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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天就是重阳节，冯开岭突然决定，要到省里跑一跑，看望几个老领导。
在这之前，国庆节和中秋节刚刚过去，冯市长已经到省里跑过两趟，但只是看望了一些现职领导。对退下来的老同志，按惯例只有临近春节时才拜访。
丁市长秘书小吉传递过来的信息，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还可能是对手施放的烟幕或离间之计。可不管怎样，根据年处长传来的确切消息，省里马上就要研究确定考察对象，接着考察组就会进驻阳城，元旦之前肯定会最终决定市长人选，交由春节之后的人代会投票选举。在这期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也都属正常。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真的让张大龙、秦众他们结成某种同盟，事情就糟了。
“张大龙在阳城的势力不可轻视，特别是有洪书记这个靠山，是个很有力的竞争对手。秦众在省里有什么背景也难下结论。两股势力一旦搅和到一起，又是背对背的冷枪暗箭，绝对难以防范、不好对付。当务之急，是设法破解张、秦联盟，尤其要集中力量对付威胁最大的张大龙，削弱并稳住秦众。”冯开岭打算先从省里的几个阳城籍老干部那儿下手，以迂回战术对张大龙分而化之。
“还是你代我出面。这个时候我频频往省里跑，不太合适。”冯开岭对黄一平说。
“好的，那些老领导家大多数我都熟悉，以前跟您后边跑过，门牌、电话号码当时也都记下了。”黄一平知道，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所谓跑跑，不光是送点礼物，关键还要把话递到，并且该说的必须说到位，起到效果，否则跑了等于白跑，浪费精力和时间不说，也耽误了冯市长的大事。
冯市长当场开列了一串名单，都是阳城籍在省城退下来的老领导，从省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到各个部、委、办、厅、局的正副职，累计大约有十来个。
“这些领导都要跑？”黄一平问。
“尽量多跑几家吧，不过，这两位老同志是重点！”冯市长把名单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没有遗漏，这才在其中两个名字下边画了一道重重的横杠。
黄一平一看，一位是省国土厅退下来的印厅长，一位是省农村工作部离休的毛处长。
对于这两位老领导，黄一平很熟悉。跟冯市长做秘书几年，他每年都要随同到省城跑几次，其中春节之前肯定要专门看望一下这些阳城籍的老干部。通常情况下，冯市长会亲自一家家跑，虽然有时只是蜻蜓点水一坐就走，但那种姿态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如果冯市长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黄一平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冯市长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冯市长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毛处长和印厅长吗？”冯市长问。
“印老厅长的情况倒是有些知道，毛老处长这里却不清楚。”黄一平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冯市长呵呵一笑。
黄一平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市委洪书记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冯市长介绍道。
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阳城。解放后，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阳城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毛处长来阳城郊区，最喜欢住宿洪书记家，因为洪书记父亲是当地的种田能手，母亲是妇女队长，家庭出身好，家里收拾得也很干净。一来二去，毛处长就与洪书记父母结下深厚友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阳城郊区，还是在洪书记老家那个生产大队。为避免连累洪家，他自己出资建了房子单独居住。对于落难了的毛处长，当地农民仍然一如既往亲切友好，洪书记一家更是热情关照，衣食住行、烧洗买汰全部帮助料理到位。其时，洪书记兄妹几个正在读书，学校里开门办学、教育闹革命、白卷英雄之类闹得不亦乐乎。毛处长依仗在洪家说一不二的威信，要求洪家几个子女不要随波逐流荒废了学业，有空时他还亲自帮助补课辅导。这期间，毛处长又与洪家子女结成忘年之交。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阳城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这时，洪书记刚好从阳城农校中专毕业。毛处长对洪家子弟熟悉，又感恩于对洪家患难之中给予的关照，就把洪书记带在手边精心调教，不久之后让他担任村支书、公社农技站长，及至后来当上乡党委副书记，一步步正式走上政坛。
说过这段大概经历，回过头来再说毛处长其人。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十分重要。因此，像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洪书记之后一路从乡、县到市，进步速度颇快，就与他的力荐有很大关系。
冯开岭这一介绍，黄一平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年冯市长一直对这个毛处长敬重有加，原来内有玄机。
“既然毛处长与洪书记关系特殊，那么他与张大龙私交如何？”黄一平问。
“毛处长与张大龙没有什么交情，据说印象也不是太好，主要是张在省城阳城籍老人那里总体口碑不佳。”冯市长说。
“哦，那就好。”黄一平不禁松了一口气。
“到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冯市长问。
“知道了。”黄一平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辞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冯市长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黄一平问。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直接找邝明达拿。至于印厅长那儿，你熟悉他的情况，一切由你具体操办，所需费用也找邝明达报销。”冯市长说。
黄一平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万别把戏演过了。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冯市长再三叮嘱。
冯市长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黄一平感动不已。他想，官做到冯市长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黄一平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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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黄一平对于这种庸俗的送礼陋习，极其反感甚至厌恶。
记得很小的时候，常听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家议论，村里某某人家由于给村支书送了一只母鸡，竟然就多领了好多救济粮、款，或者分得了一块户户眼红的良田。那口气，就像得好处者不是给别人送了母鸡，而是偷了别人家的母鸡。后来读小学、中学，父母亲督促子女们认真学习的警诫之语，就是时不时威胁说：“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得像庄东的王小二，把家里准备砌房子的钱拿出来送礼，才被村里推荐到乡办砖厂上班。”其实，那个王小二不过是砖厂里一个普通装卸工，完全凭苦力挣钱，可是让黄一平父母这么一说，就像他挣的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钱。总之，在黄一平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播下仇恨送礼的种子。
在N大读书那四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流，一手现代诗做得行云流水，在学生会副主席、诗刊副主编等多个岗位上也非常卖力，加入党组织本来应该板上钉钉，可班上仅有的最后一个名额，却让一位经常往总支书记家拎板鸭的同学抢了。等到毕业时，包括方教授在内的几个老师都极力举荐他留校，按照考试成绩也是非他莫属，最后还是被另一个同学鸠占鹊窠。据说，那个成绩平平、表现一般的同学，家里开着工厂，其父用卡车往学校领导宿舍区送礼，近乎于南方上门推销产品惯用的一个形容词——“洗楼”。后来分配回到阳城，按N大的名气与黄一平个人实力，怎么说也应该分在省属阳城中学，不料半途又遭遇暗算，竟被发配到城郊结合部的三流学校五中，直到借调局里才知道，又是落败于送礼那一套。经过如此重重打击，黄一平对送礼一度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声称此生绝不染指。
“不会送礼的秘书，不是个好秘书。”冯市长说这话时，黄一平刚跟冯市长不久，那时恰好临近元旦、春节。乍闻此言，黄一平相当吃惊。他不明白，做好秘书与会送礼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
当然，冯市长话里的意思，绝不是暗示黄一平给他送礼，而是他需要黄一平明白送礼的重要与必要，以便日后随同他送礼时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甚至有些礼还必须由黄一平代他出面。
跟在冯市长后边这么多年，黄一平几乎从来没有给他送过礼，甚至反过来还收了市长不少礼物。记得刚做冯市长秘书时，汪若虹提醒丈夫，恐怕要给冯市长送点礼，却遭到黄一平的坚决反对：“我是和他一起工作，又不是求他恩赐，送什么礼？”
“礼是肯定要送的，现在不要说当官的，就是稍微有点权势的人，哪个不收礼？”汪若虹毕竟在医院工作，看多了医生收红包，自己也跟着尝点小甜头。对送与不送的效果反差，她有切身感受。
“估计送也是白送。”黄一平觉得，冯市长肯定不会收他的礼，说不上具体理由，只是有此感觉。
最后，黄一平还是依了妻子，两人上街给冯市长夫妇各买了二斤进口毛线，花掉两千多块钱，相当于全家三个月的生活费。结果，冯市长果然不肯收，还让朱洁拿出不少食品之类的东西送给他们。黄一平和汪若虹当时很尴尬，冯市长却宽慰道：“你们以后不要给我送东西了，小黄跟在我后边工作，会比较辛苦，我应当感谢你们才是。”朱洁也帮腔说：“我们条件比你们好，家里也不需要什么，以后大家就当一家人相处吧。”从那以后，黄一平就再也没给冯市长送过礼，倒是冯市长逢年过节总要顺便给他些东西，虽然大多是鱼肉禽蛋之类的鲜货，但终归是领导反过来给他送了礼。
起初，冯开岭也看出黄一平对送礼的抗拒。别的事情可以勉强，这种事却不行。于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渐而进之。
“一平啊，你当初在N大读过四年历史，现在我倒要考考你，这送礼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讲究？”第一次陪同冯市长送礼归来，闲聊时，冯市长如此发问。
“送礼之风，自远古即已有之，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常识性问题，自然难不倒黄一平。既然是无事闲聊，又是冯开岭出题，他正好借机显示一番N大的史学功夫——古人一向崇尚“非礼勿施”、“礼多不怪”，但这种纯粹精神层面上的礼仪，渐渐被金钱物质之礼所替代，且历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抑制送礼贿赂恶习，不惜苛刑重典，包括剥皮抽筋之类的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可始终无法根治这一顽症。到清一朝，送礼不仅常见于官员日记、信件、公文，而且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也多有记载。那时，仅仅属于法律规章许可、规定的礼数就有多种，比如，参谒上司，须备见面礼；凡遇年节，要送节礼；生辰喜庆，必致贺礼；题授保荐，当呈谢礼；升转去任，聊赠别礼。据史书披露，到康熙朝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仅上任时收到的“见面礼”就有一万多两银子，相当于四百多万元人民币。而且，那时送礼，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敬”。当时的地方干部离京时，送给朝廷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银子叫“别敬”，夏天让上司购买清凉用品的钱叫“冰敬”，冬天添置取暖用品的钱叫“炭敬”，给领导妻女的称“妆敬”，给正上学读书孩子的叫“文敬”，还有“年敬”、“节敬”等等。什么样的官员一年里允许收几次礼，哪一级干部一任须送多少礼，几乎完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皆心知肚明，且形成了某种必须遵守的规矩。凡事一旦成了规矩，事情往往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上头不收不行，下边不送也不行。
“这么说，如今送礼之风盛行，从历史角度考量，倒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倒具有历史文化的自然传承与延续，是这样吗？”冯市长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