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古镇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民俗特色鲜明，对酷爱旅游的成都人有很强的吸引力。但长期以来这里的旅游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开发，街巷破旧，房屋简陋，规模很小的农家乐环境不佳，丰富的旅游资源并没有变成让老百姓摆脱贫困的财富。2003年成都市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中，平乐古镇的开发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8年，邛崃市政府更与成都文旅集团签订了关于整体开发平乐古镇的合作协议。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平乐便旧貌换新颜，出现了景区建设和科学管理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个美丽的小镇出现在川西平原的青山绿水间。
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平乐镇精心打造了以“复原古镇的历史记忆，传承民间手工技艺和农耕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天工应物”风情园。走进园内，让人宛如走进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又宛如“穿越”到了昔日的农耕岁月——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耕女织，怡然自得，酿酒、榨油、造纸、碾米、磨面、织布、制陶、竹编、木刻、打铁等小作坊应有尽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仿古的农家小院。古今“穿越”已经成为当前的时尚话题，而平乐却抢得了先机。依托得天独厚的蜀西竹海资源，平乐又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竹编一条街”。
然而，水终究是平乐的灵魂，于是在进行基础设施整治的同时，平乐镇出现了一个白沫江漂流合作社。
千江百河，独钟四川，号称“河流王国”的四川水文化十分发达。蜀人爱水，自2003年开发古镇以来，便常有成都人到白沫江边喝茶，当时附近金河村的老百姓便自发地在白沫江上搞起了竹筏漂流。最初的竹筏是极其原始的，很像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小小竹筏江中游”的场景，竹筏用一些竹子扎成，只1米多宽，没有栏杆，艄公撑船也只用一只竹篙，坐竹筏的每人每次5元钱，从黄金堰码头到天官堰码头，漂流1公里多。
最初只有几只竹筏，一年后迅速发展到30几只，由于是自发组织，管理无序，问题出现了——除了设备简陋存在安全隐患外，还互相恶性竞争，拉客宰客。往往游客们到平乐后刚一下车、离白沫江还有1公里多便被包围起来，七嘴八舌，拉拉扯扯，宛如被绑架，搞得游兴全无。旅客上船后也得不到清静，船主们不会介绍平乐的旅游景点，却忙于加价或强加泡茶等消费……凡此种种，让人望而却步，既严重影响了平乐镇的形象，也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而万一出现安全事故，后果便更加严重，政府将被迫承担经营风险了。
自2006年以后，平乐古镇景区管理委员会开始探索如何开创一条“与民共营”的新路子，2008年“带船入股”的白沫江漂流合作社成立了。政府下属的国有公司以水上经营权入股，占30%的股份；51只船的船主带船入股，占70%的股份。除单一的坐船漂流外，又增加了水上茶馆、水上商店、水上烧烤、水上许愿、水上情歌等项目。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价格、统一服务，坚决杜绝宰客拉客的现象。合作社成立了监事会，由业主代表担任监事，监督合作社健康运转并定期公开账目。
由于提高了服务水平、丰富了服务项目，白沫江漂流终于逐渐树立了崭新的形象，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出现了本文开头那种火爆的场景，船主们的收入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带船入股，船主既拿工资，又参加分红，每年有4000元的保底红利，过去每只船的年收入是五六千元，现在已提高到1万元以上。
我到平乐镇的那天，既不是节假日，也不是周末，因此坐船漂流的游客不多，只有几群年轻人在江边赤着脚玩水。梳着平头、穿着花T恤衫的船主小吴悠然地坐在船头，望着波光粼粼的河水，含笑向我说起了组织合作社前后的情况。
“我们是2003年就自发搞起了竹筏漂流的，5元钱一个人，漂1公里多，每天可以挣30到60元。有时客人很少，大家就到处拉客，我还叫爱人去拉……那时一年也就收入五六千元吧。合作社成立后，船上挂了灯笼，有了救生衣，统一收入、统一分配、统一宣传，不用再去拉客了。现在一年可以收入万把元，比单干的时候强。”
“你还种地吗？”
“没时间，地让给亲戚去种了，爱人去成都打工，儿子还在上幼儿园。土地有耕保基金和粮食直补。”
“家里还有没有困难呢？”
“没啥困难了。我们都买了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只是房子还没有重修，攒点钱要修房子了。”
另一位身材墩笃的船主名叫郭伟，和小吴相比，他显然更具有经营才能，也更强势，别的船主告诉我，在过去单干的时候，“他是最会拉客的，哪个都没得他厉害！”听了这句话，郭伟微带尴尬地笑了起来，但并没有否认。说起成立合作社后的收入，他笑称：“一条船每年收入几千万把元，和过去差不多，只是过去要自己拉客，很累，现在轻松多了……”
除了搞水上漂流，郭伟还在经营农家乐。这是个家庭式的农家乐，主管是他的爱人，母亲在帮忙。农家乐里有带空调和卫生间的标准间，可供十几个客人住宿，属于大众化消费，收费很低，包吃包住一日三餐、鸡鸭鱼肉都有，每人只收四五十元，来的多是收入不高的老人。他说，这个农家乐一年也有两三万元的利润。
由于既要搞漂流又要经营农家乐，郭伟和爱人都很忙，女儿只有11岁，正在上小学，于是他家的两亩多地都出租了，租金是每年每亩500公斤谷子。家里没有人买养老保险，只买了医疗方面的“新农合”，不过耕保基金是和养老保险挂钩的，所以也就算是购买养老保险了。
和小吴一样，他也自豪地说：“我们没得困难。”
平乐镇还有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他就是传奇修路人、花楸村支部书记刘本金。
花楸风景区层峦叠嶂，翠竹婆娑，溪流潺潺，素有“乡土人家，世外桃源”之称。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这里无边无际的翠竹，遮天蔽日，郁郁葱葱。
“万顷波涛竹海涌，千年茂林曲径幽。”这里天然生长的竹类有几十种。春天，满山满坡都是新绿和碧绿，小小的新笋冒出了新芽，静谧中可以听见拔节声；夏天，竹海深深，飞瀑溅珠，漫步其间暑气全消；秋天，绿竹丛中红叶点点，绿的碧绿，红的火红，宛如巨幅油画；冬天，银装素裹，青枝压上了白雪，素雅中透出别样的精神……
我们坐着汽车上山，镇干部邀请刘本金一起坐汽车，但他拒绝了，坚持骑着摩托车飞驰在我们的前面。山路弯弯，几乎每隔两三米便有一处弯道，但他一直飞驰在我们的前面，还不时停下等我们。55岁，高中文化程度的他，穿着红色的T恤、黑色的西裤，这是经典的颜色搭配，四方脸红扑扑的，爱说爱笑，而且讲话极有条理，没有多余的废话。后来我还知道了，刘本金爱喝酒，而且有极好的酒量。
虽然是支部书记，但刘本金仍然要种地，在路上就接到了妻子的电话：“我在采茶哩，你赶快回来把茶叶摊开，不要沤坏了！”后来他果真骑着摩托车飞跑到茶园边，三下两下帮正在采茶的妻子装好茶叶后背回家……
刘本金环顾着雾霭朦胧中弯弯曲曲的山路，自豪地告诉我们，这路，最初是他和乡亲们修筑的。
花楸山确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
在海拔近1000米的高山上，有著名的“李家大院”。据说这个占地50余亩的大院，耗时60余年才建成，是浙江人李氏家族的祖宗、经营纸业的巨富李洪楷择“佛爷晒肚”穴位建造的，堂屋中央至今还悬挂着清光绪皇帝亲赐的“皇恩宠锡”御匾。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川西清代民居建筑，整个建筑呈古堡形，赭青色，凝重古朴。大院依山而建，由低到高，所有的堡坎都用大条石镶砌，石板砌成的墙壁，石板砌成的道路，雕花刻木的窗户，处处体现着清民居历史的厚重。大概是由于僻处人迹罕至的深山吧，至今仍保存完好，“文化大革命”中居然逃过了一劫。
花楸地区素有“贡茶之乡”的美誉。这里的山峦虽然并不算高，海拔不过1000来米，但却终年云雾缭绕，极利于茶叶生长。关于花楸的茶叶还有一个神话：传说花楸埝的美景让神仙们也动了心，于是他们常来这里游玩。有一天，南海观音也来了，游玩后大为赞叹，临走时想留下点纪念品，就在山顶绝壁上留下了几粒仙茶种子。从此，花楸埝便成为远近闻名的茶叶圣地。清康熙时，邛州知府携花楸茶叶入朝进贡，康熙在品评各地的茶叶后，赞誉花楸茶园为“天下第一圃”，花楸贡茶由此名声大噪。直到现在，花楸村仍然保留着近10亩古茶园，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500年。
然而长期以来花楸村并不富裕。原因是，这里离邛崃市30公里，离平乐镇也有十几公里，是全镇最高的山村，平均海拔1100多米，全村5个村民小组、500多人零零星星地分散在近15平方公里的高山上。山高坡陡，到处是悬崖峭壁、深沟峡谷，耕地很少，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竹子和茶叶。山上原本没有道路，按刘本金形象的说法就是：“过去我们祖祖辈辈进山出山，交通工具就是六只脚：最常用的是两只人脚，最高档的是四只马脚。走的路是大石头上錾出来的石梯路，只有一两尺宽，仅仅能通过一个人或一匹马。”
改革开放后，别的村都借着国家的好政策迅速发展，但花楸村由于道路不通“出山难”，仍然在原地踏步。人均一亩多耕地，大春种玉米，小春种小麦或油菜，一亩地的收入仅有两三百元。上世纪80年代村里开始安装电灯，但十几个壮劳力费九牛二虎之力都无法把一根电杆抬上山，最后只得把电杆敲掉了一节才抬上去。砍了竹子要卖，得背着、扛着，翻山越岭好几公里才能到达山下的场镇上，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只能跑两趟，每次背90公斤，最多100多公斤，而每公斤竹子只能卖几分钱……刘本金本人就曾卖过9分一公斤的竹子，一天下来只卖了十几块钱，揣在荷包里，谁知荷包上有个洞，回家竟一分钱不剩……
花楸村虽有康熙御赐“天下第一圃”的贡茶美名，但由于过去道路不通，茶叶卖不出去，有的农户甚至把新发的嫩茶叶当作猪草割了下来卖，每公斤仅售3元钱，有的还把老茶树砍了当柴烧。
交公粮时，背到镇上要走三四个小时，遇到粮站下班了或嫌粮食没有晒干还得背回去。卖头肥猪得三四个人帮忙抬，抬到山下只得便宜卖……
和别的村相比，花楸村似乎一年比一年穷，以致年轻人外出打工就再也不愿回来，别的村人口越来越多，花楸村却是越来越少，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人穷坡陡山难翻，有女不嫁花楸山……”
在刘本金的心里，一直记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离我家大约1公里的地方，有一个40多岁的光棍汉刘绍强，一家3口人靠仅有的7分地和5亩竹林、茶园维持生活，遇到发生干旱时连饭都吃不饱。1994年他妈不幸得了‘蛇缠腰’（带状疱疹），没钱下山治病，化脓感染后活活痛死，1997年他父亲又因为误吃了毒蘑菇中毒，一方面因为路不通无法及时送到山下抢救，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钱进医院，只好采取土办法灌水洗肠，结果三天后又在痛苦的叫喊中离开了人世……他接连失去双亲，生活又贫困，再加上40多岁了还孤身一人，到当年冬天，刘绍强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他疯了！一把火烧了自家的房子……”
这是怎样悲惨的人生啊！1998年刘本金担任支部书记后，便发动大家捐款捐物，给刘绍强买了粮食、被子和锅碗，并且把他安置到和自家一墙之隔的集体公房里住。最初刘绍强的精神病仍然经常发作，常常三天两头跑到刘本金家里来，见啥拿啥吃，有时甚至全身光溜溜地跑来。有一天，他竟自己跑到十几公里外乡镇的街上去了，刘本金赶紧派人把他找了回来，以后便安排村干部轮流看守他，给他送饭、洗衣服，邻居们又上山挖草药熬汤给他喝。在大家的关心下，刘绍强竟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也能够自理了。
贫穷让乡亲们失去生命，贫穷让乡亲们发疯，残酷的现实像火焰一样烧灼着刘本金，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领全村的群众和贫困抗争。从何着手呢？他想到了“要致富，先修路”这句俗话，决心先修路，哪怕能修出一条碎石路也好。但是当他向乡亲们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很多人却摇头叹息着并不支持。有人说：“我们村山这么高，到处都是石头，从悬崖上开路，不晓得猴年马月才能修好！前几任书记都没办到，你刘本金能有多大能耐？”连他自己的老婆、娃娃都竭力反对，说他在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