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书》郁达夫著上海书店1981年翻印这是一本花五元钱从旧书店买来的书，扉页上有一段题记：“二oo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白杨村至天津，于三官即天津古旧书交易中心大殿中的小书店见达夫此册，喜其书名而购之。出租车司机说此地乃一旧大户宅院。早7时出发，乘公共汽车611路至东北角，吃耳朵眼糕8角，锅巴菜1．2元，菱角汤2元，后者买小票时发一鸡蛋，待取汤时交厨师打在馄饨汤中。”当时是参加单位的副处级以上干部集中培训，我得空溜出来作半日闲逛，向来好吃贪嘴，走遍天下都会留心饮食风味，而又因从事多年经济新闻报道，喜读《随园食单》及《梦梁录》、《东京梦梁录》等书，遂养成随手记下名目与价格的习惯。郁达夫是才子，他的成名，理有必然，因为他曾留学日本，西洋东洋书读得很多，而旧诗亦极用功。他以写新小说成名，又以旧诗见长——这种新旧两大体裁兼擅的优势，让他赢得了时尚与守旧两大类文学读者的喜欢，老少各得其所。这本为了卖钱而为良友出版公司编写的小册子，所写内容，也体现出他的这一特点，也就是外国文学与旧诗文是主要题材。关于旧诗的艺术规律，他的见解一针见血，《谈诗》中总结为一是辞断意连，二是粗细对称。这个标准也是欣赏郁达夫诗的一把钥匙。
《传记文学》一文，记载了一条重要史实：“但是从一代伟人像孙中山那样的巨子，还在登报悬赏征求传记的一点看，则中国传记文学的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第13页）孙中山是伟大的，他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伟大，所以会征求传记，这是伟人的气魄。
树碑立传是人生中的大事，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应是身后之事，或者是作传者主动提出才合适。汪朗兄曾对我讲起他家“老头儿”汪曾祺先生晚年有一次受到同单位某大名旦款待，当面提出希望汪曾祺为他写一本传，“老头儿”吃了喝了，回家对家人说了一句：“他是什么玩艺儿！”言外根本不屑一顾。如今那位希望汪曾祺作传的名旦与汪曾祺都已作古，事实上，以那位名旦为传主的书后来出了不止一本，当然，作者品位都与汪曾祺不在一个层面，我虽然碰到便买下，但只略一翻就束之高阁了，文字味道差得太远。我深憾汪曾祺先生不曾写～本名角的传记，否则定不会让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擅美于后的。由达夫先生《闲书》中一句话派生出这些枝蔓，或许也有关心文学史或京戏史的人感兴趣。
《住所的话》记录了他梦想中的住宅计划，“近来心机一转，去买了些《芥子园》、《三希堂》等画谱来，在开始学画了；原因是想靠了卖画，来造一所房子，万一画画，仍旧是不能吃饭，那么至少至少，我也可以画许多房子，挂在四壁，给我自己的想象以一顿醉饱，如饥者的画饼，旱天的画云霓。这一个计划，若不至于失败，我想在半年之后，总可以得到一点慰安。”（第40页）后来他有贵人相助，捐资帮他盖起来了风雨茅庐——因此，他的学画也就没了下文，否则中国也许就能多一位重要的至少是独特的画家。我在《闲闲堂茶话》里写过一首题画诗，“三致干金未觉难，欲买山时恰无钱，幸有梦中传彩笔，画幅山水自留连”，其时实未有意取法达夫而竟暗合。
他的风雨茅庐，名字起得实在不好，房子而以风雨名之，虽雅而实不吉，结果，众所周知，他便有了毁家之难。这有些像丰子恺的缘缘堂，“缘缘”二字冥冥中就隐含着世事无常之意，而后日冠轰炸，亦可解为恶缘所致，岂非无因？书中还录了达夫一首写于1935年的自况诗，其中有一句“苟活人间再十年”（第136页），巧合的是，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他被杀害，不多不少，恰恰十年！此诗不幸成谶。类似的诗句，1931年他那首《钓台题壁》也即“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的名作，有一句“劫数东南天作孽”，实在也不是吉语。据我所知，类似的还有民国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和黄远生，三人皆遭杀害，是中国文字狱历史中的牺牲者，若从名字的字面上来求解，则林先生是将本名泉字一分为二，最终身首异处；飘萍之无根无定，显然预兆流离失所，而他正是从避难的六国饭店被骗出逮捕惨杀的；黄氏以远生驰名，结局是避害远赴美洲也没躲过暗杀，远生之意者，岂非近死乎？我在这里事后诸葛亮的测字固然只是茶余饭余消遣，聊博读者一笑，不足为据，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乱世的文人，为自己起字号，有意无意也会反射出时代的色彩。
郁达夫是典型的文人，而且是留过洋，读过外国书，更读过中国古书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懂情调，会享受，他对北京常见的那种除了升官发财钻营投机，不屑也不会留连山水与公园名胜的人，极为不以为然。
郁达夫说自己平素喜欢翻阅前人文集与笔记，随时抄录，分门别类，有意编成一书。这是中国文人学者的传统，从《文选》权舆，在明代达到鼎盛，2007年秋天我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发现一部四册董其昌《庚辰杂抄》，就是典型的读书笔抄，与同时代的《遵生八笺》异曲同工。选诗文、摘抄编录成书，是学问的副产品，极见功力。
郁达夫以作家与编辑为业谋生，笔下记录了不少新闻史资料。如上海有黄色小报专以敲竹杠为业、福州30年代竟有日本人用中文办的《闽报》。1936年他到了福州，《福建民报》发了消息，以至他的寓所来客川流不息。反观今日，各地报纸，几乎只会对歌星影视体育明星的莅临本城才会发消息，而对于作家诗人或学者，几乎是视而不见。两相对照，可见世风文风盛衰不同。
一般编历代诗词选，都是截止到清末，其实，旧体诗词在民国时期以至1949年后，都还有高手名家，鲁迅与毛泽东之外，作品堪传者还颇有人在，郁达夫即为一例。
《郁达夫诗全编》是编年诗选，作品始于1911年，终于1945年，以旧体诗为主，但也有新体白话诗，甚至还收了一首郁达夫创作的德文诗，是他读了郭沫若诗剧《女神之再生》初稿后用德文写给郭氏的，郭沫若译出来连同原文附在《女神之再生》后发表，并说：“那八行诗的价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诗剧之上的。”依我拙见，郭沫若此言并非客套谦让。德文恕我不识之无，文笔优劣不敢置评，而郭的译文则打80年代初上大学时第一次看到就很喜欢，非常上口：他在远方，他在远方，青而柔的春之空，晨钟远远一声扬！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向往令我心深疼，烦闷，烦闷，我在十分思慕君！（第314页）书的扉页上我用红笔写了几句：“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午后检出此书，达夫中年以后方有题画诗。不是书家难题画，诗名不著，无人肯求题也。当撰《郁达夫的题画诗》，配以画作墨迹。”我注意到历史上有不少题画诗，所题之画已佚，而题画诗却有了独立的生命力。音乐与诗歌是艺术中的艺术，不赖物质媒介而自能流传，所谓口耳相传，不胫而走。
在题画诗之外，关于书法，此书也予我以启发。我在《（题阴符夜读图>后寄荃君》一页写了几旬：“题照，是到‘文革’时为止都流行的一种书法形式，毛泽东的题照诗词就很有名，这种艺术形式有其历史价值，应当予以专文研究。题照书法材料甚多。专业从事书法史论研究的人，却想不到这点。好的治学，题目线索往往独创，切忌只会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个人角度。用戏剧术语，如今在新闻传播与美术书画专业领域，能挂头牌唱大轴、压轴的少，多的是扮演‘众教授’、‘众研究员’至多是‘教授甲’、‘研究员乙’的龙套角色。创新与个性，是艺术与文化的生命，也是学术的生命。”那时我正筹办《中国书画》杂志，不过，已定下题目的两篇文章《郁达夫的题画诗》与《题照：中国书法的一种新载体的兴衰》我并没有动手写，因为当时工作实在是太忙，另外还可能当时缘分还未到。
扉页上还有我用墨笔写的几行字：“达夫交往的多是新派人士，留学者多，而少旧派书画家，虽然在杭州、上海或北京当时集中了民国最多的书画家。题画有两路，一是画法画论；二是主题评论介绍或作者身世、时代吟咏。达夫的题画诗，均是后者，显见并不是画的内行。”事实上，《闲书》里郁达夫在《住所的话》里已经交代了他那时刚买《芥子园画传》、《三希堂画谱》，当然便是初学水平。
在旧体诗方面，郁达夫则是斫轮老手，才高而学深，天赋性情都近乎诗。按照我的浅见，诗词虽然从古到今有万千作者，然而，能有一句诗流传，便算是成功的诗人，便可称名家。尤其是现当代，诗人如恒河沙数，但是就连所谓专业作家、名诗人，众口传诵的诗却往往连一句也没有，更何况是一首了。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郁达夫的诗才显然已经史有定论。
他的某些名句，相信对旧体诗了解稍少一些的人士，很可能误以为是清代甚至更早一些的古人手笔呢。如“赋到沧桑句便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我本逢场聊作戏，可怜误了多情你”、“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大度乾坤容废物，无边风月属闲人”，都已成为格调别致、沉郁颓唐、名士风度的经典名旬，后人不断称引。
郁达夫的诗歌，与他的小说充满新时代的色彩不同，是地道的古风旧味，是典型的风流才子不得志放情于醇酒妇人与诗歌的写照。在境界风格上，郁达夫曾夫子自道：“我是始终以渔洋山人的神韵，晚唐与元诗的艳丽，六朝的潇洒为三一律。”（《郁达夫诗全编》第328页）论者以为兼富小杜与两当轩的格调，也就是总是有些灰灰的、失意的、末世的色彩而又自有其美妙之处。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诗，达夫总是很谦虚，说是“哼哼调”、“打油腔”、“轻轻一屁”等等，其实，如果把这评价当真的话，同时代别人的诗，则很可能就连屁也不是了。
从郁达夫的诗集中，可以发现一些书画家活动的线索，如与黄宾虹共席于上海，以及与郑午昌的交往、与刘海粟的往来、与徐悲鸿的往来，他还为丰子恺的漫画题画，为赵少昂题画虎，为张善子黄山图题画。徐悲鸿与刘海粟，是郁达夫题画最多的两位画家。此书中有三首题画诗中称刘海粟为“刘大师”，在别处还有“海粟大师”的提法，可见推重。不过，大师不是官场职务，也不是什么职称，不需要评定，也无所谓客观标准，只是中国人对于艺术家的美誉——我在杂志上开设“大师访谈录”专栏，出版《大师谈艺录》，不断听到有人主张“当代无大师论”，尽是些皮毛之见，而且多少有些酸葡萄心理。由此我悟出一层道理：有大师论者，所赞美的未必真是大师，而是体现出推重才子高人、追求完美与卓越之心，持此论者也许自己也有望成为大师；无大师论者，则多是嫉贤妒能，在否定了同时代相识不相识的同行之外，还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持论者绝对不会成为大师。吾乡有谚“狗眼看人低”，虽俚俗而是真理。
在民国时期，第一流文人学者，如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大与画家往来，可以说，社会的最上层是士大夫，也就是学者、教授、文人，而画家还攀不上这个圈子。郁达夫显然是天下公认的一代名士大文人，他与画家的来往，从留下的诗作来看，显然是带有俯就性质的，也就是说，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上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段小小公案，鲁迅著名的《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诗中题记有“达夫赏饭”的记录，文学史研究者考证鲁迅自称“偷得半联”指的是哪一句，因为郁达夫也曾记述这次饭局，不过，谁也没具体说明细节，后人查出南社诗人曾有“旧幅遮颜过闹市”一句，又有清人钱季重曾写过“饭饱甘为孺子牛”，总之，按照中国旧体诗词崇尚用典的原则，这两处都是前人已经写过的成句，鲁迅的改用，是黄山谷点石成金法。
鲁迅对这首诗格外得意，所以会书成条幅赠予柳亚子这位一代诗界领袖——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也曾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沁园春·雪》书赠给柳亚子，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与之唱和，可见柳亚子的诗名与在诗界的地位之高。
值得重视的是，此诗的缘起是郁达夫做东请客，也就是说，没有郁达夫这个朋友，鲁迅很可能没有机缘写出或凑成这首名作。因为从创作的角度，诗人在遇到知音或行家时，灵感更易激发，对鲁迅来说，郁达夫是完全意义上平起平坐的旧诗高手，因此，饭桌上谈起路上得旬，也就不只是闲聊，而是同行高手的切磋了，而郁达夫虽然只讲了不多几句，但是却切中肯綮，因此，鲁迅顿然开悟，诗作得以完成。文化艺术与交游，就是这样相辅相成。
这本书的民国原版我也曾有过一册，后来不知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