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英德曰法等国文字，为郁达夫办报写社评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国际视野，对各国报章电讯的及时广泛阅读，显然是郁达夫这样一位文学家论政能够快速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他早年留学日本、与日本各界特别是文学界人士交际众多、深谙倭情的经历，也是抗战期间办报论政主笔人选的最理想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之所以有一言兴邦的声望，也正是由于具备留学或专研日本问题的优势。办报不仅仅是一个耍笔杆子的行当，更是一个需要理性、智慧、思想与经验的行当。
对于南洋的文化与教育事业，在郁达夫的文章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他说“没有教育，就没有文化”（第292页）、“新闻事业却是文化事业中的开路队”（第287页），他还积极呼吁建设公共图书馆（第323页与第433页），为徐悲鸿等书画家办展摇旗呐喊，为艺术家结集出版作品写序，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也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对公共图书馆的意义，他说西方国家繁荣的小城镇没有图书馆就被视为落后，他还说没有文化就难以维持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这些观点，对如今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来说，不啻仍是当头棒喝的先知预言。在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的小城镇，不乏富得流油者，但几乎县一级就很少有设置公共图书馆的了，到了乡镇一级，工厂企业、五星级宾馆与度假村、歌舞厅、夜总会到处都有，图书馆却连个影子也见不到——到了21世纪，国人特别是地方当局者的观念认识水平，还不及三四十年代人物有远见，这是莫大的悲剧，然而不幸却是现实。人类的知识与事业可分为三类，一是创造财富，如科技、经济、工业、农牧渔业等等；二是分配财富，也就是政治与军事，以及证券、金融、财政、税收以及公检法等等；三是享受财富，也就是文化、教育与艺术、吃喝玩乐、旅游、收藏等等。图书馆与文化教育事业，固然是创造财富所需的知识准备，也是分配财富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与技术，但最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有着终极价值意义。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都是为了更好地享受，难道不是这样吗？在这本书中收录的《回忆鲁迅》是一篇经典文学家纪念文章，与萧红的名作相比，视角是平等的、更客观，交情也更深厚。他与鲁迅的友情非同一般，在日记里可以查到：“临走他送我一瓶陈酒，据说是从绍兴带出来者，已有八九年的陈色了，当是难得的美酒”（《郁达夫日记集》第217页），这事后来他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再次提到，在当年，能够得到鲁迅赠送的从家乡带出来的绍兴陈酒的人，其人、其文、其学不问可知，两个的关系由这个细节就可知其大概。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也是由郁达夫来调解的，花去了二十多天，一点事也不做，专力于此。（《郁达夫日记集》第221页）后人如果光从作风与形象上看，会觉得郁达夫与鲁迅两人性情言行简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本应是合不来的，然而，两人却是至交。郁达夫解释过原因：“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与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和他没有发生过冲突。”（第345页）其实，“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这两条没有意义，何况他们一绍兴一富阳，只能勉强算个浙江大同乡，而鲁迅的死敌也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二人交情好真正的根源，主要还是“所看的书，与所与交游的友人”以及相互尊重爱惜彼此的才学与品德。他在《文人的待遇》里有句话说得好：“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有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第386页）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一文中，郁达夫写下了“总之鲁迅是我们中华民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文人”（第625页）这一论断在新中国算不得有什么新鲜之处，因为官方的历史评价正是如此，然而，把时间倒退回1939年，则能做出这样结论，就非常了不起了。这话从门生弟子嘴里当然不难听到，而从与鲁迅平起平坐才学级别各有千秋的郁达夫嘴里说出，在文人相轻的环境中，殊为难得。
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有一句“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指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第337页）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鲁迅肯定想不到后来江青真的就发明了现代革命样板戏，也还真的就用京戏来宣传救国，郁达夫不经意间留下的这条史料，实在是耐人寻味，它说明了“文革”期间样板戏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江青的创造发明，而是有30年代戏剧界名家的倡导在先，只不过江青在60年代有了权力进行实施与推行而已。
郁达夫在叙述了鲁迅由他介绍加入左联，而他自己却因为性格不适合离开左联后，在暗中超然位置，还在为左联帮忙，“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第346页）有十件八件之多。郁达夫能救人，当然与他的社会关系有关，这种举动足以反映其人格高尚，因为世事多难时期，能救人者与能救人而不施以援手者，有着君子小人、善恶是非的区别。国人之中不乏幸灾乐祸者，见死不救已经不算是恶人，落井下石者往往有之，而且越是才华出众有成就者，一旦失意或落难就越是少人相助而多人中伤，用孔夫子的话说“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郁达夫没有明说他是通过何人来援救文友们的，当年也曾多次救人于牢狱的黄苗子先生或者知道一些相关的内幕。
郁达夫对翻译文学作品很慎重，但是在新加坡时却为林语堂用英文写的小说作了翻译，“他（指林语堂）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指日本文学评论家新居格）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第421页）这段文字，可移来充当我与黄苗子先生谈到林语堂《京华烟云》（现通译名）一书与郁达夫翻译一事的脚注。MOM’ENTINPEKING一书是作者林语堂从美国寄给郁达夫的，郁在另外两处又随译为《瞬息京华》（第423页）或《京华一刹那》（第613页）。
附带在这里不妨闲扯几句无关宏旨的关于藏书的话，文人往往喜欢夸大自己的藏书量，如钱穆说：“余前后五年购书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装在二十大箱中存放在北京的旧居，因为他去了台湾，这批藏书便流散了。老先生晚年在回忆录中每念及此，不胜痛惜。不过，做一道最初级的算术题，五年买五万册，等于一年一万册，亦即一天三十几册，姑且不说所费金钱远远超过了他的全部收入，就是精力恐怕也做不到吧，毕竟他还有教书、读书、写书的正业，不是以藏书为事业与乐趣、游手好闲别无正业的富家翁。
诗人气质的郁达夫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在遗嘱中他特别写明：“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衡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云云（第688页），按照钱穆的标准，线装书平均四卷一册而论，则郁达夫在杭州的藏书竟达上百万册——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再套用钱宾四先生的标准，一万卷书装在一个大箱里，则原本不大的风雨茅庐里，至少得有摆放五百个大书箱的地方！可能吗？虽然写在严肃的回忆录里、甚至写在更严肃的遗嘱里，这也还是文人孩子气的自夸，不必当真的。
其实，郁达夫在此书的一篇《图书的惨劫》里，提到自己在杭州的藏书，数字就与《遗嘱》所言有很大差距，他说：“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第321页），“英德法日文书籍更有两万余册”（第322页）当然这也仍然是个估数而非确数。不过，从日记可以看出，郁达夫买书极勤、极多却是实情，在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中，大概算得上数一数二了。
2008年1月7日至14日以一周之力写于闲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