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张维迎的访谈记录发表之后不久，2008年10月13日，华生与高梁和张少杰联名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张维迎为什么要盗劫价格双轨制？》，在文章中作者认为不仅是张维迎挑起了对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的争论，而且认为张维迎歪曲了历史真相。他们在文章中说：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张维迎自己著作的作者简介中，首次自称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但由于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人们也无从知晓他在哪里提出和论述的。因此，尽管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看到后都感到很奇怪，但我们谁都没有去责疑和驳斥。直到2006年张维迎在其出版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首次提出他在1984年4月就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并刊登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出版的《专家建议》上。在该文中他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从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
由于张维迎的说法与20世纪80年代留下的文献记载及“莫干山会议”与会者的回忆都完全不同，因而引起所谓关于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我们一直觉得，这种事后对历史的修改十分令人遗憾，但双轨制已经载入历史，争夺个人的发明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回避对张维迎的说法作出正面的评论。
但是，最近在《经济观察报》纪念改革三十年的访谈中，张维迎进一步明确说，在“莫干山会议”上“我还讲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说他“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现在确实想不出还有谁是‘放’派了”，“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掌声也越来越多”，称自己是“莫干山会议”上把市场价格作为改革目标并提出双轨制的唯一贡献者。这样，当然就有人，包括媒体向我们尖锐地提问，张维迎的说法与你们的回忆完全对立，不可能同时为真。如果张维迎所言属实，那么过去所说我们几个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双轨制的人，就是在撒谎和伪造历史。因此，尽管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情况下，说清楚真相总会令有些人难堪，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已经再没有什么回避的余地。我们也只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澄清事实真相，这既是对历史和大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有助于人们对改革真实历程的认识。
那么，张维迎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是价格双轨制思想的第一人呢？从已有的文字资料上不难发现，张维迎要据理力争的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他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路。他的主要证据就是他于1984年6月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中发表过的那篇文章，题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发表的时间早于“莫干山会议”三个月。张维迎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自己才入选出席了“莫干山会议”。
那么，既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为什么会议中却被称为“放”派的代表呢？张维迎的解释是，“放”其实就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而华生他们认为，张维迎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文章其实“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能算数”。他们的原话是：“既然现在张维迎说他早在‘莫干山会议’以前就写文章全面论述双轨制，并带着文章上山，他为什么在‘莫干山会议’上不提双轨制？……首先，这是因为‘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改革双轨制推进战略与张维迎文中提到的双轨制价格并不是一个内容。会上进行的是‘放’和‘调’的争论，而张维迎是高调的市场化‘放’派，坚决反对‘调’。本来张维迎的长文还提到一次‘调’，说可以‘或先调后放’，但这正是‘莫干山会议’上‘调’派的思路。这样，他到‘莫干山会议’上遇到了‘调’派以后，就完全抛弃了自己或可以先调的含糊想法，变成了彻底的‘放’派，与‘调’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第三种思路，是综合放调两方面的意见，把放、调各作为一轨，综合起来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当时讲双轨制主要是从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推进这个动态意义上说的，并不是强调去搞计划内外两个价格，那样与会者和领导根本都不会接受。……当时在‘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和领导批示中说的都是放调结合，并没有提及双轨制。”
那么，张维迎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那篇文章到底应不应该“算数”呢？我不是亲历者，自然不能也无须作出回答。在目前披露的文献中，张维迎的确早在1984年的文章中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但同时我也理解华生等人认为张维迎的这篇文章与改革没有多大关系，不应该算数的理由。简单地说，这是因为“莫干山会议”通过争论形成的价格改革的思路中，只有调派、放派和“放调结合”派。最后形成的价格改革报告的文稿中没有使用过“价格双轨制”这个名词，当时张维迎是属于放派的。而张维迎要力争的是，他在“莫干山会议”前写出的文章中就使用过“价格双轨制”，早于“莫干山会议”几个月。这就使得争论和争夺复杂化了。
当年“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的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执笔人徐景安先生于2008年也就价格双轨制的来龙去脉写过文章，基于文字资料和回忆提供了一些细节，以《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为题发表在《领导者》（双月刊）2008年第2期（总第20期）上。根据徐景安的说法，张维迎于1984年6月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那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文章，在收录进张维迎自己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文集时作了很大的修改，而且增加了第五节的新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说就像1984年制订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方案。”
徐景安认为，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有过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人，但不能说其系统论证过双轨制价格改革。他认为，应该澄清的是，张维迎于2006年出版《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文集时，对《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文作了重大修改，特别是加了第五节“价格改革与放活市场”的内容。徐景安发现，在新加的这一节里，张维迎实际上根据“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将从短线放起改成从长线放起，并列举了机电、轻工作为先放开的产品。可是，在张维迎为这篇文章新写的注释里把修改后的文章仍然说成是1984年4月21日写的，而且没有说明在哪里作了修改。徐景安说，这样就使得张维迎于1984年撰写的文章“看上去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还有操作性了”。
不过，徐景安还是很幽默地说：“对于1982年毕业，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他来说，能写出这样一篇有见地的文章确实难得，所以入选参加‘莫干山会议’，并在会上崭露头角，以‘放’派独占鳌头。平心而论，要求他在参加‘莫干山会议’前，就系统地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是难为他了。参加‘莫干山会议’后，他受到启发，坚持研究，修正和完善他原来的想法，写成系统地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那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里，我想张维迎与华生等人之间关于谁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争论应该告一段落了。当年参加过“莫干山会议”和参加价格改革论战的人很多，而今天卷入到这场争夺战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人。更多的人没有出来参与论战和提供证据。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发明权争论根本没有必要，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改革总是经验走在思想的前面。而早在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十周年之际，关于价格双轨制的经验与思想谁为先的问题就引起过当事人的争论。
在1988年，为了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十周年，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在《经济研究》杂志连续三期发表了题为《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的长篇论文。在“回顾篇”里，他们提到在“莫干山会议”上他们的价格双轨制思想的形成过程。但是，他们的这一文章遭到了石小敏和刘吉瑞的批评和质疑。石小敏和刘吉瑞于1989年2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经济学家首先要尊重历史和事实--评华生等〈中国改革十年（回顾篇）〉》中指出，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形成于1984年之前，是1979年以来在农产品价格和其他一些商品价格方面已经实行过的改革方法。至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他们认为，在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扩权十条”中就明确认可了，而这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月。
石小敏和刘吉瑞提及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的做法和经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曾担任9年（1982～1990年）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先生在《价格改革三十年（1977-2006）》一书中甚至还肯定地说过，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思想并使它得以推广的，不是别人，而是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吕东。成致平先生解释说，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当时，我国的石油产量上不去，1981年国家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包干以内一个价，超出一个价，计划内每吨100元，超产的每吨644元，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价格双轨制。每吨100元是国内的收购价，每吨644元是国际的市场价。这也是为了防止石油外流，从而采取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到了1984年，在其他国民工业生产资料方面也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价格双轨制以后，为了解决工业领域里的困难，国家经济委员会决定在其他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让价格双轨制得以普及。成致平特别说道，他所说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就是特指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吕东。
还应该提及的是，在“上过山”的那些年轻学者当中，当年与华生一起参与到与石小敏和刘吉瑞争论的罗小朋在二十年之后也发表了自己对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看法。在我收到的来自浙江大学的一份非公开出版的刊物中，罗小朋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讲到了“莫干山会议”和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过程。尽管他认为实际上自己才是第一个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人，但他的看法还是与已经公开的争论文字不同，也许这代表了更多参与者避而不谈的观点。在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价格双轨制的思想是那个年代的必然产物，不是孤立的事件，更不是单个人的发明：
关于谁最先提出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一问题的争议，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虽然知道自己是在“莫干山会议”首先提出价格双轨制的人，但是，多年来我并没有刻意地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对双轨制思路的形成和实施作出了最大贡献。我的理由是：
1.“莫干山会议”是当时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老一代改革者的支持下，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而我并不是这次集体行动的策划者和主要的组织者。这次集体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青年经济学者参与改革的机会，与老一代经济学者竞争，为改革出谋划策。而我对这个策划和组织过程没有多少贡献。这个过程中有不少无名英雄，有的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所知道的策划者之一，Z君，提出以论文质量选拔人才，对策交流、组织讨论的会议方针很幸运地得到采纳。如果没有这个创新，而是像以前那样，各自宣讲自己的文章，“莫干山会议”早已被人遗忘。
2.我刚参加会议，就得到内部消息，中央领导受到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鼓舞，已经决定加快城市经济改革，但计划价格成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拦路虎，中央决策者急切需要一个可行的价格改革方案，如果“莫干山会议”能够对此有所贡献，将是巨大的成功，并将扩大青年一代学者参与改革的机会。消息来自决策核心部门工作的青年学者，没有他们的搭桥，不可能有“莫干山会议”与高层决策的互动，也不可能有与会者群策群力的精神。
3.大家当时就知道，价格改革策略是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会议一开始，对价格改革策略的争论就成为热点，除了正式议程，会议还专门开辟了晚间的挂牌讨论。擂台一开，主张自由价格的一派便先声夺人，而代表当时主流思想的计划价格派，也毫不示弱，提出了以调整计划价格为主的改革方针。两派旗鼓相当，争执不下。会前我并没有形成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是，当我看到“放派”和“调派”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从河北改革的经验中得到灵感。于是，在我主持的分组会上首先提出了“两派都行不通，只有搞双轨制”的意见。换句话说，没有当时自由争论的氛围，我未必能够产生“双轨制”的想法。况且，没有S君提出“统购改税”的创意，没有河北的改革试验，我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创意。
4.虽然“双轨制”的想法是我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在辩论中我并不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是H君，他辩才过人，使这一创意迅速赢得会议多数人的支持。
5.更重要的是，H君最后代表大会说服了高层决策者。一个新政策思路能不能说服决策者，对于决策过程非常重要。我曾经有多次机会接触高层决策者，提出过不少有创意的政策建议，但是，多数建议都未能说服决策者。世界上有很多高明的办法早就被人发现了，但只有那些赢得决策者信心和决心的意见，才真正创造了历史。因此，那些能够直接说服决策者接受创意的人对历史的贡献，应该大于发明这些创意的人。
6.当然，最大的贡献是双轨制的决策者。是他们承担了巨大的个人政治风险，给青年人参与的机会，同时又承担了改革的政策风险。价格双轨制并非没有风险，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对此十分清楚。但是，他们在讨论是否实行双轨制的时候，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毅然决定接受青年人的建议。而老一代改革者，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没有这些开明的改革领导者，再高明的创意也是白搭。
总之，双轨制思路的形成和实现，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过程的一个成就。这个过程高度调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调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集体智慧。夸大少数人的创意，而看不见集体认知能力对政策过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