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金陵早破一日，天下之人心早安一日，俾发、捻东窜不至掣动大局，饷项奇绌不至更生他变，实为至幸。
曾国藩将话挑明了，说了清廷没有说出来的话。以此消除清廷的疑惑。这实际也是曾国藩的一种博弈手法。
第二，做好弟弟的思想工作。对于朝廷派李鸿章来会剿的事情，曾国藩早在朝廷下旨之前已经有所推测。4月16日、20日他写给沅弟的信中谈到这一问题，他劝说道：“如奉旨饬少荃中丞前来会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但求了毕兹役。”“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
皇帝的谕旨是5月8日下的，5月14日曾国藩接到谕旨，到22日才回奏。这期间曾国藩在做什么呢？从14日到18日，曾国藩每天一封信给曾国荃，做他的思想工作。5月14日的信中说道：
本日接奉寄谕，亦令少荃亲剿金陵，而弟信又言广贼尚发米一斤四两，可知时候未至云云。余遂决计请少荃来金陵，同心办贼。今日先咨弟处，明日即咨少荃，并专案复奏也。今日陈虎臣自苏归来，具述少荃于吾兄弟休戚相关患难相顾，与昌岐之言相同，且炸炮轰倒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少荃亦有信来，愿派季泉带炸炮来助。吾意季泉来，不如少荃亲来，盖深知老弟之心，不畏少荃占弟之名，而颇畏季泉之勇不受约束也。弟接奉寄谕及兄此信，亦望作一信邀少荃前来会办。此事余踌躇已久，细思吾考妣今若尚在，吾以此疑敬询吾亲，必日：“速请李中丞来会剿，无令尔沅弟久郁郁也。
信中不惜请出地下的父母来劝导弟弟，可谓用心良苦。此后几天的信，大抵都是劝他不要独享大名以保身体的话。直到17日接到曾国荃已经写信去请李鸿章来会剿的信，曾国藩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又写信去表扬他“豁达恢宏、识量过人”。
曾国藩真的希望别人来帮忙吗？不希望。4月份福明阿派遣六千人来，被曾国藩打发去守江北，就是证明。
但是曾国藩向朝廷表达希望李鸿章亲自来。李鸿章是他的学生，是深刻知道老师的心思的，又怎么会作出对不起自己恩师的事情来呢！曾国藩多次说道：曾家和李家就是一家。李瀚章、李鹤章、李鸿章都是曾国藩一手栽培出来的。李瀚章最初只是湖南的一个知县，李鸿章只是一个编修，他们能够做到“正部级”以上的高官，都是曾国藩的功劳。为什么曾国藩非要李鸿章来，而不愿意他的部下来？这是因为，李鸿章的部下“不受约束”，曾国藩有恩于李鸿章，却无恩于他的手下，即使有也不够深、不够厚，他们来，看到那么大一块肥肉，而不动心？而不争夺？李家军带的是新式武器，一顿猛攻，金陵城不破才怪。当朝廷谕旨下达到李鸿章时，淮军的一些将领看到立大功的机会来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他对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又说长兴没有攻下，不能进攻金陵。听说要攻打长兴，清廷只好说那你打下长兴再进攻金陵。不久长兴克复，朝廷又催。这个时候李鸿章拿出了一个好笑的理由，他说：“天气炎热，洋枪连放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即不能着手等语。”对李鸿章迟迟不来金陵，曾国藩上奏朝廷帮他解释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师生一唱一和，将一曲双簧戏表演的淋漓尽致。最后，李鸿章还是没有去金陵，从而，避免了曾李可能产生的矛盾。
第三，迅速攻克金陵。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是不急的，但是曾国荃坐不住了，从5月开始，连续不断地进攻金陵。他知道唯有自己攻下金陵，才可以独享功劳。6月14日，洪秀全吞金自杀，6月16日午时攻克金陵，19日萧孚泗抓捕李秀成，朱洪章抓获洪仁达。这样才总算避免了曾李分裂的危机。
化危为机术
曾国藩深知，官越大、权越大、功劳越大，引来的猜忌、怀疑也就越大，可能引起的危险也越大。如何化解这些危险，是一门很深的领导艺术。中国古代有很多这方面的典范。有的不断将自己的亲戚儿子送往前线，有的将军出门大战，家里广置财产；有的干脆把兵权交出来，自己做富翁，过舒服日子。像韩信、彭越这样不懂官场的人，才糊里糊涂成为当权者的刀下鬼。曾国藩深通此中奥妙，所以才有积极的应对措施，确保了湘军的安危。
曾国荃攻克南京，对于清廷来说，是一件关系执政地位的天大的好事，但也是一件令统治者极其担忧的“坏事”、“愁事”。洪秀全的天国被灭了，但是曾国藩的湘军却异常强大了。居功自傲、拥兵自重，或者竟反戈一击，调转对付敌人的枪口来对付自己，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这个时候的清朝政府是“孤儿主政，寡妇当家”，国库空虚，兵力单薄，就像案板上的肉，再也没有能力来对付像湘军一样的军队了。所以，他必须在思想上有所警觉，言语上有所警示，必须作出一些事情来暗示曾国藩，要他好好约束自己。清廷主要抛出了四件事，来试探曾国藩的反应。
第一件，拉脸色。金陵没有攻破之后，朝廷下旨叮嘱曾国荃，要他在攻克金陵后立即上奏朝廷。金陵城攻克后，曾国荃会同杨岳斌、彭玉麟三人一同发了一个八百里加急的折子。这是个报喜的折子，本来应该给予奖励，可是朝廷接喜报后下的两道谕旨，却令人胆寒心惊。前道谕旨指责曾国藩不应该提早离开金陵城中战场，回到雨花台大本营，如果因为他的离开产生变故将严厉处罚。后道谕旨继承了前道谕旨中的一些内容，告诫曾氏兄弟不要骄傲。清廷这样做，无非是给点脸色，敲山震虎，要曾氏兄弟小心。这是压的艺术。
第二件事，追财富。南京未克之前，盛传太平天国积累了巨额的金银财富，打破金陵后，并没有发现巨大财富。真的有还是没有巨大财富，现在还是一个秘密，既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考古发现，所以现在还无法揭秘。就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有这笔钱，当时曾国荃部裁撤的时候欠饷几百万两，何必打白条呢？当时朝廷有一批人相信有这笔财富的，其中贾铎就是。他上书朝廷，要求追查这笔财富。破城之时，清廷有令：“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齐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按照清朝的制度，俘获敌人财富必须如实上报国库，如有瞒报，一经查清，严格处理。所以，这道谕旨对曾国藩来说，也是要命的一招。
第三件事，查幼主。金陵攻克后，曾国荃部搜杀三日，没有发现幼主洪福瑱。所以曾国藩7月7日上奏，报告洪福瑱的下落，说：“洪福瑱以十六岁童騃，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然而7月25日接到15日的上谕，上谕提到左宗棠上奏报告洪福瑱的下落，说洪福瑱于6月21日由东坝逃往广德，26日被黄文金迎入湖州，当时湖州还在太平军手中。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洪福瑱的出逃可能成为一面旗帜，有理由号召义军、组织义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少见的，秦末项籍、项羽起事打的是楚怀王后代的旗帜，陈胜、吴广起义打的是扶苏和项燕的名义，明朝的朱元璋打的是小明王的旗号。清廷借题发挥，严厉指出：洪福瑱“必将号召群逆，为久踞之计。”要求对“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第四件事，要报账。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就下谕要求各地分年分起、报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收支总数。军务报销是国家制度，于理说得过去，于情难以做到。打仗十年，收入复杂，开支也复杂，是一笔说不清楚的糊涂账。报不清账，有一批人会受到处分。这些人当然是湘军集团的人。
这四件事可以说是“冠冕堂皇”，完全上得台面，但是潜台词却是很硬扎的，属于绵里藏针的那种。曾国藩自然看得很清楚。处理不好，湘军集团就很危险。一批人会掉脑袋，一批人会坐牢，一批人会开除公职。面对这样凶险的局面，曾国藩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将风险化解于无形。
首先是化解湘军高级将领的激愤情绪。
四道谕旨下来后，湘军将领可没有那么冷静，他们是经历了长期战争洗礼的，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曾国藩最怕的就是这一点。
据说，有一天晚上，三十多名高级将领忽然会集大厅，请求曾国藩接见。他们来的目的就是集体表忠。当时曾国藩正好审讯李秀成，中间休息。他问，九帅有没有来（曾国荃在家排行第九，故称九帅）中军回答，没有看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荃到后，曾国藩进入大厅，一脸肃敬，众将肃立，整个大厅庄穆寂静。大家落座后，曾国藩什么也没有说，在一张大红纸笺上挥笔写了一副对联，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退入后室。这副对联是：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