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忆今昔
在温江寿安镇采访期间，我住进了东岳村妇女主任杨兴华的家。小杨70多岁的父亲杨国忠身材高大，思维清晰，很健谈，而且说话很有条理，看得出来一定是个农村里的“能人”。我一提起“杨国忠”在历史上曾经鼎鼎有名，他便笑着接口道：“杨贵妃的哥哥也叫杨国忠……”于是我们都大笑起来。
小杨70岁的母亲穿着一件紫红色提花棉袄，脸色蜡黄，还有些浮肿，说是胃口不好，连晚饭都没有吃便早早上了床。小杨给她送去了半碗冬苋菜汤和两片腊肉。前些日子大娘因肾病住院时医院曾下了病危通知，并要求做血液透析，但大娘拒绝了，坚决出院回家。回家后她自己在周边的田野里找了些金钱草之类的草药大把大把地天天熬水喝，现在竟可以下地活动了，邻居们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我知道，患病——特别是患了重病，历来是农村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一个人患了病，整个家庭便会被拖垮。于是我便问小杨，她母亲住院时医疗费是怎样解决的。她告诉我，由于实行了医保，住院花了4000多元上面报销了3000多，自己只出了1000多元，没有啥困难了。
小杨的父亲向我详细摆谈了60年来自己的遭遇和农村的巨大变化。小杨父亲的记忆力很好，对许多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这60年的变迁是做社会调查时极为宝贵的资料，因为杨大爷的命运实际上代表了川西坝子许多农民共同的命运，而历史也给现在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深思，也值得人们引以为戒。
杨大爷60年的变迁是——
解放前我们家6口人，共有6亩田，又佃种了两亩多，都是水田，土改时划的成份是自耕中农，6口人每人分了1亩2分田，该是7亩多，我们多了1亩，但工作组没有把田拿走，我们还是种了7亩多。父亲懂医术，好行善，常常免费帮乡亲们看病，解放后便当了人民代表、财粮委员。我是小学毕业，1954年成立合作社时当了保管。
1958年成立了公共食堂……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是1斤米……1959年不行了，我参加工作去修铁路。
当时报纸上天天吹嘘说“放卫星”“亩产万斤”，其实哪里有啥万斤？都是把8亩田、10亩田的秧子扯来栽在1亩田里，还开现场会！那时我们种的是高秆水稻，容易倒伏，1亩只收六七百斤，哪有啥“亩产万斤”？
1961年食堂撑不下去下放了，家家户户都是两手空空。把糠、红萝卜和米一起煮，米不够就吃糠、吃红萝卜。生产队每亩田只产谷子300多斤。
1962年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大批城市居民被强制“精简”到农村，我也离开了修路队回到家乡。那一年，生产队搞选举，我被大家选为会计了。这一年收成好了一些，到1963年每人可以分得500斤粮了——当然是连红苕、芋头全部计算在内。只是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仍然不够吃。至于吃肉呢，只有打谷子农忙时生产队才会割一点肉，给大家打打牙祭。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1964年又搞起了“四清运动”，口号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而实际上呢？我这个“自耕中农”便成了打击对象，工作组进村后宣布我是“四不清”干部，说我和生产队长等人私分了一仓谷子，队长分得2000斤，我贪污了3750斤，把我关了起来，要我“说清楚”并且进行赔偿。这件事惊动了四川省委，成为大案要案。我被关了23天，但我坚决不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后来省委工作组来进行复查，才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1966年初我被平反了，还叫我当会计，但我害怕了，坚决不干了，于是又叫我去搞面粉加工。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带口粮”，劳动工分和分得的口粮挂钩，70%是基本口粮，另外30%的口粮就得和劳动工分直接挂钩。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是每10分工4毛钱，在当时还是高的，有的生产队10分工只有8分钱，也就是说，一个男劳力，每天从早干到晚只能挣8分钱！
以后生产队进行改选了，大家高矮要让我回来当队长，实在推脱不过，我回来了。那时上面号召农民种植双季稻，规定是双季稻要占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但是我考虑到温江寿安一带靠近青城山，气候热得迟、冷得早，种双季稻并不适合，两季还当不了一季的产量，便坚决反对。乡上给我反复做工作，想说服我，但我不能昧着良心答应，闹到最后便只得辞去了生产队长……县委书记曾找我谈话，但我仍然坚决辞职了。后来水稻大量减产，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这里的确不适合种植双季稻。
在推行极“左”路线时，有个农民自己花钱买了些红瓦盖了两间房子，但上面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竟把房子给他推倒了！
辞去队长后，上面叫我去领导“知青点”，干了三年，知青们回城了，这时，又让我仍然担任生产队长，这样一直干到了1983年。1983年我们这里搞了包产到户，老百姓觉得有了新的希望，各家各户都攒劲干。当年产量特别高，收的谷子多得都找不到地方堆放了，一分田能挑一担，好的一亩田要产一千三四百斤，小麦一亩地也上过千斤。那时的副业主要是喂猪，我家便喂了七八条猪。
1984年我45岁了，上面分配征缴公粮指标时，给我们队多分配了5000斤。我觉得不公平，就反映意见，惹得大队领导很不安逸。虽然群众仍然选我当队长，但大队免去了我的队长职务，让我们生产队的队长由别队的人兼任。
免去队长后，又让我去管米面加工，直到1987年。
调整农业产品结构，把种粮食改成种花种树，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其实1983年包产到户前集体就种过花木，但当时大家对花木业的发展看不清楚，也没想到会把种谷子的田都拿来种树，也不敢去承包。后来有人在自己的地里小块小块地干了起来，由于动手早，也就赚了钱，于是大家也就跟着搞起了花木。2005年温江开了“花博会”后，花卉产业发展更快了。
邓小平曾说，我们的收入要翻番，现在确实翻番了，想吃肉就吃肉，过去地主的生活都没得这么好。又不上公粮，国家还给耕保基金和粮食直补。过去啥旮旯角落都种上粮食了，还不够吃；后来种的地少了，反而吃不完，最贫困的农户比以前的富裕户还吃得好，可以不吃稀饭，一天三顿都能吃上干的。
我们生产队女的55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都买了养老保险。2008年地震后我交了10250元，头年每个月拿了280元，现在已经调整到每个月794元，70岁以下的每个月每人是714元。
说起来好笑，2008年刚卖社保时，有的村民不相信，说是发生地震了，国家没钱救灾就来骗人，要把钱拿到汶川、都江堰去救灾，于是不愿意购买。现在买了的人都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真没想到农民还有社保！”而没有购买的人都很后悔，2009年又卖了一种新的保险，每人交13000多元，男的年满60、女的年满55岁后每月可以拿到170到190元，年满70岁以后每月可以拿到220元，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买这种保险的人倒多得很了。
为什么杨大爷参加的养老保险如此优惠？后来东岳社区的支部书记告诉我，2008年卖的那次保险，是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时政府给予农民的特殊照顾，财政是给予了补贴的，只搞了很短一段时间。他还说，全社区900多人，目前自愿买保险的已有680多人，农民的“社保”意识显著提高了，不再仅仅“养儿防老”。自2008年以后，成都市在全国又率先搞起了“耕保基金”，每亩地补贴300至400元，这笔基金直接划付购买养老保险，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于是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
除了养老保险还有医保，最初每人每年交10元，后来增加到40元，今年是100元，门诊每年每人可以报销两百元。住院呢，在乡镇医院可以报销95%，县医院报销85%，市医院报75%，省医院报65%。小病我们一般不会去医院，自己扯点草药或买点药吃了。
外孙女读初二了，前几年每学期要交600元，从2006年起，我们不交农税提留，娃娃的学费也不交了。
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民是想种地就种，不想种就出租。我家的土地出租了1亩8分，每亩地的租金是900斤大米，自己留了7分地，种了些谷子和菜，还间种了玉米，可以喂猪。
这两年城市搞绿化，花木很抢手，种花的村民收入高得很，就说红继木（红花檵木）吧，一苗卖三毛钱，一亩地有4万多苗；红继木高一点的一株卖到一块五到两块，一亩地便是几万块；金叶女贞也值钱。有的农民一年便可以收入几十万。还有一些农民去给种花大户打工，每天挣三四十元，当“撬撬匠”（受雇挖树的人）的，每天要挣上百元了。
我家没劳力，女儿在社区工作，每月有800元工资，女婿在松潘上班，外孙女在上学，没法搞花卉苗木了。
早饭后，我随着小杨在田野间漫步，看见一幢漂亮的、贴着瓷砖的小楼前，有几个妇女正坐在方桌边打纸牌，小杨告诉我，房主人是杨先福老人。和川西坝子农村的许多老人一样，坐在桌边的杨先福神情安详而愉快，带着平和、淡泊和满足。打纸牌的女人中，一个烫了头发、穿着绣花毛衣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听说我要了解推行城乡一体化后农村的变化情况，70多岁的杨先福便打开了话匣子：
我以前是前进八队的队长。解放前我们家是雇农，老人是长工，我们四弟兄我行二，1938年生。老大学理发，我从小每天早晨捡狗屎，天不亮起床，走两三里路后天才亮，捡个四五天凑够了一粪桶就拿出去卖，可以换到半斤米。大一点后便帮人薅草、捡脚麻，半斤米一天。过去是文盲，连名字都写不起，直到解放后1959年进扫盲班，才学了点文化。
土改时大家积极性高得很，开会时跑得飞快，社会治安也好，晚上睡觉可以不关门，没有小偷。
搞互助组和合作社时还是你帮我、我帮你，直到1958年大炼钢铁、搞公共食堂才变了。那时生产队规定，社员赶场都要请假，耽搁了要给处分，扣工分还要挂口粮。种田又缺乏科学，搞得既费力又没种好庄稼，一年中总有半年农民们都在肩挑背磨中过日子，即使十冬腊月男人们也要下河劳动，女人们在队里干活。
“大跃进”时我不在家，去成都干活了。当时刮浮夸风，干部说假话，说是亩产5000斤、1万斤，仓库里下面是草，上面放点谷子；田里的水稻要出苞了扯起来，把十几亩田的秧子放在几分田里，搞“亩产万斤”，讨上面喜欢，吃亏的是老百姓。
那一年我父亲60岁，得了水肿病，晚上去地里偷了点麦子，偷回来又不敢煮，只有吃生的。当时的农民就到了这种地步！
1962年我被下放回农村，那时我们前进八队把土地悄悄划分到户，生产很快搞上去，不挨饿了，过年时大家放火炮（鞭炮）。到第二年，保管室里堆的粮食就有三个人高，谷子和麦子都捂得变质了。变质的粮食分给百姓，好粮上交国家，大家保密，都怕被批判成“三自一包”，搞资本主义。
虽然不饿肚子了，但老百姓还是穷，有时穷得要向人借一调羹（匙）清油、一小杯盐。
改革开放后可以做生意了，群众生活才一天天好了起来。搞统筹城乡后现在一年的人均纯收入已经有七八千元，吃低保的都比过去一般人的生活好。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了树，我家有四亩多田，又租了四亩多，种了桂花、金叶女贞、红叶李……品种多得很。你看，对面那家也种了好多树，树在地里就好比存在“绿色银行”里，一棵树每年都要涨几百元。每天早晨，我门前这条路上都要来两百多辆摩托车，车上搭着“撬撬匠”，都是来买树的。
树是儿子在种，种的罗汉松，卖得不好，但日子过得去。三个儿子一个是水电工，一个在理发，还有一个在青城山打工；女儿出嫁了，在搞装修。娃娃们每年给我们大米，房子也是他们修的，不是新房，修了12年了。
我和老伴儿已经买了养老保险，交10250元，现在每月每个人可以领到714元——户口上给我少算了3岁，要不70岁以上还要多领一些。
我还开了个小卖部，一个月有五六百元的收入。队长的退休补贴一年有1000多元，加上养老保险和儿子给的粮食，生活没得问题。
没买保险的老人生活还是有点恼火，但这里的农民一年收入几万元的也不少。10公分粗、枝条均匀、造型好的桂花，一棵便要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元。
我的大哥过去一直替人拉蜂窝煤，年纪大了，上面给了低保，每月有100多元，叫他去领，他还不好意思，只要有人要煤，他还要帮人去拉。
以前我们光晓得地是国家的，种了一辈子也不晓得自己有啥权利。就像两人同居了却没有领结婚证一样，没法律保障。修路、修厂房、修宾馆……可以随便征用我们的土地。搞了城乡一体化后，产权改革颁了证，才晓得我们承包的地可以抵押贷款，可以入股，可以租赁……这些是有法律保障的，这一下，百姓的心里踏实了！
农村长期以来是我国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农民是社会保障中一个被遗忘了的群体，千百年来似乎从来也没有人想到过要对这个巨大的群体建立什么保障制度。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怎样对待和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曾听到过很多动人的故事。
双流县50多岁的农民曾发明在2008年6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一家人正想卖房子给他治病时，知道了县上正在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便赶紧交了一个季度的保险费174元。当年11月他住院动手术，花费了6万多元住院费，但一下子就报销了4万多元。曾发明的家人感激地说：“明知是癌症还给办医保，真是雪中送炭啊！”由于治疗及时，曾发明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温江区永宁镇隆兴社区的总支书记周进告诉我，对实行养老保险，老年人都跷起大拇指说：“好！”由于幸福来得太突然，他70多岁的老丈人最初不相信，说：“哪有这种好事？我要揣起钱自己用！”甚至连周进自己也不相信，但后来看见别人真正领了保险金，自己才后悔惨了……
◆雷婆婆的“穿越”和“意识流”
在成都市金牛区考察统筹城乡情况时，我走进了路边的泉水南院社区，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近80岁的雷德君婆婆大方地主动热情邀请我到她的房里坐一坐。
雷婆婆胖胖的，穿着紫红毛衣、大红背心、黑皮鞋，戴着耳环和手表，满头白发剪得很短，极像“寸头”，显得很利索，很有精神。我一进门她就摆出了樱桃、糖果和爆米花，一再让我品尝。当我说“樱桃可能有点酸，我牙齿不好，不敢吃”时，她立即声明“不酸，不酸”，并且马上把一颗樱桃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她笑着得意地告诉我：“我每天中午都要喝一杯白酒哩，有六七钱吧，用麻花下酒。”
这真是一个健康而快乐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