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还反复强调他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与伊斯兰教正教教义相联系的，“是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对我国人民并不是外来的东西，真正的伊斯兰教是社会主义教”。“世界上一切人民包括苏联共产主义者在内，只要他们用功而虚心地坚持读《古兰经》，他们一定会改信伊斯兰教。”卡扎菲还充分肯定伊斯兰教中常提的施舍，认为施舍是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它们都是想要消除阶级矛盾的。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说伊斯兰教的精神和基本原则跟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矛盾，施舍基本上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起步。”卡扎菲还把每个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天课（伊斯兰国家向穆斯林征收的赋税）制度称为现代的“社会保险”，对其倍加赞扬。他说：“（天课制度）是伊斯兰教早在14个世纪前就已制定的法律，而现代社会只是发明了一种类似的形式，他们称之为社会保险。实际上，天课制度就是最理想的社会保险。”
卡扎菲认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应当是“社会公正。”在1970年3月举行的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卡扎菲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正义”（在阿拉伯语中，“正义”和“公正”是同一个词）。他认为，在这个正义的社会里不存在“暴虐、剥削和奴役”，“谁也不应当拥有大量资本，做大富翁，能剥削人民”，只存在拥有完全自由的公民，即“工人、不剥削的民族资本主义、兵士和知识分子”。在这里，“全体人员都参加生产”，“人民可以保证生产充足和分配平均。”总之，“社会主义就是不知疲劳的集体劳动……它将引导我们走向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因此，“我国人民十二万分需要社会主义，十二万分需要社会正义，十二万分需要一个平等和正义的社会。”
怎样实现这样的正义社会？卡扎菲认为必须首先“使公民摆脱剥削者的统治，摆脱公司和世界垄断集团的统治，摆脱专门进行剥削的外国资本的统治”，在经济上实行自足。其次在形式和方法上要采取多种手段，实行国有化要以不损害私有制为前提。他说，“国有化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
（二）实现“世界第三理论”的三种具体方案
1976年1月到1979年3月，卡扎菲先后出版了三册《绿皮书》。《绿皮书》综合了前一阶段他的言论，系统地阐述了世界第三理论的主要方面，并在这个体系中展示了他管理政府组织安排人类事务的准则方案。三册《绿皮书》的篇名分别为：“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人民政权”、“经济向题的解决办法——社会主义”和“世界第三理论的社会基础”。
卡扎菲曾对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契说：“由于有了《绿皮书》，革命的时代必将到来。群众将在全世界掌握权力，《绿皮书》将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绿皮书》是人类斗争的产物，它是新的福音书，它是新时代也就是群众时代的福音书……。”
1.《绿皮书》的第一册“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人民政权”被卡扎菲称为“向人们提供统治工具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他声称，该书“为人民指出了一条从专制时代过渡到真正民主时代的道路”。他在书中批判了现存的一切其它政权和代议制政治形式，认为它们都是“统治工具之间争夺权力的产物”，“其结果总是一种统治工具——个人或集团或政党或阶级获胜；而人民则遭到了失败，即真正的民主遭到了失败”，“而这就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权的实质”。他举例说，在议会制度下，即使某位候选人赢得了51%的选票，也并不意味着合法和民主，因为“49%的选民要接受他们没有投票赞成的一个统治工具的治。”因此，他断言，选举议会制度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制度，“议会是一种虚假的民主，是背着人民的统治”，“世界上所有的最暴虐的专政就存在于议会的荫庇之下。”
至于政党，卡扎菲认为它是“部分人统治所有的人，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专制工具。”他说，“政党是现代的部落，是教派。一个政党统治下的社会，完全像一个部落或一个教派统治下的社会一样。”而众多政党的存在，不仅会加剧权力斗争，而且会使“社会利益和规划成为党派夺权斗争的牺牲品”。谈到阶级，卡扎菲认为，它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也象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只代表一部分人民。“社会被一个阶级统治同被一个政党或一个部落或一个教派统治是一样的。”卡扎菲还认劳：即使是有意于征求广大人民意见的“公民投票”，也是一种“对民主的欺骗”。因为“那些授赞成票的人和投反对票的人实际上都没有完全表达他们的意愿，而是被现代民主的概念封住了嘴巴”。他们只被允许说一个“是”或“否”字！“这是一种最残酷、最粗暴的专制制度。”
卡扎菲认为，“最终解决统治工具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只有这两种形式可使人民得到“直接的民主”。“目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切政体，只要没有达到人民民主运动的最后阶段—人民大会这种形式，那它们就不是民主的政体”。他进一步解释说，人民应首先分属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每个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出各自的秘书处，各秘书处又选出其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共同“选出实施行政管理的人民委员会以代替政府机构”。于是，“社会上所有的公共福利机构都通过人民委员会来运转，而具有这一职能的人民委员会则向为其制定政策并监督其执行的基层人民大会负责。”这样，“管理成为人民的管理，监督成为人民的监督”。
根据以上思想，卡扎菲于1973年4月发动了一场旨在消灭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人民革命”（又称“文化革命”），并制定了指导这一革命的五点方针：（1）取消现行的一切法律，依照《古兰经》的精神另行制订法律取而代之；（2）必须在政治上消除一切病毒，肃清一切异端分子；（3）武装人民群众，切实保卫革命成果；（4）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行政革命，废除文犊主义，把宫僚改造成人民的公仆；（5）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消除一切外来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为了实现“五点方针”，卡扎菲要求“每个村庄、城市、学院、研究院、中学、码头、机场及民众组织都成立人民委员会”，“让群众在里面掌捉实权，开始真正的改革。”
2.卡扎菲在《绿皮书》的第二册“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社会主义”中提出了他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该册首先探讨了经济领域里劳动者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列举了一些雇工剥削现象，表明他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立场。卡扎菲认为，尽管西方自产业革命以来工人的命运已有所改善，但他们仍然是雇佣劳动者，对于雇主来说，“都还是一种奴隶”，即使在企业归国家所有和企业收入归社会所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所有制的易手并未解决工人对其直接生产的产品的拥有权问题。”因此，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谁生产谁消费”，即只有生产财富的人才有权利享有财富。
最后，卡扎菲提出了本册最核心的思想，即工人“要当伙伴，不当雇佣者”。他确信，实现这个目标是最终“废除工资制，把人从工资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根本和适当的途径。在他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雇工，只有伙伴”。因为“社会主义新社会是建立在合作生产，而不是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一所住宅、一辆汽车和一笔收入。但是，任何人都无权为获取超过自身需求的财富而进行经济活动，否则就是对他人的基本需要实行控制。因为超出需求的积累，正是他人所需要的那部分社会财富。最后，卡扎菲预言，当社会转变为完全的生产型社会，生产达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需要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进入了利润和货币消失的阶段。在这个最后的阶段里，利润将自行消失，货币将不再需要。
1977年初该册出版后，人民革命迅速扩展到经济领域，同年5月，卡扎菲《绿皮书》中关于财产和私有制的各种理论就变成了法律。如：利比亚人有权拥有一所住宅或一块建房基地，废除家庭佣人制度等。1978年9月1日，卡扎菲在“九·一革命”9周年纪念大会上号召利比亚工人“摆脱雇佣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掌握公有和私有的生产手段”，成为生产中的正式伙伴，并宣布以后没有领工资者，只有合伙者。这样，利比亚几乎所有的公营和私营企业（除石油部门外），都处于由企业工人所组成的“人民委员会”的掌握之中。
3.《绿皮书》的第三册为“世界第三理论的社会内容”，阐述了卡扎菲关于历史、社会、妇女、宗教和家庭的思想。对于社会发展规律，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动力是社会因素，即民族因素。构成民族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民族斗争——社会斗争是历史运动的基础，它比任何其他因素都要强大，因为它是根源，是基础，也是人类集体的本性、民族的本性和生活本身的特点。在卡扎菲看来，唯一有力量与社会因素抗衡的是宗教因素。宗教因素可能使一个民族的集体分裂，也可以使若干具有不同民族主义的集体统一起来。但是，他也承认，最终占压倒优势的仍然是社会因素：当社会因素同宗教因素协调一致的时候，就会实现团结和睦，各集团的生活就会稳定、兴旺，获得健康的发展。
至于家庭，卡扎菲认为它比国家更为重要。国家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人类同国家之间毫不相关，又毫无交往。而社会中的家庭的存在和团结一旦受到威胁，就好像田野上的植物濒临灭绝一样。接着，卡扎菲阐述了部落和民族的概念，并肯定了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说，部落是繁衍和扩大后的家庭，民族是繁衍和扩大后的部落。人类社会要保持家庭、部落、民族和世界的内在凝聚力，这一点至为重要。
对于妇女问题，卡扎菲提出男女应当平等。但由于男女天赋的不同，又要保障女子不被迫做男子的工作。所以，必须进行一次世界性的革命，以便把那些使妇女不能尽其人生天职、使她们为了争取男女权利平等而去承担男人义务的所有物质条件统统铲除。因此，卡扎菲呼吁穆斯林世界的妇女摆脱枷锁，争取自身的解放，为此，卡扎菲还创办了世界上唯一的女子军事学院。除了以上问题外，卡扎菲在该册还对少数民族、黑人以及教育、文化、体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九一革命”后，卡扎菲以“世界第三理论”为依据，在利比亚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变革，取得了很大成效。革命前，利比亚是一个封建王国，以国王伊德里斯为首的传统的部族、家族和宗教界上层人物垄断了一些政治、经济权力，他们对内剥削人民，对外则靠出卖民族资源和主权换取美英等国的扶持，实际上利比亚已经成了美英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
面对这种状况，卡扎菲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恢复民族尊严的措施，如逮捕和审讯旧政权大批高级官员，驱逐意大利殖民者的所有后裔，赶走惠斯勒空军基地的美国人等，另外，他还把所有外国银行、保险公司等收归国有，使利比亚政府掌握了本国的经济命脉。1973年，利比亚收回了对所有石油公司的控股权，成立了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此后大力发展石油生产，使利比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政府还兴建了大量住房、学校和医院，全民享受免费医疗、教育和住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9%，人均收入最高曾高达1.2万美元，居非洲之首。人均拥有的汽车、电视、收录机也名列非洲前茅。
由此可见，卡扎菲执政以来所采取的治国方针，在维护利比亚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对此，卡扎菲不无自豪地说：“在利比亚国土上的这一历史成就不是一种宣传，而是它给予群众武装、财富和权力，使人民感到：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是自己的主人。”
但另一方面，卡扎菲的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民革命”的打击面过宽，政策过“左”，严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直接触犯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原有的资产阶级都纷纷逃往国外，卡扎菲还号召要“在肉体上消灭国外反动派和国内阻挠革命的因素”，并告诫人们“旧资产阶级分子被消灭了，但要警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为此，他下令把国家中所有政治上“患病的人”，包括谈论马克思主义思想或鼓吹西方思想的人以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等统统消除掉，违反伊斯兰教义的书籍也必须焚毁。这种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激化了反对派同现政权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并直接影响到政局的安定。
另外，卡扎菲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做法也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和恐惧，国际社会对他的种种言论和做法也颇多微词，评论不一。美国等一些国家领导人公开谴责卡扎菲，美国时任总统里根称之为“疯狗”、“国际社会的贱民”，埃及时任总统萨达特说他是“最危险的人物”，还有人说他是“莫斯科在非洲的头面人物”，“沙漠里的卡斯特罗”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