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阿曾向华佗讨教可以服用而且对人体有好处的药方，华佗便拿“漆叶青黏散”教给他。药方用漆叶的碎屑一升，青黏碎屑十四两，按这个比例配制，说是长期服用此药能打掉三种寄生虫，对五脏有利，使身体轻便，使人的头发不会变白。樊阿遵照华佗的话去做，活到了一百多岁。
◎文苑拾萃
华 佗 论
（唐）刘禹锡
史称华佗以恃能厌事，为曹公所怒。荀文若请曰：“佗术实工，人命系焉，宜议能以宥。”曹公曰：“忧天下无此鼠辈邪！” 遂考竟佗。至仓舒病且死，见医不能生，始有悔之之叹。嗟乎！以操之明略见几，然犹轻杀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犹不能返其恚。执柄者之恚，真可畏诸，亦可慎诸。
原夫史氏之书于册也，是使后之人宽能者之刑，纳贤者之谕，而惩暴者之轻杀。故自恃能至有悔，悉书焉。后之惑者，复用是为口实。悲哉！夫贤能不能无过，苟置于理矣，或必有宽之之请。彼壬人皆曰：“忧天下无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叹。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将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谓大哀乎？
夫以佗之不宜杀，昭昭然不可言也。独病夫史书之义，是将推此而广耳。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又乌用书佗之事为？呜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而暴者复借口以快意。孙权则曰：“曹孟德杀孔文举矣，孤于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应泰山杀孝廉自譬。仲谋近霸者，文举有高名，犹以可惩为故事，矧他人哉？
伤寒专家张仲景
◎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孟子·告子上》
张仲景（约150—215年），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作出了巨大贡献，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世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界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据宋《太平御览·何颐别传》记载，张仲景幼时便聪颖好学，长大后拜同郡张伯祖为师学医，颇有造诣，时人称赞他的医术已超越老师。
汉献帝时，张仲景拜见宫廷官员王仲宣。当时王仲宣二十多岁，张仲景从他的气色形体观察，认为他有难治疾病，预言20年后，会发展到眉毛脱落，再半年就会死去。如果立即服用五石汤治疗，疾病还有可能好转。而王仲宣对此却不以为然，虽然接受了药物，却并没有服用。
三日后，张仲景又见到王仲宣，便问他是否服药？王仲宣说已经服了。张仲景经过诊断，指出他并未按医嘱服药，对王仲宣说：“君何轻命也！”表示惋惜。
20年后，王仲宣果然眉毛脱落，又过了187天便死去了，与张仲景的预言相符。后世称王仲宣所患的是麻风病，张仲景富于临床经验，故而预言准确。
张仲景生活在战争频繁、疾病流行的年代。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至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大疫流行了十次。当时诗人曹植曾写过一篇《说疫气》的文章，提到建安二十三年（218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魏文帝曹丕在给吴质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场、刘桢四人都是因染上传染病而死去的。而张仲景也自称家族二百多口，从建安初年（196年）起，不到十年时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病死去的占十分之七，可见当时疾疫流行的严重程度。
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还是错误的，一些患病之家迷信巫神，总是企图用祷告驱走病魔。医生得不到临床的实践机会，所以很少有人专心研究医术，而是终日以主要精力结识豪门，追求荣势。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张仲景深有感触，下决心解决危害人民的疾病问题。
为此，他从阅读《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前代古籍入手，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经过临床实践的验证，最终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
古代中医所谓的“伤寒”，与现代医学中所提到的“肠伤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中医的“伤寒”，是指从发热起始的急性病（包括某些急性传染病）的总病名，“伤寒”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人对疾病的认识问题，在病因、病机、疾病的突发转变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摸索出一套完整的规律，不仅对治疗当时发热性传染病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后世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伤寒杂病论》原书为十六卷，因战乱，书籍曾经散失，现存的张仲景著作是经西晋太医王叔和整理过的。晋代皇甫谧在所著的《甲乙经序》中曾称赞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伤寒论》中也称：“以余考之，王叔和似是仲景亲授弟子，故编定其师之书。”
由弟子整理老师的著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王叔和在整理《伤寒杂病论》时，却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方》两本书，前者论伤寒，后者论杂病。
由于汉晋时期，著述仍然以竹木简牍或帛书为主，不易保存。王叔和整理的张仲景著作一个时期中又有散乱，至北宋中期校正医书局委派孙奇、林亿等校正医书，张仲景著作再次被重新整理，一共整理出《伤寒论》十卷、《金匮玉函经》八卷、《金匮要略方》三卷。上述三部书，《金匮玉函经》在北宋以后流传并不广泛，研究者很少，而《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则流传日益广泛。尤其是《伤寒论》，在北宋时期研究者就开始增多，其主要学术内容最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伤寒论》发展了《内经》学说，确立以“六经”作为辨证施治的基础。六经辨证原是《素问·热论篇》根据古代阴阳学说在医学中运用而提出的辨证纲领。所谓“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三阴）六者而言。这是按照外感发热病起始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症状，并结合患者体质强弱的不同、脏腑经络的生理变化以及病势进退缓急，加以分析综合得出的对疾病的印象。总之，张仲景六经证治，乃是在当时疾病流行之时，通过医疗实践总结的一个热病治疗的总规律。
其二，《伤寒论》在辨证论治方面也有重要创造，这就是诊断疾病时，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纲，通称“八纲”。八纲中阴、阳为总纲；表、热、实属阳；里、寒，虚属阴。凡外感疾病，对身体壮实的人来说，多邪从阳化，形成表、热、实证；而对身体虚弱的人来说，病邪多从阴化，成为里、寒、虚证。
其三，《伤寒论》在用药方法上是多种多样的，可归纳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方法。也可说是按照病情用药时的八个立方原则，通称“八法”。针对不同病情，汗下，温清，攻补，消补，也可分别并用。凡寒征用热药或热征用寒药，为“正治法”。如疾病出现前面所说的“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现象，可采取凉药温服，热药冷服，或者凉药中少佐温药，温药中少佐凉药，这称为“反治法”。
总之，《伤寒论》一书所体现的治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是依据临床实际制定治疗方案的。有时先表后里，有时先里后表，或表里同治，极为灵活变通。后世总结该书共包括397法，113方。其中“扶正祛邪”、“活血化淤”、“育阴清热”、“温中散寒”等治疗方法，对后世学者有很大启发，得到广泛应用。宋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
◎故事感悟
张仲景孜孜不倦、苦心孤诣，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伤寒病，才有了“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的评价，才有了《伤寒杂病论》，也才让天下苍生从伤寒病的威胁中解脱出来。他所作的贡献不愧为万民所敬仰的一名“医圣”。
◎史海撷英
张仲景年少立志
张仲景出生在一个没落衰败的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曾在朝廷做官。由于特殊的家庭条件，张仲景从小便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而他自己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
从史书上，张仲景读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十分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社会，政治黑暗，朝廷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些现象让张仲景从小便厌恶官场的黑暗，轻视仕途，怜悯百姓，从而萌发了他日后学医救民的强烈愿望。
◎文苑拾萃
中医学
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按照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名词，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而中医，是“起源与形成于中国，具有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特点的医学”。同时中医也指“中医药学科的专业职业队伍”，即中医师。
广义的中医，指的是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医学和宗教医学，如汉医、藏医、蒙医、苗医等、佛医、道医等。
狭义的中医，指的则是汉医。1949年之前，汉医一词比较普遍。清末和民国时期，也用国医来称呼。汉医，一是来自日本之称，另一是来自清代的称呼。
法显跋山涉水求真知
◎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马援传》
法显（334—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本姓龚，曾有三个兄长，都不幸早逝了。父母怕他也像其兄长一样，不能成人，三岁时就将他剃度为沙弥。
剃度后，法显在家住了几年，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去。父母赶紧又送他入寺院中，从此不再回家。十岁时，父亲去世，叔父曾逼法显还俗，他不从。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法显回家办完丧事后，就又回到寺院。二十岁受大戒。他为人笃信佛教，性格倔强，有志有恒，聪明正直。
法显生活的时期，正是南北分裂、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期，人民大众受战乱之苦、受剥削压迫之苦很深，得不到解救，于是产生了从宗教中寻求安慰和拯救的幻想，统治阶级则妄想通过宗教而享受天国之乐。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
法显进入中年后，生活在长安。他看到，佛教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缺乏戒律，以致各自为政，结果使佛教界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法显对佛教界的混乱现状十分不满，便立志去西方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以此矫正时弊。
后秦弘始元年（399年），58岁的法显与慧景、慧嵬、道整、慧应等同行，从长安出发，去天竺寻求戒律。经乾归国（今甘肃兰州西）、耨檀国（今青海西宁），于400年到张掖。
经敦煌，穿越1500里的沙河（今敦煌西至鄯善之间的沙漠地带）至鄯善国（今新疆若羌东之米兰）、焉夷国（今新疆焉耆），又从焉夷西南行，沿塔里木河，于阗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于401年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经子合国（今新疆叶城奇盘庄），西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于麾国（今叶尔羌河中上游）、竭叉国（今塔什库尔干）和陀历国（今克什米尔之达丽尔），于402年到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
经宿呵多国（今斯瓦斯梯）、犍陀卫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东北）、竺刹尸罗国（今巴基斯坦沙恩台里东南）、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和那竭国（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过小雪山（塞费德科山），于403年到罗夷国（塞费德科山南罗哈尼人居住地）。
经跋那国（今巴基斯坦北部邦努）、毗荼国（今旁遮普）、摩头罗国（今印度马霍里），于404年到僧伽施国（今印度北方邦西部法鲁哈巴德区之桑吉沙村）。
经沙祗大国（今印度北方阿约底）、拘肤罗国（今印度北方巴耳兰普尔西北）、蓝莫国（今尼泊尔达马里）和毗舍离国（今印度比哈尔邦比沙尔），于405年到摩竭提国（今印度比哈尔邦之巴特那）。
经迦尸国（今印度北方邦贝拿靳斯）、拘陕弥国（今印度北方邦柯散）、达嚷国（今印度中部马哈纳迪河上游）以及瞻波大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巴格耳普尔），于408年到多摩梨帝国（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之坦姆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