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带进来的儒家人文理想，成为中国历代治国的基本要求。很少有政府能具体地实现这些理想，然而，有了这些理想，政府的承诺和百姓的盼望才能够形成。《礼记·礼运》中有“大同”、“小康”两个境界，“小康”终究是现实政治希望能达到的水平。所以，汉代的皇帝自己很清楚，帝国的政治是外儒内法，希望以法家的制度达到儒家的理想。
相对于中国而言，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是以城邦政治的贵族与精英执政，希望达到城邦公民社会的理想。这个公民社会却并不包括每个人在内，公民之下，永远有非公民和奴隶不在国家理想统治的关怀之内。后来，基督教廷公教秩序出现，却又是以“神的城邦（City of God）”作为理想，人只能仰望神给的恩典，自己不能作为祈求福祉的主体。
这样的一个中华帝国体制，几个不同结构结合成为一个稳定的庞大系统。不过，问题也在于这一系统的稳定，导致了惰性，以致缺少其他代替的选择，以适应不时出现的“失调”危机。以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分子为例：中华帝国的体制，从汉代以后，就将儒家思想作为选择文官的标准。汉代的察举，不仅考核能力，也从乡评里挑出“孝廉方正”这一类符合儒家理想的精英人物，担任政府官员。从西汉的察举，逐渐演化出东汉的儒生精英集团，形成以世家大族为基础的庞大领导阶层。外廷的文官组织，凭借儒家精英的力量，实质上威胁到了皇权。于是，皇权引进了宦官、外戚和边防军的力量，形成东汉政治长期存在的紧张情况。魏晋南北朝以来到唐代，世家大族的影响力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唐代以后，科举制度成为平民百姓的晋升之阶。政权以功名利禄网罗天下才俊。然而，也正是这些功名利禄，使得凭科举进入到权力阶层的学者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一现象的本质，可说是社会上存在的文化资源与皇权代表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够经常保持适当的平衡。
宋代中国文化桎梏，导致统治结构僵化
宋代开始，儒家的学者致力于解释经典。北宋理学宗派林立，不断阐释经典，建构出儒家从形而上学到社会伦理的整套理论。古代的原始儒家，以其人文精神，最为关怀的是人际关系，所谓“伦理”。儒家伦理结构下，人与人的关系既是相对的，也是互动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无不是根据这相对与互动的原则加以界定的。“君不君，则臣不臣”，所以，反抗暴君，不算叛逆。可到了南宋，朱熹解释的儒家伦理，却是将这种相对的互动转变成固定的结构。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为不容颠覆的格局。
朱子学是儒家理论中重要的一个学派，其本身立论周密，无可诟病。问题乃在于明代科举制度规定朱子学为钦定的官方理论，解释儒家经典，只有朱子的注疏为科举认可的标准答案。明太祖甚至将《孟子》中的一些章节摒除于儒家经典之外，就因为《孟子》秉承了战国时代高张的人文精神，主张百姓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儒家不是没有另一选择，宋代的陆象山和明代的王阳明都有过以个人心性为主的思想。但是，从皇权的立场来看，朱子学的结构论比陆、王的意志论更有利于建构稳定的社会，也更有利于统治者继续维持既得的权力。于是，从明代以后，六七百年间中国的科举制度选拔的不再是有独立精神的儒家学者，而是只知背诵一套答案的书呆子，一群没有独立思辨能力，只知为皇权服务的仆役。这一“天下国家”的结构，就只剩了法家的管理制度，不再有儒家的人文精神与之制衡。
中国的经济体，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制度上的农业经济。而且，由于汉武帝时期的政府过度管制工商业，导致以城市为基础的企业萎缩，农村便必须担起以农舍手工业生产消费品的功能。于是，这个农业经济就具有强烈的市场性。欧洲那种纯粹以庄园生产自给自足的农业，在中国只能于大乱之中偶然出现。市场型的农业经济，必须要靠区域间彼此的互补，使地方性的产品经过聚散流转，构成一个交换网。
从汉代以后，这一经济形态不断扩张，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西北丝路和东南海运的外销，在不同的时代都为中国赚来许多财富。可这些外销商品，有些是由作坊生产的（如瓷器），有些却还分散在农舍手工业的体制下（如丝织品）。那些外销商品带来的财富，没有集中积累的机制，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可以继续增长的资本。
如本章开头所说，中国有一个相当聚合的地形。从秦汉形成的道路，经过历代不断地扩大和加密，至今仍是庞大的网络。各地以其特产的聚散，彼此交换，互相谋利。于是，中国经济上的区间互赖，也是维持中国凝聚为一个整体的重要因素。俗话说“分久必合”，即使在国家分裂时，经济上的交换和互赖，也能创造重新统一的机缘。南北朝时期和宋、辽、金、元时期，南北对峙，但是边界上的贸易从来无法切断。
欧洲历史上，以城市为基础的外销产业和与其相配的金融、运输，使城市与城市之间，构成一个巨大网络。但是，内陆的农业经济，从上古到中古，基本上都是比较粗放的生产方式。例如，两圃或三圃的轮耕制①，农业和牧业的并存等。欧洲的封建体制将农业生产割裂为自给自足的庄园，以及小范围之间的交换。直到近代国家体制出现以后，国内的安定才足以建构一个国内的交换网，从而大区域内的互通有无才得以实现。在近代欧洲，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才整合在同一个经济交换网络之下。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都在皇权和文官制度的统治下，再配合上述市场性农业经济的网络。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这两套网络的结构，可以长期保持中国的统一，提供相对有效的管理。到了唐代，虽然颇多内乱外患，但基本上，文官制度的体系还是相当有工作效率。例如，安史之乱以后，刘晏②改革财政，就是由中央调度资源，保持市场经济网络的有效运作。宋代的制度，地方有相当的自主权，虽然宋代中央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各个地方人治为政，但也能保持经济网络的自动调节。明、清两代，中央权力强大，而在意识形态固定以后，文官体系已不再能够制约皇权。同时，意识形态的固定，使政治统治结构僵化，不再能作必要的调节，以适应突然发生的变化。
① 轮耕制 在同一块田地上有顺序地在季节间和年度间轮换种植不同作物，或复种组合的种植方式，其目的是保持土地的肥力。
② 刘晏（718—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西北）人。他整顿盐法，在离盐乡较远的地区设置常平盐，缺盐时平价出售存盐，又实行常平法，做到“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德宗即位后，被人诬陷而死。
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迅速拉大中、欧差距
从万历到嘉庆两百年间，正是世界大洋航道开辟和发现新大陆这两个重要事件发生的时期。诚如前面所说，欧洲取得新的动能，鸢飞于天，鱼跃于渊，大步地迈向新的时代。欧洲帝国主义取得的利润，其实有不小的一部分间接地流入中国，中国至少享受了两百年左右的出超。这个时机，明、清两代政府，不仅不知适当运用，反而由于与外界隔绝，愚昧地将这新的变化当成对中国秩序的挑战。明代万历以后，沿海的海上集团非常活跃。不但沿海民间的力量组织了不同的海上活动集团，甚至内陆的资本——例如安徽累积的钱庄资本，也投入了海上活动。
明代的政府加强了海禁，将这类参与国际海上活动的中国人都当作倭寇的同伙，不仅不加以支持或利用，反而花了很大的力气剿灭海上活动。明代覆亡的过程中，在北边的黄海地区，毛文龙的部下、南方闽台郑芝龙和郑成功的部下，都因为具有相当的武力和财力，在明清的斗争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然而，从明代平定倭寇之乱到清代平定三藩与台湾郑氏政权，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却是彼此抵消。相对于欧洲列强在海上扩充，中国并没有了解大洋航道贸易的历史意义，却只是为了维持中国秩序，错失了参与列强海上活动的机会。
明代中国的东南和华南地区，依然依靠外贸的出超而相当富足。清代征服了中国，在南方的战争一度造成这些地区重大的损失。不过，因为中国东南部长期的富足，这些地区很快就复原了。相对而言，黄淮以北的中国，却因为并不生产外销商品而长期陷入贫穷的局面。中国市场经济的网络，实质上破裂为二：南方的富足，并不能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救济北方的贫穷。不仅中央政府定都北方要依靠南方的接济，而且，明、清两代都有大量官家和权贵占据了北方大量农田，一般百姓的生活十分困穷。明、清两个王朝，乃是以政治权力强压，才勉强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南北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网络的区间互利功能已经不复存在。
南北经济的倾斜，早在明代就可以看出。明末的流寇是散兵和饥民组成的，一旦啸聚，便如滚雪球一样，愈变愈大。他们却始终只能在北方进行活动，一过了淮河，庞大的流寇就不再具有同样的气势。清代乾嘉时期的白莲教，也只能在淮汉之间大肆活动，进不了江南和华南。中国的经济网络已经破裂了，中国实际上已经分成了两个，然而，政治当权者和学术精英却一直没有理会这些巨大的变化。
凡此新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皇权高张，并且在文官体制下，社会的精英群长期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应当有相当的能力，矫正前面所说昧于国外情势的错误；他们也本来应当看出国内情势的改变。可是他们却坐视南北差距扩大，而无力加以纠正。于是，乾隆时代号称盛世，而对于英国访华使节团开放贸易的要求，乾隆朝廷的答复则是：中华万物具备，不在乎外方小邦的贸易。这一次历史上的自大，充分地显露了中国从皇帝到官吏，对于当时情势之愚昧无知，也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国力已经空虚。
这些变局和上层对于变局的麻木，正是由于明、清两代经由科举制度，将思想定于一尊。皇权希望稳定，却不知道稳定的另一面就是僵化。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对内对外都因为僵化而不能作出适当的调节，这样的政权终究会陷入困境，成为不能撑持的腐朽结构。
前面的八章，我们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进行对应比较，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明、清两代的中国和西方对比，西方解除了宗教束缚，迎来了开放自由思想的启蒙时代，他们不仅能创造新的形势，而且因势而起，终于飞扬而不可遏制。中国呢？墨守成规，自缚手足，本可以依靠已经取得的大量白银，投入正在形成世界网络的新经济形态，却昧于新形势，不仅不能因势利导，反而时时刻刻阻挡，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和西方的对比，现在可作一个结论：中国长期在一个帝国下，相对而言，中国人曾经享受过比欧洲发达的经济和文明；而在明、清时代，中国一落千丈，颟顸五百年，时时在灾难之中，几乎无法自拔。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海峡两岸的中国，都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回看向来处，不能无动于衷。后现代文明，正在逐渐呈现，在这贞下启元的阶段，东亚这批中国文化的子孙何以自存？何以作更好的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警告：视野不能狭窄和短促，结构和思想不能僵化，在面对未来时，不要自限脚步，自设藩篱。来日多难，也多机缘，如何自求多福，全在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在另一本书里，将要讨论现代主流文明的困难、中国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补足，以及将来如何融合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