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个关系紧密的人，曾国藩并没有偏私偏爱，而是很客观、很实际地分析了他的长短，认为他是“命世之才”、过人之处极多，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患在无知人之明”，能分辨上级领导“贞邪”，不能分辨下级“奸邪情伪”，下级“请托，无不曲从。即有诡状发露，亦必多方徇容”；认为他是治民之才，不是军旅之才，不能带兵。李次青看不到自己的短处，要求带勇作战，他所带的平江勇纪律松弛，作战力弱，1859年徽州一战大败，多年积累的功劳、名望扫地于一旦。这次教训后，他还是不知道改弦更张，继续招募“安越军”，却又迟迟不到，遭到曾国藩的严厉参奏，官职被免。
曾国藩认为：“人固不易知，知人固不易也。”要真正深刻认识一个人，一个能够干大事、成大业的人，更不容易，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了解、识别。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但是在对这个学生的认识上，也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是：“有用之才”、“可用之才”。这是一般的评介。开始李鸿章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在安徽吕贤基所办的民团做事，吕失败后，李来到江西的曾国藩营中，后来又离开，因此在1859年之前对李鸿章的具体才能缺乏深刻认识。李正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两人天天在一起商议大事，曾国藩对他的才能才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曾国藩对李的认识也是“似可以带一军”存有疑问。后来，曾国藩对李的认识更加深刻后，他的评介是“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堪膺封疆之寄”。这几个字，没有深刻的认识、考察是不能得出的。1862年李鸿章达到上海后，指挥调度适宜，与洋人相处得当，不断由上海向周边扩展，取得了苏州、常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感叹：“壮哉！儒生之事业。”足见其识人之准。
第三，用人标准随着形势变化。对于曾国藩用人重德的风格，左宗棠批评他“尚用庸才”。曾国藩反驳说：自己手下确实有庸才，但是“尚”却没有。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常常以求才为急”，但是“其闽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很多亲戚朋友缺乏才能的来找他，他打发他们回家的路费，讲明不用他们的道理，送他们回家，而不是“一人升天仙及鸡犬”。到了后期，他的军队中，也用了一些才胜德的人才，悄悄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识到：“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有才无德者，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尽管如此，他却不忘德的教育，期图以德感化人、培育人。
搜集人才
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的搜集。他认为：“不广开登进之途，则将来难收得人之效。”他的基本原是“广收、慎用”，是“取之欲广，用之欲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人原则。取之欲广，强调的是人才储备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干大事业的领导者，一个地方的督抚，储备的人才越多，使用人才的空间与选择的对象也就越多；用之欲慎，强调的是人才使用的慎重态度，用人关系事业的成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统驭苟非其人，精卒亦归无用”，“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人才的使用是国家的大事，不能不慎。
初办团练之初，他就非常重视人才搜集。这一时期，曾国藩搜集人才的重点是军事指挥以及为军事服务的后勤人员，特点是自己去找，而且很困难。造成搜集人才困难的原因有四个：一个形势不明，当时太平军势如破竹，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清军望风披靡，形势一边倒，很多人虽然想出来做事，但是担心走错路，靠错了边，因此心存观望，举棋不定，一旦等到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人才就会大摇大摆出来做事。二是当时需要人才的地方很多，人才可选择的范围多。曾国藩想选择人才，人才也要选择他，存在互相选择的问题，有点像战国时代和当今时代，主客互选，有些人对曾国藩缺乏信心，搞不清楚跟着他有没有出息，当然不会贸然为其所用。三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就像左宗棠这样的大才，开始也不想带兵，不想轻易一试。郭嵩焘是他的好朋友，1852年，曾国藩在家办理丧事、服孝的时候，就是他跑到曾的老家湘乡苦口婆心劝他结束丁忧，去长沙帮办团练。可是当曾国藩真正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这位先生自己却躲起来不愿意同他一起干了。为此曾国藩专门给他写了几封信，要求他出山。这里选择一封，全文抄录如下：
久未奉书，得常问兴居。去冬筠老来此小住数日，而家书敦促，险语逼人，遂不能复为我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以今日之大局，而必欲骧首前进，攘臂求名？虽大愚之人，尚不至此。则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亦市井寻常之人所乐而优为者，初非一二有道君子独得之秘也。
若论古今之大义，则我国家深仁厚泽。吾辈之高、曾、祖、父，久食升平之福，而席诗书之荣。而君家长公身为词臣，乃历世所称极宠之秩，又以江西戎事，特恩授职编修。而足下与令弟又皆以科名慰其亲心，而誉于乡国。此岂得秦越视之，而谓国事于己无与、置之不闻不问之列？此揆之君臣之义，君家有所不得而逃也。逆匪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也；但知有天，无所谓父也；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师贾氏官田之法，以谓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运以取息，而借王氏贷民之说，以谓皆天王之货。假令鄂垣不守，则湖南即其囊中之物；湖南有事，则君家所谓梓木洞者，独得宴然已乎？彼且履君之室，而田君之田，辱君以魑结，而强君以壎聘；彼又将禁弃人家之诗书，而变易人家之伦常。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尧舜以来之奇变，我仲尼之痛哭于九原（泉）者也。足下讽孔氏之经，亦有岁年，今独无所激于中乎？秦燔经籍而儒生积愤怨以覆其国；今以天主教横行中原，而儒者或漠然不以关虑，斯亦廉耻道丧，公等有所不得而辞者也。
国藩现筹备战舰，水陆并进，虽薄劣之才，艰难之时，明知无补万一，而正大之名，忠直之气，固可以上对日月，下对鬼神。惟时势愈艰，识者多引避伏处。孤忱耿耿，谋而无与同，失而无与匡，是以奉书拜告足下，不以为下走之私聘，而以为国家之公义，不以为兵家讨伐之常，而以为孔门千古之变。幕府有奏章之职，有书记之席，刻已请邓君小耘充书记，欲以奏章一事烦左右。
足下雄才伟辩不如季高，文义雅健不如长公，而叙述明畅，老妪能解，则鄙人之所私好也。此间公定薪水章程；此二席者皆每月五十金，巨细条款悉以入奏，刊发粮台。明些乃天家之公糈，非主戎者所得私也。君家清德介声，诸季同守谋生之道，或尚求校文之馆，趋有司之门，不免啄粟裕田野，饮马于清渭，尚未能迥绝人世，何必出自人者皆义，而超自我者皆不义乎？若必以幽栖自喜，而已他辞却谢，则于二十年石交，毋乃少恝？恳切奉干，伏惟心鉴。
这封信说理说情，论国论家，讲公讲私，谋事谋业，气势恢弘，出乎至诚，读后而不愿意出山者，非良臣非好友；然而郭嵩焘硬还是没有去。接着，曾国藩又写了一封言辞慷慨的信，要求郭氏兄弟一定来一人。郭嵩焘、郭意诚毕竟是曾的好友至交，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两兄弟分别到他的幕府干了一段时间。
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搜集人才风格为之一变。不仅重视军事人才的搜集，也重视行政人才的搜集。这种变化的出现，是随着曾国藩职务的改变而改变的，作为地方大员，不仅要讲求治军，更要讲求地方政务；不仅需要尽快改变军事上的被动状态，更需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地方州县缺乏领导者的现象非常严重。据他记载：
安徽用兵十载，蹂躏不堪，人人视为畏途。通省实缺人员，仅有知府二人、州县二人。即候补者，亦属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员。
“吏才难得”，“吏材乏满意之选”依然困扰着他。作为江苏、江西、安徽地方的最高领导者，手头缺乏足够的人才，州县官员不能安排到位，地方治理就无法搞好，领导者的政治理想、爱民思想、治国方略也就无法现实。对此，曾国藩非常着急。他写信给胡林翼说：
得统领之才千难万难。此间日与酬对者，仅有护卫之三千人，及本府之官绅数人。见闻太陋，殊闷人也。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领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为此，他采取三种措施，来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以期达到“搜求人才博收杂进”的目。一是写信求荐，要求别人推荐人才。“文可为牧令、武可为将领者，望无惜时时汲引，冀收拔茅连茹之效”。用人才招致人才，的确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二是向邻省借人才。他多次写信向胡林翼借人才，“敝处（吏才）竟无一人，必求于鄂吏中”。怕胡林翼不答允，还许诺说一定加倍奉还。三是非常珍惜前来投靠他的人才，每次有人才来找他，他都要亲自接见。这样一来，他幕府与军营中的人才愈加多了。像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这样的大才也乐于为他所用。
曾国藩搜集人才的第二次改变，是兴办洋务与促进国家自强。随着战争的深入，以及与西方国家、西方文化的不断接触，曾国藩认识到西洋国家的长处在于枪炮、轮船，而这正是中国的短处，因此决心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中国自己的轮船。但是这方面的人才更是缺乏。他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以改变这方面人才缺乏的局面：一是广泛搜求。“刻下讲求实际，自须熟习风涛沙练，访求中国人才精于天文、算学，明于沿海地图者为上选，坚忍耐劳、娴于战守者次之，广为储才，以备缓急之用。”二是自己培养，“古今鲜现成之伟人，大洋亦鲜现成之船主。择其资质相近者，教以良师，需以岁月，或有成焉。”船长，就是舰长。当时中国只有驾驭木船的领导者，没有驾驭轮船的领导者。这方面的人才需要自己培养。三是派遣留学生去美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