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装置有两条厚重的木制斜边，每条的面积大概有1m2，上面裹着一层软且厚的垫子，被铰链连接到一个又长又窄的基座上，形成身体大小的“V”形木槽。一端有一个复杂的控制盒，其中的重型电子管连接到柜子里的另一个装置上。谭普也给我看了这个装置。“这是一个工业压缩机，”她说，“一般用来给轮胎充气。”
“这个机器在这里是做什么的呢？”
“它能向我身上施加重重的但是舒服的压力，从肩膀到膝盖，”谭普说，“或者是持续的压力，或者是变化的，甚至是颤动的，无论什么总会如你所愿，”她补充道：“你爬进去，我做给你看。打开压缩机，就可以用手操纵所有的装置了。那里，就在你前面。”
我问她，为什么会希望向自己身上施加这种压力？她告诉我说，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渴望被别人拥抱，然而同时又害怕各类接触。当被别人，尤其是被一个她最喜欢的身材高大的阿姨抱着的时候，她就会受宠若惊，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既感到平静快乐，又会感到恐惧害怕。5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幻想一种充满魔力的机器能够有力而温柔地按压她，就像被人拥抱着一样，但是拥抱的方式又完全听命于她，由她控制。几年之后的少年时期，她在图片上看到一种抓住或者束缚小牛的按压槽，那时她就知道找到了：只要稍作修改使其适合人类使用，这部机器就是她的魔力机了。她也考虑过其他的装置，充气套装可以给整个身体施加均匀的压力，但是按压槽简单易用，成为不二之选。
务实的性情使她很快就将幻想变成了现实。早期的模型很粗糙，还伴有一些未知的小故障，但是最终她将这部机器改造成一个舒服的、听话的系统，无论她想要多大力度的拥抱，它都能够胜任。她的按压机正如她设想的那样工作着，为她制造出孩童时代就一直渴望着的平静和愉悦。没有按压机，她说，她就不能度过学校里风雨飘摇的日子。她不能向人类寻求安抚和慰藉，但是她一直可以依赖它。她并没有向别人展示这部机器，也没有遮掩它的存在，它就公然地站立在她学校的房间里，任由人们鄙夷或怀疑的目光扫过。在精神病学专家看来，这部机器是一种“避世的”或者“凝神的”物品，必须要用心理分析法才能解释。多亏她固有的顽固、执拗、专心和勇敢，加上完全不知压抑和忧郁为何物--谭普睥睨一切评论和反应，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这种感觉找到一个科学解释。
在做博士论文前后，谭普深入考察了重压对于自闭症患者、大学生和动物的作用，最近她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刊登在《儿童与青少年精神药理学杂志》上。今天，经过多重改进之后，她的按压机正在接受大量的临床试验。她已经成为世界上顶级的牛类按压槽设计师，还在肉类和兽医类的期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探讨慈爱约束和温柔拥抱的理论和实践。
讲完这些，谭普跪下来，全身放松，伸直身体，面朝下地躺进“V”形槽里（填满主缸花了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开启压缩机，扭动控制装置。两个木板合抱起来，将她紧紧地夹在里面，然后她稍微做了些调整，让它们放松了些许。这是我见过的最为奇异的事物，然而尽管古怪，它还是简单而灵活。它的成效无可置疑：躺在她的机器里，谭普那一向响亮而有力的声音变得柔软而温和。“我专注于我能多柔和地使用它，”她说，并告诉我“完全投入”的必要性。“现在我真的很放松，”她轻声说，“我想其他人是从别人身上得到这种感觉的。”
谭普从这部机器里得到的不仅仅是愉悦和放松，她坚持认为从它身上她能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当她躺在机器里的时候，她时常想到她的母亲、她最爱的阿姨、她的老师。她能感受到她们的爱，也能感到自己对她们的爱。她认为这台机器为她开启了一扇门，让她能够进入一个本来紧闭的感情世界；这台机器允许她，或者说，教会她如何同情他人。
大约20分钟之后，她从机器里出来，很明显，她已经变得更为冷静，感情上也更为放松。她说，即使是一只猫也能很容易地嗅出她此刻的变化，并问我是否愿意一试。
我的确很好奇，就爬了进去，但是我即刻就觉得自己有点愚蠢，而且浑身不自在--但是这些感觉并不像我预料的那么强烈，因为谭普完全不懂什么叫不自在。她又一次开启压缩机，主缸填满之后，我便开始小心翼翼地操纵机器。这的确是一种甜蜜且平静的感觉，让我想起很久之前潜水的日子，那时我就能感觉到水压在我的潜水服上，仿佛在紧紧地拥着我。
视觉思考者
在按压机上体验结束之后，我们两个都舒舒服服地得到了放松；然后，我们开车去学校的实验农场，谭普许多基础性的田野工作都是在这里做的。我曾经以为她自闭的世界--或者说隐私--与其公开的专业技能之间会有一个分野，或者至少有一道鸿沟。但是，我越来越明显地注意到它们几乎没有分开。对于她来说，个人和职业，外在和内在，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
“同自闭症患者一样，牛群会被类似的声音吓到，比如说刺耳的高声、嘶嘶的漏气声或者突然一声巨响，它们无法适应这些声响。”谭普告诉我，“但是他们不会被低音调的、隆隆的噪声打扰。高对比度的视觉现象、阴影或者突然的运动都会让它们受到惊吓。轻轻的碰触会让它们退缩，而坚定的触摸则会使它们平静。当被碰触时我也会像一头野牛那样闪躲，让我习惯于身体接触就如同驯服一头野牛。”这就是她认识到的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共性（从基本的感受和情绪上来讲），正是这一点使得她能对动物表现出如此的敏感度，而且如此坚定地要求对它们进行人性化管理。
她觉得自己之所以会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一方面是由于自闭症的经历，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她出身于农场世家，她的很多孩童时光都是在农场上度过的。而且她的思维方式不允许她脱离现实。“如果你是个视觉思考者，你会更容易与动物发生共鸣。”当我们开车去农场的时候她告诉我，“如果你的思考过程只限于语言上的，你怎么能想动物之所想？但是如果你从图画的方式思考……”
谭普一直是一个干练的视觉思考者。但是当她发现自己那近乎幻觉的视觉意象能力并非人所共有之时，她大吃一惊--显然，别人有别样的思维方式。她仍然感到迷惑。“你是怎么思考的？”她一直问我。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她也是在28岁那年遇到一个制图员并观察过他怎样画图之后才学会了绘画和制作蓝图。“我看着他怎样做，”她告诉我，“然后拿起同样的工具和铅笔--0.5毫米的HB铅笔--然后把自己想象成他。图就这样画出来了，完成之后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自己的杰作。我不必学怎样绘画或者设计，我就假装自己是大卫--我‘借用他’画一会儿，一切就完成了。”
谭普在头脑中不断地“仿真”--她把这个过程叫做“仿真”--
“我想象动物进入斜槽的情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放大或者从更广的角度遥想，甚至会设想出鸟瞰图。或者，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动物，去感受它们进入斜槽时的感受。”
但是我不禁深思，如果一个人只是用图画的方式思考，就不会了解非视觉性思考方式是什么样的，就会错失语言的丰富、朦胧、文化预设和深度。谭普曾经说过，所有的自闭症患者都同她一样，是重度的视觉型思考者。如果这是事实，我猜想，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谭普的重度视觉思考是不是其自闭症的重要线索呢？
即使是很大的奶牛场通常也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但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却听到一阵巨大的吼叫和骚乱声。“今天早上他们肯定把小牛从母牛身边带走了。”谭普说。的确如此。我们看到一头母牛在围栏边徘徊、怒吼，寻找它的小牛。“这不是一头幸福的母牛，”谭普说，“这是一头悲伤、痛苦、不安的母牛。它想找回自己的孩子，为此而咆哮，为此而寻找。不过一会儿它就会遗忘而重新开始生活。就像哀伤、悲痛，生活并没有给它们留有多少空间。人们也不喜欢放任它们的这种思想或感情。斯金纳不会允许它们那样的。”
还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本科生时，她就曾经写信给B. F. 斯金纳，一位伟大的行为学家，后来还曾拜访过他。“感觉就像是要去拜会上帝，”她说，“我很失望。他其实就是个普通的人。他说，‘我们不必知道大脑是怎样运行的，那只是条件反射’。我实在没有办法相信那只是刺激反应。”在谭普看来，斯金纳的时代是一个抹杀动物感情而理所当然地把它们看做自动贩卖式餐馆的时代；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不仅表现在动物实验上，而且也表现在农场和屠宰场的管理上。曾几何时，她在某处读到“行为主义是缺乏温情的科学”的说法，而这也正是她对此的感受。而她的渴望就是使从事农牧业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动物的情感。
看到了牛的悲伤，听到了痛失亲人的悲鸣，谭普被激怒了，这使她想到了屠宰场的残忍。她没有和小鸡打过交道，但是杀鸡的场景让人作呕。“当鸡肉需要运往麦克哈格特兰的时候，他们把鸡拎起来，头朝下悬挂着割断它们的喉管。”同样，牛也是这样被绑起来，头朝下悬挂着，这样它们的喉管被切断之前血液会冲到脑部。这在古老的按犹太教规的屠宰场中是常见的场景。谭普说：“有时它们的腿骨折了，只能在痛苦和恐惧中尖叫。”值得宽慰的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开始改善了。通过适当的操作，“与其本质相比较，屠宰已经变得更为人性化了。”她接着说，“喉管被割断8秒后，人们就会给它们注入内啡肽；动物死亡时就没有痛苦了。这就如同羊被土狼咬死丢弃后，大自然就用这种方法来减轻奄奄一息的动物的痛苦。”真正恐怖的是痛苦和残忍，这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也唯其如此它才变得更为恐怖。致命一割前的恐惧和紧张正是她最想要消除的。“我想改革肉类行业。激进分子则想要把它关闭。”她说，并加了一句，“我不喜欢激进的东西，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我极端地不喜欢极端分子。”
被分开的小牛和母亲的悲鸣给谭普带来的压抑感深入脊髓。离开那里之后，我们找到一片平静的、安宁的奶牛场，母牛们正在悠闲地吃草。谭普跪下来捧起一些干草，一头奶牛走过来吃这些饲料，它柔软的鼻子还轻轻地推着她的手掌。谭普的脸上泛起温柔幸福的神情。“现在我回家了，”她说，“当我和牛在一起的时候，我完全不用思考就能知道牛的感受。”
奶牛似乎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察觉出她的冷静、她的信任，便都凑到她的手掌中来。它们不靠近我，也许是能感觉出我这个城里人的不安。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化传统和文化信号的世界里，并不知道如何跟庞大的不会说话的动物打交道。
“跟人类待在一起感觉不同，”她接着说，重复着她之前像火星上的人类学家的言论，“在那里研究人类就是试图去理解本土人的生活，而跟动物们在一起则不是这种感觉。”
谭普对于动物的情感和信息会有即刻的直觉反应，而对于人类传达的信号和规则、人类的行为、处事的方式，她却很难理解，这种巨大的差异，这种理解上的鸿沟让我大为惊诧。我们不能说她缺乏情感，或者缺乏最基本的同情。相反，她对于动物的情绪和感触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以至于有时会被这种感情控制和征服。她感觉自己能够从生理上和心理上理解动物的悲苦和恐惧，但她却不能同情人类的思想状态和视角。小时候，她几乎不能解读最为基本的感情表达；她是后来才学会“解密”它的，但是依然感受不到情感。在伦敦，赫梅林博士曾经告诉过我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相当聪敏的12岁的自闭症女孩向她描述另外一个学生：“乔安娜正在发出一种好玩的声音。”去看了看，赫梅林才发现原来乔安娜在痛苦地大哭。这个自闭症女孩完全误会了哭泣的意义：她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生理现象，“一种好玩的声音”。我又想起了杰西·帕克，她饶有兴致地注意到洋葱能让人流泪，却完全不能理解人们可以喜极而泣。
“我能分辨出人是在生气还是在微笑。”她告诉我。对于感知--运动阶段的、具体的、直接的感情，对于动物，谭普都能很容易地理解。但是孩子们呢？我问她。他们不是动物和人类之间的过渡吗？相反，谭普说她很难理解孩子--曾经试着跟他们聊天，玩他们的游戏（她甚至不能跟婴孩玩“躲猫猫”，因为她会搞错躲藏的时间）--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已经面临这样的困境。三四岁的时候她就觉得孩子们已经沿着一条路行进得足够远了，而在那条路上她从来也没进步过。在她看来，很小的孩子已经能够理解其他人类了，而这对她来说却不可企及。
她是一个外星人
那么她觉得把自己排挤在外的正常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又追着她问。她推断说，那应该与熟知社会传统和规则以及各种文化预设条件的隐性知识有关。每个正常人通过日常生活经验以及与他人的交往而逐渐积累和萌生的隐性知识似乎是谭普大为缺乏的。缺乏这一点，谭普不得不“估算”其他人的意图和精神状态，然后做出演示性的、表面化的动作，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第二天性。谭普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构建正常社会知识的正常社会经历。
而且这可能也是她很难理解手势和语言的根本原因。这种困难是一种灾难，险些使她成为一个患有失语症的孩子；而即使在她刚刚开始说话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混淆各种代词，根本分不清不同语境里“你”和“我”含义上的区别。
如果听到谭普讲述这一时期的故事或者从她的书中读到相关描写，你就会觉得这一经历非常离奇。3岁的时候，她的家人都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谭普送到一家专为精神病儿童和残疾孩子所设的特殊托儿所，医护人员尝试用语言障碍矫正疗法来治疗谭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