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明：我觉得这一次《满城尽带黄金甲》包括《夜宴》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像《夜宴》，是从《哈姆雷特》淘出来的。他是直接引用《哈姆雷特》的故事结构，把故事背景放到中国的古代，《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从曹禺的《雷雨》里面抓过来的。我觉得这些都是本身在市场里面已经有一定的号召力了，所以从这两部戏的结构上看，经过这么多年跟观众的互动，大家已经习惯了。这里面是有很多成熟的商业的东西。
二、方文山的词+周杰伦的曲
冯仑：《黄金甲》能成功，它的歌之所以能流行，我想一个原因是周杰伦的曲好，再一个功劳就是方文山的词。因为我对词很敏感，有时候听歌除了旋律我会去品词。方文山很怪，他写词你猛一听句法跟大陆普通话句法不同，说文言又不是太文言，是有点台湾味的国语。但是他那首词搭配得很好，而且普通人肯定能懂。
陈伟明：对，《菊花台》帮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很大的忙，词儿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歌时根本听不清他唱什么，那时候就说笑话，怎么流行，唱不清叫流行。这么一来，就逼着我看词儿，我一看词儿写得那么好，反过来又去听曲，的确很棒。方文山最近刚出了一本书，专门讲词的来源，他的哪首词是从唐诗、宋词哪个里面出来的，说明他在古典文学这方面的功底非常不错。
在华人导演里，真正把电影和音乐结合得最好的是王家卫导演，他的电影之所以有韵味，音乐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他拍的那种小资的感觉以外，他每部电影的音乐都是很流行的。他用的元素跟他的电影风格特别接近，后来我才了解到王家卫对音乐很有天赋，每天听很多曲子，但他基本上都能记下来。
冯仑：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旋律。
陈伟明：他用的那些音乐都是西班牙、法国的，别人不太注意，放到电影里面却特别恰如其分地起到烘托作用。
冯仑：看来一部片子每个细节的元素都非常重要，现在有些小电影花不起钱，但是一些新鲜的怪词和方言成了一个特色，比如《疯狂的石头》里道哥的那些怪话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见电影独特的卖点特别重要。
三、电影市场的投资风险
冯仑：电影市场除了跟荧幕和管理制度以及消费能力有关，跟资本方面有什么关系？
陈伟明：因为电影是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从产业、资本角度来讲，资本希望追逐比较稳定、有长期回报的东西，但电影基本保证不了。比如一部电影的周期最少要12个月，一年从头干到尾就干一部，中间差不多11个月都是投资、都是花钱。从资本这个角度来讲，这11个月太可怕了。
冯仑：而且我发现拍摄期很集中，比如三个月一个亿全砸进去。
陈伟明：确实从资本角度来讲很害怕，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博选择做手机电影，投入少，而且相对稳定。
冯仑：风险分散了。
陈伟明：对。
冯仑：地产行业早几年民营占主导，但是过去三年倒过来了，现在国有开始成为主导。IT之所以发展很快，实际上都是民营高度竞争形成的，所以在地产和IT行业出现了很多所谓富豪，这些是充分竞争和资本市场共同作用的产物。那么分析电影这个行业，电视台是国有垄断的。电影院和投资电影现在开始由民营主导，我不知道你分析去年（2006年）的市场，比如说25亿的票房，把它切一下的话，国有的占多少、民营的占多少？
陈伟明：民营占大多数。
四、做鞋不如卖鞋挣钱
冯仑：在好莱坞那几大公司上市的多吗？还是全上市？
陈伟明：全部是发行上市。
冯仑：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对，发行的角度是可以尝试，就是说我是卖东西的，不管你们谁拍我都卖。
陈伟明：现在介入中国发行是最好的时机。第一，院线成熟了，规模也越来越大。第二，那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概念中国没有。跟我在韩国合作的公司不是制作公司，都是发行公司。他们怎么控制你呢，一部大的电影他们投一部分，把发行权拿下来，电影就是他们的了。所有大电影他们都可以全部拿下来，用很少的钱拿下来。
冯仑：这就是“做鞋的不如卖鞋的”老道理，比如做鞋加工费才挣一毛钱，但是沃尔玛可能挣两毛钱。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是“衬衫大王”，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们一天就做几万件衬衫，全世界的名牌衬衫都在他这儿做。一条生产线，贴不同牌子卖。他说，如果一件是100块钱的话，他这儿拿25块钱，25块钱里边其中有2到4块钱是他的利润，剩下的是成本。然后POLO拿45块钱，这就是70块钱出去了，剩下30块钱是中间的运输什么的拿去。所以他说为什么POLO不怕赔呢，因为到了美国以后，POLO卖掉50%就已经不赔本了，然后剩下就按季节打折，或塞到相当于奥特莱斯这样的地方，所以他说他们赚钱太high了。因此你说得不错，渠道会比制造挣钱。
陈伟明：是，所以现在比如我们做这些短片，我们的思维最后会回到渠道，用我的内容换渠道，新浪、TOM都没有内容，而我的内容是最专业的。
你看去年（2006年）TOM、新浪给新媒体评奖，10部作品里面我们占5部。我把这些渠道打造成中博的一个品牌，就是我的发行院线。
冯仑：这是非常聪明的，这个投资价值应该是非常大，所以这个行业商业模式特别重要。
徐宗懋：和历史和解，与记忆共存
秦风，本名徐宗懋，原籍福建省古田县，生于台湾高雄，酷爱历史和美术，13岁中学一年级时写了一生中第一篇历史阅读心得报告，内容是关于沙俄尼古拉二世被推翻的前后，对俄国宫廷中的妖僧拉斯普丁的角色十分着迷。大学毕业后曾借钱周游各国，希望土地和人民成为自己最好的老师。2000年辞去长年从事的新闻工作，成立台湾文史工作室，以传播中华历史文化为职志，同时收集老照片和文物，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刊载，期望能开拓中国人历史影像的新领域。
徐宗懋潜心研究中国古城墙文化，搜集整理中国古城墙珍贵的历史图片及文史资料。冯仑出于对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责任与使命，从2004年起就资助徐宗懋从事该项研究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处于收尾阶段，不久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将会在大陆进行展示。
冯仑：欢迎宗懋兄来到我们的乱谈聊天室，好久没见了，这回你是前天到的？
徐宗懋：对，我前天到的。因为待的时间很短，能够碰到你，非常荣幸。
私藏史料转为公众传播的尴尬和利益循环
冯仑：宗懋兄一直以传播中华历史文化为职志，收集老照片和文物以期能开拓中国人历史影像的新领域。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历史文物和史料不能从私人的藏家那里转化出来，你要作历史研究是不是会有相当的难度？
徐宗懋：没错，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过渡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私人的博物馆、图书馆或者民间的什么馆，让私人收藏家感觉到他花这么多钱买的这些东西一旦转为公共知识传播的时候，不但不会失去它的价值，反而使得原来的价值更高了。如果他感到有这种利益的驱动，并且推动这种循环存在的时候，私人收藏家可能愿意拿出收藏，但中间还存在一个问题，当我们成为一个公共知识传播者的时候，就需要具有很高的知识能力，而并不是所有收藏家都具备这种能力，通常这是另外一组人，另外一个队伍的工作。
冯仑：能不能通过互联网呢？
徐宗懋：在私人的收藏家里面，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我举个例子，《蒙娜丽莎》是因为它落在卢浮宫里，所以它当然可以被广为宣传，也获得很多利益。可是我们想象《蒙娜丽莎》是在一个私人手里，他哪里敢宣布，要是宣布了，很可能第二天就成为被暗杀的对象了，所以这中间有这种内在的矛盾。
冯仑：如果要收集、整理、推广、研究红色文物，怎么样来做？尤其是怎么把次一级的文物收集起来，比如《长征日记》的手稿。
徐宗懋：必须要有很有眼光的企业家帮助这些文物找到一个利益机制的循环，它不是一项慈善事业，这种循环对文物原始价值的增值是有益的。
冯仑：我知道以前蒋介石还有蒋经国有一些日记，现在放在胡佛研究所是吧？
徐宗懋：对，他们的日记是送到了美国，送到斯坦福去了。
冯仑：也是在胡佛研究所？
徐宗懋：我不晓得是不是胡佛，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不把日记留在中国人的地方，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资料会被公平地对待。他们总觉得后来还会有一个政治势力，要不就是把这些资料扭曲了，要不就是用这个东西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相信这个东西能够作为一种客观的、公开化的、公平化的历史史料存在。问题出在这里。
由“立法院”的文明看民主成熟问题
冯仑：前段大陆也有一个报道，说台湾“立法院”好像每个人的表达方式非常多样，有时候是举牌子发言，而在欧洲这种地方给人的感觉是很严肃的，每天就是辩论。为什么到了亚洲特别是到了台湾，在“立法院”除了斗嘴以外人们还经常动手？
徐宗懋：我想我们的民主发展时间还比较短，如果你讲的欧洲是指东欧或者前苏联的话，他们也有类似的情况--乌克兰最后也是搞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台湾）的民主历史比较短，不同的利益团体或是少数族群的代表，等于是把过去传统阶级的纷争化为自己在议会中的纷争，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把他们代表的利益团体之间的纷争在那个地方给消解了。欧美的文明程度比较高，我想他们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演化过程，美国也发生过像刺杀总统的事情，即使到今天，国会跟政党之间的对立情绪也还是非常高，可是他们没有到拳脚相向的地步。我相信他们的民主比较成熟，我们需要时间。我看了这种情况当时是很遗憾，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不断改善的。
建筑与民主
冯仑：我没有进去看过台湾“立法院”，我看到很多国外的议会，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他们开会的地方中间有一张桌子，上面会堆有很多法律的书，法官坐在那儿，遇到问题就马上翻书。他们对法律、条文和法规非常重视，已经成为他们议会的一个行事准则，在台湾好像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况，经常也很容易发生冲突。
徐宗懋：你谈的是英国制的。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建筑与民主》，大陆有卖的，是美国人写的，都是翻译本。讲的是各国国会的立场和心态以及演化的一个过程，英国议会最早的形态是从唱诗班出来的，上面坐的不是法官，而是议会议长，他不是来仲裁的，跟美国的国会议长不同，他只是主持会议，两边坐开（一般英国以外，像法国、美国是呈椭圆形地坐开），有点像教室讲课的那种氛围。英国特别重法律，法制文化非常浓厚，但英国是一个特别例外的情况，美国就不是这种传统，因为它本身没有宪法，完全根据惯例，所以需要找大量的判例，而他们的“理论”，就是革命跟非革命的一种辩论，当时会扯得很远。有一种说法是革命是一种先验的价值，但英国的哲学家就认为，这就是革命为什么老是失败的原因，因为价值不是根据先验而来的，价值是根据惯性的累积形成的，你的条文只能是你惯性累积的上层建筑，所以你重点是去建立这种惯性累积，而不是去设立一个先验的条文，英国和美国的演化差别就在这里。
冯仑：在台湾看到的更多的是经验的累积。
徐宗懋：我们现在需要经验的累积，很明显，甭管在台湾还是大陆，出现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因为你原来没有预见到问题会是这个样子，发生了状况，你才知道解决。
冯仑：实际上就是判例的一个好处，有相当多的判例就是每天累积，100年以后，等你再发生问题，就能找到过去类似事情的处理办法。
和历史和解，与记忆共存
冯仑：我们合作的中国古城墙影像资料搜集整理的项目，现在你觉得这个活动文化上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因为我们表面上看只是去把一些影像资料、文字作一些诠释和说明，未来可能做些展览，但是我觉得这么做的背后一定会有很多的思考。
徐宗懋：我想你做建筑这个行业应该也有很多的感想和体会。以前建筑的概念是房子推倒了重新来，现在建筑的概念不是这样子，现在城市再造的概念是，我先看清楚哪些有包含着丰富时代记忆和社会记忆的东西，能保留我就保留，还不确定要不要保留的我也尽量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去延伸出一个再造的、最终的东西，现在的建筑、城市再造是这种概念。当然欧洲很早就实践了这样一种想法，这当中一定是包含一种精神，就是我对于我们记忆累积的一种珍惜。这种精神不是只有在盖房子中体现，它在生活的周遭就已经体现。我给你举个例子，到欧洲你会发现他们的五星级饭店、三星级饭店甚至更小的旅馆，墙上都贴着很多城市的老照片或者地图、素描、水彩、铜版画等等，让你感觉人们对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有一种很高的荣誉感和很深的记忆。这是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体现在他们的美学里，在视觉上随处可见，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而在中国的五星级饭店，你甚至对饭店里面贴什么图片根本没有印象，因为饭店方面就给承包公司、装修公司随便拿一个图片贴上去。但这不是装修公司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的美学环境，对自己走过的路的记忆并没有一种强烈的珍惜，并将其作为一种美学资源，起码这段时间没有看到这种表现。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北京城或对你自己所在的城市有着强烈情感的人，而且认识到一草一木都是你珍贵的资源，你当然会对城市的影像记录非常重视，而且这种重视会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迟早有一天会重视起来，我想早点儿做做看或者能够带点儿头。你知道以前的城墙是进步的障碍，现在大家知道，旧的东西是进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力量。人们对于旧事物的一种难以割舍的痴迷成为它再造的最大的精神动力。所以我想把过去中国被拆掉的城墙这些东西，在影像上慢慢地恢复，形成一些比较完整的图像，这些图像不是我们讲的著名的北京城，因为这???很多人在做了，我想到的是其他的城市，像济南、东北的城市或者其他中型的城市。对我们来讲，这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力量，我在想是不是有一天我们的旅馆也可能跟欧洲一样，看到的都是自己城市留下的痕迹的美术表现。如果有那样一天的话，就表示我们整个国民的美学素养和国民的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冯仑：我的印象中上次我们没有聊到--实际上这些影像，我觉得在大陆找起来挺困难，但是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能够找到很多，这和当时的中日战争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