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坐的位置决定了我们的看法。用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说，明白了这一点也没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处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听天由命是不够的。我们在全球购买资源、推销产品、交易技术、发展友谊、交流文化，需要更多地体会与理解全球其他地方人的角度与感受。中国人很多，但是却很少有人理解非洲的国别差异；很少有真正的欧洲国别专家；很少有人对拉丁美洲的国家文化有研究；很少有年轻的东南亚专家；而中亚、南亚、东欧、中东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个概念；在那么大的一个世界上，我们在中国堆着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但是中国公司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困难是找不到可以派往那个地方的经理人才；很少欧美以外地区的留学生与实习生，很少有理解与热爱世界其他地方文化的中国人才，我们的中心感让我们拉大了与世界的心理距离与成本差距。虽然今天是多了很多去那些地方的游客与贸易商贩，但是对那些地方了解、理解、有文化洞察力的人才还是不多。
我们最近一期《头脑风暴》节目作了关于公益基金定位的讨论，在说到新华都基金的时候，唐骏说了一堆他们要建希望学校的想法，还要学习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关注公共卫生的做法，当然这样的做法没错。但是我要说，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不只在于济困，更要在发展中寻求新的解法。如果新华都基金会成为推动科普领域的大型基金，或者是在推动中国培养和造就全球化人才的富布赖特式的基金，这种想法也许更有创意，在我看来，即使新华都基金会不做，其他的公益基金会也应该可以作这样的推动考虑--中国的全球化质量实在是太需要具有换位思考意识与能力的新全球化人才了。
幽默
电影演员卓别林是幽默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是幽默的，漫画家毕君武是幽默的，民间表演艺术家赵本山和李伯清也都是幽默的。幽默与滑稽是不一样的，前者用语言或者其他形式的表现让你感到隽永有趣，而后者则是用扮丑或者直接挠胳肢窝的方式让你发笑。在快乐时，幽默增加趣味；在贫病时，幽默让人放松。生活里如果多了幽默的元素，许多的道理我们会更乐意体会，许多的事情我们也容易做成。人们可能会和高调自傲、吹牛拍马、涂脂抹粉者过不去，却很少与幽默者为敌。
我的父亲有点儿幽默，记得他常常与邻居逗趣，再加点历史故事与自己的见闻，是哄孩子的好手。中学有个历史老师，能把历史故事编成段子说，有点儿说书的味道，所以他讲的历史课就比较能被记住。大学时候的幽默名师该是我们南京大学讲党史的王老师，他自己说自己的江湖名声就是“王老师，油兮兮”，课上他让我们自己读正史，自己则口述野史，绘声绘色，难得好课。在重庆读研究生期间，有个要好的黄教授，虽然是教体育的，但用重庆话讲“文革”的故事也是颇有滋味。由这些我以为有幽默细胞的人，我对幽默元素有个小结：一是富有见识与经验；二是将事物场景化、故事化；三是不板着脸，用让常人放松的眉眼沟通；四是善于用大家熟悉的语言方式，隐含着一点出人意料的道理。这隐含很重要，因这隐含而有幽默的存在。
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幽默。无事的人因为无聊而需要它，有事的人因为紧张的压力而需要它；有小事的人可以由此而体会点儿大道理，有大事的人可由此而体会点儿平常心。生活里有了幽默，就会少许多愁苦、压抑、无助和挫败感。
幽默从不把严肃的东西弄得那么严肃，也不把无聊看得那么无聊。幽默把我们大家从过度里拉回，又把我们从不在乎中向前推。但幽默采用的方式有趣而柔软，它让我们笑在前、动心在后，意图有所学习。它比正经八百的训话有味道，比连篇累牍的道理更入眼，而最重要的是，它容易让我们把从幽默中得到的启发当做自觉的要求。所以，我们要留心幽默的人和事，不仅仅发笑，也要善意地学习模仿，渐渐地让我们的言词做派多一点幽默的元素。幽默无疑会增加我们为人处世的魅力。
通情
通情是指一个认识主体能与另一个认识主体用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的角度来体会和思考问题。
人们很容易把通情与同情混淆，其实同情的核心带有明显的关爱与施惠的特点，同情者作为认识主体，在心理意义上是高于被同情者的。当然，能够有同情心很不错，那样就能使得我们有积极的让渡与转移资源的意愿，慈善与公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广泛的同情心基础上的。一个没有同情心的社会，是冷漠的社会，也是一个可怕的社会，那就更加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的竞争淘汰式的社会。但是仅仅有同情也不够，因为同情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增长的尊严感之间存在矛盾。一个同情者会把自己不穿的衣服给另外一个衣服很少的打工妹穿，而一个通情者则可能送一件按照她的喜好购买的衣服，并且不是在平时送，而是作为生日礼物来送。
通情那么重要，那它是一种怎样的思维与行动模式呢？其一，通情需要认识主体对于其他认识主体的生活场景、内在需要、个体状况有较细致的了解，很多著名的外交家与政治家就能在这样了解的基础上，让交往对象产生如遇故知、如沐春风的感觉；其二，通情者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与充分尊重的关系，重要的是体会与理解对方的需要，并且能自然地表现出对对方意见与感受的理解与接受，即使在沟通对象不够通情的情况下，通情者还能坚持自己的通情原则；其三，通情模式中很重要的方式是换位思考与魔鬼辩论，遇事能站在对方角度来寻找论据与形成判断。如果你有幸遇到一个通情者，那么你会觉得遇到了久违的故知，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你也会感到那是自己应该考虑到而确实疏忽了的；相反，如果你不幸遇到一个通情水平特别低的沟通对象，你会感到在对牛弹琴，哪怕是一些有意义的意见，你听着也总是那么别扭。通情者往往比较容易赢得他人的认同，非通情者如果不是在给大家逗趣儿，往往很擅长自娱，因为很容易树敌。
个人本位时代，人们捍卫自己利益与强调自己感受的力量会很大，因此会在心理资源方面表现出通情心的显著缺乏，也正因为这样，通情成为一种特别有价值与意义的行为模式与人才特征。但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注重平等，至少在理念上强调尊重别人的合理权利，因此也有对通情发展有???的社会因素。通情有天生的成分，有家教的帮助，但是，通情也具有很强的后天学习成分，向那些通情者学习，我们很多沟通课程中的关键部分正是通情技术，做什么工作的人都可以学点儿。
共好
共好是“共同爱好”的简称。共好在黏合我们人际关系中表现得非常有力。
我的父亲经常出现在我平时的遐想里，因为他曾经是我生活快乐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我们之间的共好--喜欢一起弄很好吃的东西，不但弄得精致，而且讲究弄法儿；看连环画，可以持续不断地一气看完，然后再找新的看，没有新的还可以把旧的反复地看。我们都懂得即使旧的连环画，也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看出不同的味道来；我们都喜欢吹牛聊天，知道博闻强记并与人分享的价值；我们都喜欢下水捞鱼摸虾，每次我回家看到老家的宅沟，就想起父亲生前与我们一起在沟里踩蚌的景象，我踩蚌的样子像极了我父亲。更重要的是，这些共好是我父亲培养的，是在与父亲的相处中学习到的。爸爸做菜我烧火，爸爸看连环画我也看，爸爸下河我跟着，爸爸吹牛我旁听。后来我发现父亲做的这些事情和他经常旅行有关，所以，我也喜欢上了父亲喜欢的旅行。此后我进一步发现，与我共享爸爸爱好的兄弟，和我的感情会更加亲近一些，比如我三哥就很爱美食，而我的六哥就更爱旅行，二哥在聊天的话题能力上更胜一筹。
甘道阳曾经是《头脑风暴》粉丝团的朋友，现在是我的同事，我一直在想，我们节目的粉丝团真的是非常优秀。他们是一个节目的共好者，是对那个主题、风格与模式的喜好，而我恰恰是他们的共好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共好团体友好而理性。我在想象，一个家庭中，如果家庭成员有自然的共好，就会有共享的话题与乐趣；而同样的道理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友之间、在我们的男女朋友之间、在我们的同事之间，如果有更多的共好，那么我们的情感与交往基础就会大大改变。有一位大学生后辈在我的要求下读了肯·布兰佳【Blanchard·K】等所写的《共好》这本书，他读了以后说，共好真的很重要。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想统一人的思想，想让大家有一致的行动模式，其实这是很难实现的，而真正能够构成和谐一致行动的是树立共好。
有一位我早年的同事，现在致力于推动“亲子共读运动”，其核心是推动大人和小孩儿一起读书，一直到孩子长大也能分享各自的好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共好策略。在上海图书馆的市民讲座中分享90后话题的时候，我也特别强调了90后孩子的家长与下一代沟通，应该注意培养与孩子的共好。时势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说我小时候共好的源头主要是我父亲设定的，那么今天富于收集信息的80后与90后，已经能够担当积极的共好源头角色，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也许要学习与培养孩子们喜好的东西。有了共好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我和我的管理团队的同事们在推动“好书、共读、快读”活动，我们在年底前要一起读完100本书，正像我的同事赵玉蜂先生感叹的那样--不容易啊！但是，在我们的不容易中可以确立我们这个组织的新见识与获得新知的能力。今天，我在零点有共同喜好研究，特别是用创新方法研究的同事；我在粉丝团有共同喜好这个节目的朋友，甚至经常在外面遇到很多喜欢这个节目的大朋友与小朋友；在博客的空间里我遇到很多喜欢博客的朋友；在校园里遇到很多喜欢学习的朋友；在国外遇到很多国内的朋友；还有很多在业余时间喜欢到其他国家与奇特之地旅行的朋友。共好让我扩大了自我，增长了我的见识，增加了行动能力，共好也让朋友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话语、共同趣味与共同的成就感。
共好如此重要，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地培养可能的共好：我们需要积极地探索可能的新知与新能，开放我们的圈子，接纳更多的朋友，也在我们新的尝试与探索中用共好寻找伙伴与朋友，建立更多的基于共好的圈子，并有意识地探索与开发新的共好。如此，我们也许就能找到一个具有操作价值的转换，就是我们一向觉得重要而又很虚空的文化--家庭文化、朋友文化、企业文化等，将为一个新的共好模式所替代，也就是说，这些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就是在这类成员之间挖掘、培养、维护、提升、拓展、丰富、提升共好的一种成果，也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实践。
感性
如果我们让12位朋友分别把一幅毛巾挂在卫生间的墙上，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些不同的做法：有的人可能在墙上打根钉子，然后把毛巾挂在上面；有的人可能用一个色彩很协调的胶贴先贴在上面，然后再挂上去；有的人可能找来一个毛巾架靠在墙边放置；还有的人把毛巾直接挂在原来墙上的浴巾架上。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也会产生不同的观感，一些人觉得其他人的挂法没有美感，另一些人却对不同挂法的美感浑然不觉，认为能挂上去就行了。这告诉我们，我们对于美感是否存在、有多么重要、有何种类型、它是怎么实现的感知与选择能力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周海宏教授认为，这是由于基于感官训练与养成中的“感性素质”差异导致的。实际上，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与劳动条件，很多家长和他们子女的感性素质严重缺乏或者严重弱化了。本人的感性素质不高，所以我对感性素质高的朋友就极其推崇。
请注意，我们还没有脱离功用、实在、实惠和凑合的基本范式，我们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方面的丰富性、敏感性、多样性、细致性水平还不高，唯一发达的味觉使吃具备了“垄断性”与“侵略性”的特点，侵占到资源的各个方面，于是，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与它的可吃性相连，较少联系到它的可视性、可听性、可嗅性等方面的价值。因此，我们对世界的感性体会能力和艺术化水平被大大忽略且粗俗化了。
当人们的购买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人们需要扩展体验与感受的领域和样式。如果人们在音乐、美术、文学、影视、设计等领域经常浸润、体验，则我们就可以具备除了美食以外的其他的鉴别与选择能力，我们的感受就可以更为均衡、具体与丰富地充实我们生活的更多方面。比如，在我们的家居与办公空间中，为什么不可以设计出适当的背景音乐装置呢？在我们的家庭装修中，为何不可以有更为丰富的DIY绘制空间呢？在那么多闲暇的时间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更多地尝试摄影、素描、习琴呢？知识与理性接受可以继续教育，鉴赏力与感性素质也一样可以重新塑造。
当我们增加这些体验的时候，我们在对世界功用的审视中会慢慢增添优雅、条理与线条，我们不仅表现出一种有意思的感受表达体系，同时能够感染到接触我们的其他人。重要的是我们创造出一种共同的感觉氛围，在这个氛围里，我们的自我感受能力不断丰富，并且其他人的感受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对孩子来说，这是一种感性的教养，对严肃而传统的教育来说，这是一种缓和与调节。
“英雄起于贫贱”有一定的道理，在贫困环境中成长的人虽然具备进取心，但由于艺术与感性教育的客观薄弱，因此他们更加具备侵略性与斗争性，行为与思想方式也显得比较粗糙与鲁莽。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人们有了更强的购买力与更多的闲暇时间，有了更加频繁的社交、更多的人际合作、更多的资源争取活动的阶段时，除了需要具有强有力的理性规划与掌控能力，也需要更为体面与优雅的沟通及交往方式。这是一个需要强调艺术感价值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重视感性素养的时代。
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