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里，领导者必须把人脉的构建摆在首要的位置。他的蛋糕能做多大？他的风筝能放多高？他的马车能行驶多远？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就是看他的人脉有多厚、多长、多大。曾国藩一生最重视人脉的构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人脉构建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最有价值与作用的是他的真诚。真诚使他赢得了广泛的人脉，真诚使他成就了登峰造极的事业。
曾国藩曾经说过，即使别人对他虚情假意，也要以真诚相待。他相信久而久之，虚伪的人也会变得真诚。真诚是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也是他领导术的核心元素。曾国藩之所以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讲究真诚。曾国藩的真诚，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做人要诚，做事要诚；慎独要诚，待人要诚；说话要诚，接物要诚；读书要诚，作文要诚。诚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品行；既是一种行为的准则，也是行事的方法。对自己喜欢的人、亲近的人要讲究诚，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不亲近的人也要讲究诚；日常行为需要诚，处理国家大事也需要诚。他用诚来要求自己，也用诚来获得追随者。真诚，在他那里已经由单纯领导品格提升为一种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领导术。
修辞立其诚
很多取得事业成功的卓越领导者极其重视诚的作用。商鞅变法之初，徙木立信。用100两金子作为代价，获取国人对改革的信任，是非常划算的。李世民曾经一度想知道臣工对他的态度，有人建议采取说假话的方式检测。他批评道：这是一种不真诚的方法，不能做。唐太宗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诚。因为真诚，像魏征这样的前太子的人也能够一心一意为他所用。有研究者认为，曾国藩是湘军“道义”上的领导者。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既然是道义上的统帅，那么他不可能拿权力来统帅三军，只能用道义来约束，以心换心、以情得情、以义得义，最重要的是以诚聚人，以诚和人。天下好汉能够齐聚梁山，而心无芥蒂，根本的原因也是真诚无猜。对于真诚的重要作用，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认为：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世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英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兴旺发达的家庭，都要依靠“诚”来支持。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与“诚”相提并论的“宏大”的重要性。宏大是指做事的规模、气魄、理想、志向、心胸等。宏大与诚的关系上，诚是第一位的，是实现宏大目标的基础。气量狭窄的领导者是很难干成大事业的，即使他们处于可以干成宏大事业的位置，拥有巨大的、恢宏的基业，最后也会因为自己的狭隘、短浅而失去可依之势。究其原因，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的狭窄心胸的深层缺乏“诚”的基础。太平天国立业之初，气势恢宏，规模宏大；一入南京，制度性的欺骗，导致天王与诸王之间不睦，王与王之间争宠斗权，财富、享乐集中于上层，过去追随、支持他们的百姓转而支持官军，最后失势失利走向败亡。而曾国藩则正好相反，他以一个诚字凝聚军心、士心、民心，逐渐得势得利，扭转时局，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所谓诚，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欺”。“是故诚者，不欺者也。”诚包括“意诚”与“思诚”两个方面。他认为：
所谓意诚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意诚”就是知道什么做什么，知道一点做一点，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懂装懂，不会装会，就是欺骗。外行管理内行，一个最恶劣的做法就是自以为是，装着比内行还懂。彝陵之战，刘备将军队驻扎在森林密集的地方，联营七百里。他这么做之前，有人建议，是不是先画个图纸给军师诸葛亮看看再定，刘备生气说，我也曾经带兵打仗，不需要请示。说得理直气壮，其实是不懂装懂，自己欺骗自己。结果被东吴的陆狲一把火烧个精光，落了个笑话。曾国藩用兵打仗、行政治国，从来都是不懂就不懂，不去装懂。他经常说自己不会打仗，特别是到前线去指挥，更不是他的长处。有些领导者明明自己不懂业务、水平有限，但是在管理业务能力比他强的下级面前，不是放手让他们去做，而是想方设法贬抑下级，将下级拉到与他自己一样的水准。这种贬损、故意降低下级水平的做法，其实也是意不诚的表现。这样的领导者不可能将组织发扬光大。
所谓“思诚”，就是思想心忠贞不贰，言语笃实不欺，待人至诚感人。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养性，重点在慎独、主敬、求仁、思诚四个方面。他说：“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领导者独处时慎重，心身就会舒坦泰然；内心专静纯一，外表整齐严肃，身体就会健康，体魄就会强壮；若领导者以修身养性为本，以民胞物与为用，大公无我，别人就会高兴。曾国藩认为，领导者做到“思诚”，那么鬼神也会对他钦佩。然而，很多领导者并不能做到“思诚”，又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认为，这是由于领导者存在私心杂念：
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所以，要做到诚，首先就要做到心无私念，要让自己的心地宽广空虚无物。所谓空虚，是一种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对于物的境界，物来了就接受，没有来不去追求，获得的时候不掺杂别的念头，过去了也不留恋。这里的物，包括金钱、财富、各种东西、名誉、地位、职务等等。领导者除掉了对物的私心杂念，才可以做到“大公无我”。现在的领导艺术研究者喜欢的一个话题是副职如何与正职相处。这个话题从副职的角度立论，将正副职的相处好坏归结到副职上，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正副职能否和谐相处，至关重要的因素的正职能不能正确对待副职，是否心底坦荡无私。据我观察，正副职难以相处的一个原因就是正职存在私心。心底有私天地窄，不能容忍副职的才华与能力，担心副职不好管，担心副职超越自己。正职如果能够去掉一个私字，什么人都好管。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傲气的领导者，但是对于曾国藩却很佩服，他由衷地说：“谋国之忠，吾不及元辅。”元辅，就是指曾国藩。忠就是对国家的忠诚。曾国藩的忠是对国家的忠，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对于清廷的忠。
不管是意诚，还是思诚，表现在个人的修养上，就是重视个人诚的锤炼。19世纪40年代初，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诚”，往往一点小事也能够激发他对诚的思考与磨练。比如有一次，“旋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可恨，可羞！”与别人谈论某些问题，自己没有正确领会别人说话的含义，就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自己对某些问题虽有所领会、体验；但是思考不深刻，体会不周到，而高谈阔论，虚词矫气，企图以严词压倒对方，也是不诚的。这些现象，在一般的领导者身上是经常出现的。
领导者在与下级谈话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情况是：不让下级把话说完，就急于表述自己的观点；或者虽然听完下级的讲话，但心不在焉，似懂非懂。对同级，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只想要别人听自己的，不注意倾听与领会别人的话语含义，就急急忙忙表述自己的看法、意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或者言不由衷，或者言不达题，或者虚张声势，总之是不诚的。早期的这种反省，在曾国藩当上大的领导者后，得到了充分的有效的使用，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与对下级意见的尊敬。他不仅能够虚心倾听下级的不同意见，而且对不同的意见采取不同的态度，切实可行的坚决落实，确实不可行的也不反感，所以他的下级都愿意为他出主意、想办法。
猜疑是领导者的一大忌讳，是领导者一种不好的品格。高明的领导者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有利于事业的成功的；不高明的领导者则又想用某些人，又对他们持有怀疑的态度，放手让他们去做某事总是不放心。养成不猜疑的良好领导品格，领导者必须有平时不断的修炼。这方面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进行了阐述，他说：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坏国，丧家，亡人，皆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仆近年来自省生平衍咎；不出“忮”“求”二字。今犹衰耇，旦夕入地，犹自恨拔除不尽，因环观当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长，果能铲尽“忮”“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忮”“求”二端，盖妾妇、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怃然愧惧，不敢复道人之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