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中国和欧洲两个地区的古代人类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中国人选择了定居的农业，欧洲的古代人类则是不断地征服和扩张。从这个点出发，我们还要看看，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创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夏后”是部落联盟的领袖
先来看中国。黄帝的传说是最古老的传说之一，可是那些传说的内容显然是后世加上的。因为黄帝的年代距今五千多年，不可能有那么完备的制度，许多归在他名下发明的事物，也不是那时候出现的。我宁可从夏禹的传说讲起。夏代起源的传说是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开始的，尧、舜在位的时间都很短，而且没有太多具体的故事可以说，禹的传说却非常重要：一部分是王位禅让的故事，另外一部分则是他在中原治水的故事。禹的儿子继位，才有了所谓“朝代”和父子继承，亦即有了制度化的国家组织。
从今天的考古学上看，河南东部二里头一带可能就是夏人活动的地方。就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和聚落形态来看，有一些可以依据的资料指出，农业在这一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聚落的规模也相当大。河南东部正是黄河三角洲扇形地带的尖端，古代黄河固然未必已是“悬河”——因堤防而高出地面，黄河所经之处是平坦的黄土地带，不免有泛滥的问题。而中国北方古代的农业是小米作物，受不了太多的水，洪水之后，小米就颗粒无收。因此，大禹治水的传说背后所反映的历史，就是农田耕作必须有好的渠道分水灌溉系统，疏和灌，这两件事情必须同时进行。
大禹治水的规模，不会如传说般大——整个中国河川都是由他疏通的，这是夸大的传说。若回到传说的核心，可能有一群与大禹同时代的人物，和他分工合作，努力疏导和开通河流，使得洪水既可以灌溉田地，又不至于泛滥成灾。这种规模比较大的水利工作，不能仅由一个村庄或一个聚落的人民自己进行，必须上下游的人一起进行。这种合作，不一定只有集权专制政权才能统筹协调，因为当时的水利灌溉系统毕竟不大，若干邻近的村落合作，大家便可以共享灌溉疏导之利。
据古代传说，大禹曾经召集许多国家，号称“万国”，聚会讨论“天下”的事情。“万国”和“天下”，都是夸大其词。大概是，大禹或者大禹这群人，召集了附近黄河中下游数十上百聚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合作，把洪水问题合理地解决了。当然，这种工作必须建立在互助合作之上，也必须有相当程度的组织，才能使数干人、数万人分工协作，完成这个任务。传说大禹对治水无比投入，工作期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也聚集了一群很能干的助手。从这些人物的名字来看，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这也许代表着，多个拥有数万人口的地区参与了治水工程以及治水以后的管理工作。传说大禹去世以后，大家本来可以仿照尧、舜，以推选的方式，选出新的领袖，但是出于对夏禹的感激，他们选择了夏禹的儿子，从此建立了世代相承的王国制度。
传说中，“夏后”的称号不是王，而是众人的领袖。因此，夏朝的政治团体或社会团体可能不是王国，而是许多聚落的联盟，他们的领袖并不是专权的王。据传，到夏代的中叶，曾经有权臣篡夺王位。我们必须了解，当时未必有什么“权臣”的观念，夏集团的领袖，也未必必须是大禹的子孙。所以，夏代中断，由其他人做领袖，也并不是不可能。
大禹治水的传说，表明当时人已经有了较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图为唐人所绘《禹授<；洛书>；传说图》，出自敦煌石窟藏经洞（第17窟）。
重建这一段传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因为生活的需要，他们必须发展新的组织形态，发展超越小区域的组织。在大型组织之下，也必须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或配套的途径，例如协商和协商以后的服从。经过共同取得的协议，大家必须合作无间。长期的合作将数十万人的大地区凝聚成相当坚实的新单位，超越了村落和部落，就成为国家的原型。有了原型国家，公和私之间才会存在对立而互补的两种价值。公和私，乃是对立而又互成的观点。
夏后是领袖的位置，既然在传说之中是传承的，那么一个家族的领袖地位能够维持数百年，表明家族组织的稳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
商代的王权更为强大
商代接续夏代，成为中原之主。商人本是中原地区东半部的一个边缘民族，也许由于他们有能干的领袖，也许由于他们所住的地方在黄河东部，有北方提供的马匹和铸造青铜的能力，殷商民族的武装力量便强于中原那些农耕聚落。商代建立的王国确实比夏代强大，因此，殷商的领袖称为“王”，而不是夏代的“后”。
商代留下的甲骨卜辞，提供了不少相当清楚的史料。商代前半段，首都不在安阳，我们没有大量的卜辞资料作为重建历史的依据。从其后半段历史来看，商代对于王室的祖先非常尊敬。商代领袖的主要职务是通过宗教活动，请求他们的先公、先王作为媒介，向山、河、风、雨这些对人们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力量祈求保佑，避免灾害。先公、先王占据着人神之间交流媒介的重要位置，已故的祖先经由神秘的管道，对子孙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祖先死后也有巨大的威灵——这反映出对祖先的一种崇拜。
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可以说是从死灵崇拜发展而来的。这一转化，必须有对于家族血缘的认知和观念，才能经过家族系统，回头去祈求祖先的保佑。家族观念能够存在，必须有稳定的传承。农业村落，尤其是在掌握水利之后，不必经常开发新田地，就形成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安土重迁的小区域。也是在这种安定之中，一个家系的长期传承才成为可能。
有了祖先崇拜，显然，也会有对于传统的尊重，凭借宗族和婚姻关系延伸出的网络，也成为链接、合作的系统。于是，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观念，数千年来建构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
商王的原始身份，也许只是能沟通神与人的大祭司，后来才兼有世俗领袖和神圣领袖的双重身份。商王必须依靠祝、宗、卜、史这些专业人员，来与神明和祖先沟通。有了这些人，古人才能根据前例，归纳出一些原则，解释神示的意旨。这就意味着，有一群专门从事知识工作的人——也就是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为社群、为众人的福祉找到最有利的方案。
知识分子或者宗教人士的地位，在许多不同地区的人类历史上都有过，并不是只有农业民族才有。商代的这些人未必靠降神，而是从知识累积中获得启示，其理性化的成分与一般巫师跳大神相当不同。这个特点显示，商代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和理性思考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商代考古学和古代数据显示，商人应已发展了三种价值观：第一，对亲人组织的重视；第二，对传统的重视；第三，对知识的重视。
公元前16世纪以后，殷商疆域扩张，王权也相应扩大。商王竟有“下帝”的称号，俨然相对于上帝，有同等的位置。这个发展，乃是后代“天命”的滥觞：“王”的位置和“天”同列。西周兴起，在“王”与“天”之间，又有了新的界定，王毕竟只是承受天命的统治者，而不是天。
周人将“天命”观念与祖先崇拜合二为一
西周代替了商，成为古代重要的朝代。西周本来不过是商王国西边的一个附庸小国，据西周的历史传说，他们曾经“陷于戎狄”，不在农耕文化圈内，后来才恢复农耕。他们自己的祖先后稷，就是农业之神。究竟他们是先有农业，然后才成为牧人，还是根本就是从牧羊文化逐渐转变成农耕的呢？毕竟，周人的盟友羌族可能就是牧羊民族，此处不必讨论。目前我们只要指出，这一个自认为是农业民族的附庸小国，居然击败了强大的“大邑商”。
殷商盛时，以豫东为腹地，疆域跨有黄河中下游，势力范围则从河北中部延伸到长江江滨，东面的山东、苏北，西面的华山一带，都是从属。这个庞大的王国地跨黄河、淮河和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而居住在关中的“小邦周”，竟然能击败殷商，取而代之，成为古代中国的主人。我个人的解释是，他们在武装力量上大概有相当的优势。西周在关中，地接西北的草原，可以得到良马。据说，周人的武器中，有一种黑色的长剑，他们很可能已经获得铸铁的能力，并用铁铸的兵器打败了使用青铜戈的商国军队。
无论如何，西周之盛，使他们觉得自己有特殊的地位，获得了天神的眷顾。西周人居住的地方确实与牧羊文化的西北草原非常接近，他们如果真的从牧转农，并且发生在草原附近，他们可能就是从草原文化里接受了崇拜苍天的信仰。苍天垂顾周人，使周人这个小邦击败了商王国。如此奇迹，使他们必须寻找解释。为什么他们是上天选择的对象？这种解释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一，周人是上天的“选民”；第二，周王被挑选为新的王者，承受天命，创建新秩序，接下统治天下的重要工作。
西周玉柄铁剑，是中国最早的铁剑。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现藏河南博物院。
在西周获得胜利后，针对这一伟大的功业，周人的领导阶层确实有过一场辩论：有一派认为是上天垂顾周人，假如以这一点为解释，那么周人将如以色列入，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辩论的结果是，他们选择相信周王得到了上帝的眷顾，应天命而得王位。于是，周人建立的新秩序，乃是“天子”受命拥有“天下”，周王是具有天命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商王自认是“下帝”的观念，转化为西周的“天命”观念。
周人必须解释，为什么前朝的统治者不能得到天命？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周人的先王们比商王更符合道德，并且周人是朴实虔诚的民族，不像晚期商人贵族般嗜酒，也不恤人命。女口此，周人用道德观念来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意味着国家的领袖必须具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①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组织国家对领袖的期待。
① 天命无常，唯德是亲 《左传·僖公五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提出了天对王告诫：上帝赋予的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上帝只辅助有德行的人。从而构筑了一整套新的统治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理论。
周人统治东方，分封亲戚子弟，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系统。诸侯经由周王，才能上通天命。在这一安排下，周代君主的权力，是将对“天”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合二为一——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主。宗统与政统，桕叠为一。
周人的诸侯分别在各个重要的地方建立基地，但他们必须与当地居民，尤其是原来的领袖们合作。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历史文献，经常记载着分封诸侯的指令，大意是：必须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法令制度，也必须和当地的领袖们建立亲戚关系。
这一个巨大的封建网络，实际上是周人和当地地区性的民族进行长期融合的机制。在长期融合中，各种地方文化也就逐渐涵化于周文化。所以周人的封建制度不仅是一个统治机制，而且在长期历史上，反映出其长期涵化网络的特色。周人理想的“王道”，意味着这一社会必须尊重别人，也必须容忍别人，才能建构一个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在周代的封国遗址中，考古数据都呈现出多种民族互相融合的现象。
总的来说，夏、商、周三代的变迁，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陆续建构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些社会价值观念存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达数千年之久。此后，中国的列代王朝都用天子的名号，号称“奉天承运”①，中国也一直自居为“天下”，而不是列国之一。到后来，又经过一些思想家，如孔子、老子等，将这些重要的社会观念阐释为中国思想系统。这是另外一章的问题，下次在别处再作讨论。
① 奉天承运 奉：遵照；奉天：遵从天意，指皇帝受命于天；承运：继承新生的气运，指君权神授。
雅典和斯巴达制度之间的差异不大
由于希腊文化的出现，欧洲第一次进入世界历史舞台，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从古代希腊历史开始讨论。
诚如前面所说，希腊的形成是由于印欧民族一批批地移入希腊半岛，不再赘述。此处要讲的是，从公元前1841年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正好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希腊文明迅速发展、呈现出显著影响力的时期。希腊的政治体制是城邦制，后期才有王国出现。我们一向认为希腊有两种制度，一种是雅典代表的民主制度，一种是斯巴达代表的寡头政治，其实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