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儿正是用车高峰时间，大部分司机都不在，在的都是一些像司马达这种领导正在开会的专车司机和通勤车司机。司机们有的在电脑前打游戏、玩牌、斗地主，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泡茶胡侃。队长人送外号“惊叹号”，这个外号是根据他的生理特征确定的。惊叹号的两根眉毛又黑又粗，别人的眉毛是横着长，他的眉毛竖着长，眉毛下面的眼睛又小又圆活像两颗玻璃球，跟眉毛的距离又特近，看上去像极了鼻梁上一边挂着一根惊叹号。仿佛是为了印证惊叹号这个称呼的有效性跟合理性，平常不管别人说什么，他的口头语都是感叹式：“我靠！”
毛毛雨上半天出车了，下半天就没给他安排任务，此时正在声情并茂地口述中午的车祸情景：“真他妈惨啊，那个魏奎杨整个成了一团肉酱，血流遍地，那台车都变成了红色的。老魏年纪也不小了吧？”
旁边有了解魏奎杨的人就介绍：“有五十六七了。”
毛毛雨接着提出了下一个问题：“五十六七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血？”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因为在座的没有医学专家，谁也说不清五十六七的人应该有多少血。
惊叹号手里拿着一台车用影碟机，用电吹风吹里头的灰尘，嘴里接连不断地发出“我靠”的惊叹声。惊叹号有个好处，手闲不着，过去给市委书记开车的时候就是这样儿，经常爱帮别人维修一些不值得专门送到修车厂又自认为可以轻松修好的小零件。经过他手的那些小零件其结果大都是好东西整坏，坏东西报废，最终还得换新的。所以队里的司机都特爱请他帮忙修东西，修坏了可以名正言顺换新的。
司马达给自己泡了杯茶，然后也凑过去听毛毛雨白话：“你们说怪不怪？魏局长的车停得好好的，硬是让后面追上来的集装箱给压成了肉饼，他的司机居然只受了一点儿皮外伤。民政局那个车轱辘更邪门，他的车翻了七八个跟头，车轱辘和司机居然只擦破了点油皮……”
惊叹号又惊叹了：“我靠！”
别的司机就纷纷发表议论：“没办法，这就是命，命中注定该谁死谁就得死。”“这就叫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毛毛雨恶狠狠地说：“这就是叫报应，那个魏肉酱缺德事干得太多了。”
有人问：“那人不是听说挺好的吗？干吗了？”
毛毛雨：“收城市停车年费的缺德办法不就是他想出来的吗？千方百计刮老百姓油水的人，肯定要遭天报应。”
惊叹号忽然又“我靠”了，原来他光顾了听毛毛雨白话，用电吹风把人家车用影碟机的塑料外壳吹成了面包。车用影碟机是常务副市长专车上的，司机扑将过来抓过影碟机伤心地号叫起来：“我的天妈啊，这可是原装飞利浦啊，你弄成这个样子领导要听音乐我怎么办？”
惊叹号非常不好意思，伸过手把影碟机抢过来用力又掰又压，还想把严重变形的机壳再恢复原状，结果不但没有恢复原状，外壳在他手底下一阵痛苦地呻吟之后，彻底碎裂成了几片，漏出了里头杂七杂八的内脏。
影碟机的主人又号叫起来：“这下完了，彻底完了，队长啊，你这是坑我啊，我对你也没意见啊，你害我干吗？领导要听音乐我怎么办？”
毛毛雨正在为自己成为注意中心而沾沾自喜，这边一闹腾，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了方向，他便非常不爽，骂骂咧咧地说：“真他妈没见过你们这帮人这么没劲，不就是一个破影碟机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啊，打个电话，人家就会送上门来，用得着你们那么如丧考妣吗？”毛毛雨平时爱看一些闲书，所以说话时不时地会带上一两句成语。
车队里的人都知道他心情不顺，随时随地准备跟别人干架，所以也没人答理他，只有惊叹号说：“我靠！那就打个电话换一台吧。”
刚才还在喋喋不休抱怨惊叹号的司机，像正在哭泣的孩子拿到了阿姨手里的苹果，马上不再吭声了。于是惊叹号开始给市府车队定点维修厂的人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拿一台车用影碟机过来。
“要最好的，原装的啊。”影碟机的主人在一旁冲着电话吼着。
毛毛雨趁机也想给自己的车换一台DVD碟机，对惊叹号说：“队长，我那台车的音响早就不成了，现在还是单碟国产的，车稍微一颠簸，不管谁正在唱都得变成磕巴，我也换一台吧。”
惊叹号说：“我靠！我的车也该换了，等到时候咱俩一起换。”
惊叹号是队长，不当班，没有顶车，自己要用车了现抓，他这么说等于啥也没说。毛毛雨让队长就地涮了一把，却也不敢胡说八道，县官不如现管，队长是顶头上司，如果要跟他杠上了，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正在这个时候，值班电话响了，惊叹号拿起电话问明白人家要找谁，转向司马达：“我靠，司马，你的电话，市第一医院来的，说洪书记的亲戚找不着了，医院吓得要死，问你知不知道她们的去处。”
司马达连忙接过电话，电话是值班护士来的，护士告诉他说，李桂香母女俩打完吊瓶以后，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们到处找也找不到，问是不是他给接走了。司马达莫名其妙：“没有哇，我没接啊。”
护士又问：“是不是洪书记给接走了？”
司马达没办法告诉人家说这俩人根本不是洪书记的亲属，所以洪书记根本不可能把她们接走。如果她们的病已经好了，走也就走了，如果病情严重，自己走了，那问题就严重了。于是问道：“她们的病怎么样了？”
护士说：“病倒没什么大问题了，做了血常规检验，孩子是中暑又感冒，大人血沉有点高，可能也就是感冒引起来的，打了针吃了药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可是，按照医嘱明天还要对他们进行彻底检查，CT单子都开好了，她这么一走万一有什么病变，我们就不好交代了。”
司马达说：“这样吧，我想办法找找她们，如果能找到就送她们回去，如果找不到你们也别着急，可能她们回家了……”
对方截断了他的话说：“不光是检查身体的问题，还有……还有……医药费您看该怎么办？不是我们不给洪书记面子，医院有规定，谁接诊的病人谁要清账，人工我们就算了，可是药费都是上账的，我们也确实没有办法，实在对不起啊。”
司马达说：“没关系，这没关系，明天我就过去跟你们结账，该多少是多少，一分钱也不会欠的。”放下电话，司马达想明白了，那母女俩是怕承担不起医药费才偷偷跑掉的。想到这里，司马达忽然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哥嫂。哥哥已经五十多岁了，在国有企业干了一辈子，前年企业效益不好下岗了。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下岗以后再找工作比穷光棍找老婆还难，根本不像歌里唱得“从头再来”那么潇洒轻松。司马达他哥奔波了小半年根本没有找工作的机会，只好在街上支了一个摊子给人家修理自行车。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去年他嫂子又患上了乳腺癌，为了拯救乳房把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最终乳房还是没拯救得了，硬生生地割掉了一个。他的侄子正在读大学，除了交学费、生活费，还得买代课老师自己编的讲义，不买考试很难过关。哥嫂家里现在只剩下卖房子一条路了。动过手术之后还要做后续治疗，他嫂子嫌后续治疗太花钱，坚决不治了，说与其把病治好了受活罪，还不如就这么死了好。想到这些，司马达心里灰灰的，怎么也打不起精神，别的司机聊天、打牌，玩得热闹，他呆坐在一旁，想着从医院里逃跑的母女俩，估计那母女俩的生活境况肯定非常窘迫，不然也不会病还没治好就匆匆忙忙地从医院里逃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