，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份关于电动汽车网络的商业计划书，他向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提起了这份计划书，希望政府来挑起这份重担。然而，佩雷斯却鼓励夏嘉曦亲自投身于“绿色创业”，他向后者建议首先解决两项挑战：第一，说服一家大汽车公司一起加入；第二，筹集到资金。
夏嘉曦很快就解决了这两项挑战，他成功说服了卡洛斯·戈恩，雷诺-日产联盟愿意为Better Place研发专用的电动汽车。同时，他筹到了2亿美元，这些创业资金来自于不同的投资者--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Vantage Point、以色列企业、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以及私人投资者。除此之外，夏嘉曦也得到了来自政府的支持--以色列政府愿意为他的“电动汽车网络系统”提供实践场所。
如果没有筹到初创时期的那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夏嘉曦即使有再神奇的身手也无法得到施展。硅谷之所以能成就互联网经济神话，除了充满无穷想象力的技术，更离不开大量聚集于此的资本--这里聚集了全球1/3的风险投资。据说，许多落户于硅谷的风险投资客们，甚至不愿意驾驶长途汽车，去看“山谷”之外的项目，因为他们相信“邻近原则”可以让他们更了解自己所投资的技术门道，并能把握初创企业的未来走向。
然而，当硅谷的颜色开始渐渐“变绿”以后，这些投资客们开始改变一贯“足不出谷”的作风，开始远赴巴西、德国……考察一个个与地球有关的项目。无论是能源制造，还是电网系统、水资源系统--这些曾经一???被技术创新撂在一边的领域，突然之间迎来了“高科技”与“风险投资”的双重关注。因为，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也是未来世界最有潜力的赚钱机会。要知道，相比互联网所创造的1万亿美元的市场，光是能源单个领域所能创造的市场将是前者的6倍，也就是6万亿美元。
“我们看到硅谷正在加快对清洁技术的关注。”为夏嘉曦提供一部分初创资本的Vantage Point的CEO阿兰·萨尔茨曼（Alan Salzman）感叹道，“未来20年的创新领域将属于清洁技术。”
阿兰·萨尔茨曼的感言正在硅谷变成现实。通过推动一波又一波的创新浪潮，硅谷制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创富神话”，“神话”青睐的领域从芯片到电脑，再到软件、生物技术、互联网，如今正是绿色技术隆重登场的时候。环顾硅谷四周，最抢眼的是遍地开花的太阳能技术公司，硅谷的风投客们甚至觉得硅谷干脆可以改名为“太阳谷”。紧随太阳能技术之后，交通与能源效率方面的技术，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
5年之前，对绿色技术感兴趣的硅谷公司大部分还只是一些初创企业。如今，在前几轮创新浪潮中成长起来的硅谷大公司开始确定下一轮的风向标，谷歌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位。2007年，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发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可替代能源的应用。就在谷歌公司宣布这项标志性的举措之后，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家们颇为疑惑地质问：难道互联网英雄也要跨界了？
的确如此，谷歌公司自然不愿意错过解决世界最大挑战的机会。在这之后，谷歌公司在一系列的清洁公司以及有关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电动汽车的项目上投资了4500万美元。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变大之中。谷歌公司的内部创新也与“绿色”息息相关，它推出了“在线电表”，顾客通过使用谷歌公司的在线工具来检测自己家庭的能源使用。
当政治与“绿钱”相遇
2009年10月，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宣布了美国第一个针对高风险清洁技术投资的联邦基金。他是在谷歌公司的总部发出了这项宣告。
这让硅谷的风投们喜出望外，虽然早在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硅谷的精英们就向这位未来的“希望之星”提出了“美国政府应该大力扶持清洁技术”的愿望。奥巴马没有让硅谷失望，他一上任就大力推行“绿色新政”，承诺向可再生能源大举投资，经济刺激计划中包括未来10年为美国清洁能源项目提供560亿美元的拨款和税收减免，并将每年拨出15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生物柴油、乙醇、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为混合动力车的研发提供资金。
不只是美国政府在为“绿色技术”拨款，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做相似的事情。在世界各国出台的总额为2.796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绿色投资约为4360亿美元，占15.6%，集中在能源效率（节能建筑、低碳汽车和公共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在中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中，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占5%，对环境保护有间接推动作用的投资比重高达34%左右。
当政治与“绿钱”相遇的时候，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将是惊人的，尤其是在需要外力刺激才能渡过经济危机的时刻，政府的慷慨解囊和政策导向，将会为绿色经济吸引到更多的资本投资。
虽然政府无法像风险投资公司那样直接地介入投资--选择投资组合并且帮助那些初创企业成长，但政府提供的基金或财务资助却意义重大，它常常能推动那些由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最终走向“成熟”，这为风险投资客们分担了一部分风险。另外，政府的拨款还能促进大学研究机构的研发，这些研发最终将会转换为风险投资客愿意投钱的“商业计划”。
“当奥巴马政府、西欧各国政府以及亚洲国家的政府将大把大把的美元投入到清洁技术上的时候，我们相信现在正是把钱投在清洁技术上的最好时机。”由史蒂夫·韦斯特利（Steve Westly）领导的风险投资公司Westly集团筹集了1亿美元投资于清洁技术。
除了财政上的资助，政府手上还有一项利器，那就是政策。研究项目所在国的宏观政策环境，是绿投们最为看重的投资指标之一。因为当一项可替代能源投资项目的回报周期上升为15年甚至20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作为全球最好的国际机构投资者之一，丹麦“劳动力市场补充养老基金”（ATP），近年来除了对林业和清洁能源领域的私募基金进行投资外，还成立了“机构投资者气候变化行动基金”，主要针对新兴市场进行投资，基金规模为10亿欧元。当ATP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投资目标国的公共政策，比如，对新能源的扶持政策--上网电价的补贴政策；投资目标国政府能不能保证购买生产的所有电力以及最低的收购价格。
别样的绿投
如今，硅谷的风投们就“绿色技术将成为下一个重大事件”达成了共识。然而，绿色技术将在何时、以多大的回报为他们创造财富，依旧还是个谜题。与风投们所熟知的互联网投资模式相比，绿色技术投资的门槛更高，也更复杂，风险似乎也更大。
“清洁技术将会由那些有丰富经验的老将们领导，而不是某些还在宿舍里的孩子就能操控得了的。”商业竞赛组织Cleantech Open的执行总监雷克斯·诺思（Rex Northen）直言不讳地指出绿色技术与互联网之间的不同之处。也许，在绿色技术投资领域，很难再现20多岁的“大学宿舍生”，就像当年网景公司与谷歌公司的创始人那样的创造者。大部分的绿色技术项目具有高昂的研发成本门槛，同时这些项目的商业化常常涉及某一家制造工厂的创立及运转，后者需要项目领导者具有实际的制造管理经验。
对此，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Kleiner Perkins Canfield ＆ Byers，KPCB）的合伙人杜尔（Doerr）深有同感。凯鹏华盈2001年所参与投资的Bloom Energy致力于制造更便宜、更清洁的燃料电池系统，它的领导人是50岁的斯瑞达（KR Sridhar）。在创业之前，斯瑞达在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工作，领导着关于“如何在火星上生存”的研发小组。Bloom Energy已经吸引了2.5亿美元的投资，杜尔预计它离公开上市的时间还将有八九年。相比之下，当年投资谷歌公司就“简单”多了，谷歌在上市之前吸引了大约2500万美元的初创投资。
这对于希望追求最大资金回报的风投来说，投资绿色技术，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没有足够耐心的话，那么请不要进来”。为了分担风险，许多风投客比过去更愿意联手合作，甚至不惜跨越千山万水。因此，你会发现，一个位于中国内蒙古的风电项目背后，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投资客。
虽然，看起来成为一名成功的绿色投资客的难度系数变大了，但是，42岁的夏嘉曦坚定地相信，“进入这个市场的早期领袖，将会赚到大钱”。
激进的绿投先锋
“我有一个生产可再生水泥的方子。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每生产一吨的水泥就会有大概一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但是我生产的水泥不会这样，相反，在生产的过程中，它还能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布伦特·康斯坦茨（Brent Contstantz）情真意切地在信中写道。这封信是写给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的，他是一个对技术有着执著热情的投资人。
康斯坦茨是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近两年来他把精力都放在研究这种“环保水泥”上。在拿到投资之前，他与科斯拉也不过只有一面之交。而当两个人仅仅交谈了一个小时之后，科斯拉告诉科学家：“我不在乎你其他的商业计划，你也不用计算成本，不需要给我算现金流。赶紧雇5个人，开一个实验室，做吧。”科斯拉的爽快让康斯坦茨很吃惊。“你知道这是有风险的。”“你已经拿到钱了，快忙起来吧！”
这是科斯拉的风格，他后来说，自己仅仅用了30秒就判断出这个项目值得做。
在过去的四年中，科斯拉成了环境领域内最有先见的投资人之一。科斯拉事业的巅峰期在2000年年末至2001年年初，那时，他所在的公司在互联网及电信行业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单是投资Juniper一家公司就带来了40倍的收益。现如今，这些领域依然是投资公司热捧的对象。而科斯拉2001年就在想，应该换换方向了。就在那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一个从前听都没听说过的项目：通过水、氢气和天然气发电。这家叫做“Bloom Energy”的公司直到2008年才发布了它的第一个产品。现如今Bloom Energy被业内称之为“下一个谷歌”。而科斯拉就是其早期的投资人之一。
科斯拉常常在非常早的阶段就介入，有时候在公司的创始人还不清楚产品是什么样子的时候，科斯拉就已经投钱进去了。因为科斯拉始终笃信科技的力量。“科学实验才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关键因素，而不是其他附加的东西。”
科斯拉有一个比自己名气更大的伙伴约翰·杜尔（John Doerr）。约翰·杜尔是凯鹏华盈的合伙人，他在硅谷的名气很大，《福布斯》杂志曾预估他的个人净资产达到10亿美元。
凯鹏华盈有着令人骄傲的历史。如今的一些行业翘楚如基因技术公司、康柏公司、Sun公司、网景公司、亚马逊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在早期发展时都曾得到过凯鹏华盈的资金。凯鹏华盈的风光也只有红杉资本可以相媲美。
不过，在这之后，凯鹏华盈对互联网的兴趣渐渐转淡。它错过了MySpace、YouTube和Facebook，也错过了LinkedIn和Twitter。这是因为凯鹏华盈渐渐把兴趣转向了其他领域。2006年凯鹏华盈设立了一个2亿美元的基金，专门投资于传染性流行病的防治。2008年5月，它发起设立了高达5亿美元的绿色成长基金（Green Growth Fund）。
大概在2005年，杜尔开始带领自己的合伙人把投资重点转向可再生能源领域，公司开始渐渐变“绿”。过去他一直关注高科技领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推进科技产业的发展上。投资重点转向生态，这跟杜尔自己对未来的战略判断有很大关系。
几年前的一次家庭聚会改变了杜尔。那次聚会上，大人们开始讨论全球变暖的话题，越聊越沉重。此时，杜尔15岁的女儿突然对他说：“这是你们这一代人制造出来的麻烦，你们要自己解决！”这句话给了杜尔不小的震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发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绿色科技可以改变人类的未来，而每一项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投资公司更应该走在前面。之后便有了凯鹏华盈的转型。值得一提的是，杜尔还聘请了老朋友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担任凯鹏华盈的合伙人。
向“绿色”倾斜是硅谷绝大多数投资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只是凯鹏华盈的筹码看上去更大一些，它几乎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在了未来。其投资组合中的一家公司--巨点能源公司（GreatPoint Energy）正在研究把煤转化为天然气的技术，但其首家商业化生产的工厂在2012年之前不可能投入运营；也就是说，要在凯鹏华盈首次对其投资7年之后才能看到结果。凯鹏华盈的竞争对手红杉资本相对没有这么激进。它在投资互联网的同时，开始尝试向绿色方面倾斜，如今也投资了十几家可再生能源公司。
绿色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高，虽然几乎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在关注这个领域，而真正行动起来的还只是少数。而总有一些人，会在最早的时期冲在最前面。虽然风险比较大，但是最好的机会往往只会眷顾先行的一批人，未来也只会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