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第十五团在1924年就采取了措施保持京沈铁路的畅通。到1925年10月，作为对日益紧张的局势的预防措施，部队被派到天津的每个火车站长驻值勤，以尽可能获得各方面的信息。11月底，直隶战事更加激烈，国际列车的运行保证了铁路交通的连续性。
12月初，天津周围成了冲突的中心。联军兵营在战火纷飞中一方面要牵制李景林的部队，同时还得面临冯玉祥部队的前进。据传，冯的部队抱着强烈的反帝倾向，恐怕很难对付。
同时，几趟国际列车成功地运行。但是1925年12月9日，杰西·科普上尉押运的去北京的火车陷入一些大的军事行动中。转天他们试图返回天津，到达杨村的时候，因为冯玉祥的装甲列车和李景林的部队在交战，火车一直被困到12月11日。火车终于能够开往天津，刚过杨村就被李景林的炮火击中。没有伤亡，但是火车的车窗都碎了，还遭到其它损坏， 只好返回北京。替换的火车由意大利人指挥，车上也有第十五团的分遣队，他们试图营救科普上尉，但被迫返回天津。这次历险是国际列车首次因为敌对火力而没能完成任务。
很快又出了这样的事情。12月22日，在一列从天津出发由日本军官指挥的火车上，菲利浦·盖拉格中尉带领第十五团的12名卫兵，他们没能抵达目的地山海关。火车被步枪和机枪火力挡住了去路。几经努力后，才联系上冯玉祥部队的指挥官，但他拒绝让火车通过，火车只好掉头返回天津。盟军官兵没有遭受伤亡，火车上的很多窗户破了，多节车厢被子弹击中。
同时，12月5日，第十五团建立了骑兵巡逻系统并一直持续到12月31日。巡逻范围覆盖了天津南部和西南部半径6英里的大片地区。所有中国军队的调动都受到观察，并想尽办法同这些部队的指挥官建立私下联系。该团军官在工作中使用汉语的价值“证明是不容置疑的”，有一两次在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成功地化险为夷，很大程度归功于军官的汉语水平能够说清他的行动意图。
随着天津内外中国人战斗日趋激烈，12月13日开始的骑兵巡逻，增加了步兵巡逻，兵营里的部队保持警惕，准备“有点儿小乐子”。为了防止中国的武装部队向北开进，也为了遇到麻烦时能及时发出警报，在土城通向美国兵营的交通要道上设立了哨所。在军士的带领下，士兵每天都碰到很多中国士兵的尸体，“负责人无一例外地对情况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处理”。
从12月23日到31日是这些事件中形势最严峻的时期，该团再次临时由乔治·马歇尔中校指挥。在12月24日到26日期间，被冯玉祥打败的李景林部队撤出天津时，冯的部队进入美国人的地段，占领了警察的营房和工部局。康纳将军命令马歇尔率领一个排，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美国人的地盘。在警察局的一场对峙中，中国人被告知他们必须撤离或者交出武器，又一场可能的武装冲突避免了。
还有一次，冯玉祥的第五师一股5000人的部队进入墙子河北边，即标志着美国人所在地的南部边界的道路。在当时的团部副官威廉·图途上尉的指挥下，一行乘卡车的9名军人碰上了这伙人的先头部队。中国人越过马路部署起来，有些军士端着刺刀继续前进。美军的小分队也端着刺刀部署起来。图途走上前去，命令中国人停下来。经过激烈的争吵，一名中国军官同意把他的人马撤到美国地区以外。“这种情况意味着丧命的可能性，但是图途上尉巧妙地处理了问题，他和部下的果敢行为受到团指挥官的褒奖。”
随后，冯玉祥在天津几乎被打败，主要是吴佩孚元帅扶植的部队打的，吴再次来到中国舞台的前台和中心。冯的部队被迫离开天津，退却到中国的西北部。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辞去督办职务秘密前往苏联，并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他还走上了另一条路，最终在他的苏联朋友劝说下加入了国民党，这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对冯和他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1925年12月的最后一天，天津周围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五团也停止了巡逻并撤销了它的哨卡。虽然外国兵营毫发未损地逃过一劫，但还是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严重后果：他们在中国赖以生存的法律、外交和道德的基础遭到了破坏。事实上，哈丁在他的诗《上尉凯西·科普》中记录了这一事件，显然他并非有意为之，但这成了第十五团历史上相当重要的分水岭。康纳将军非常明白1926年新年之际呈现的局势的严重性。他在给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麦克穆雷的秘密报告“局势评述”中说明了这一点。
第十五团在中国驻扎初期的本意是预防义和团起义的复发。然而形势变化很大。1921年《哨兵报》轻蔑地形容中国的武装冲突是老套的滑稽剧，事实上并非如此。各路军阀部队的势力范围广大，武器现代，装备完善，领导效率日益提高，他们同《辛丑条约》里面预期的反对外国人的乌合之众是不一样的。此外，中国人把他们的“勤劳、忍耐、心灵手巧、吃苦耐劳、懦弱和实用主义”的特征转向提高军力。15年前，康纳曾经说：“军人和军人的职业在中国人眼里是卑劣的。古典文学的知识是最高的成就和通向成功之门的钥匙。”整个家族“愿意忍饥挨饿为了一个家族成员能够上学——为了让他爬上做官的梯子”。但是古文的学习“早已落后时代，几乎一夜之间中国人觉得学习古文没有回报，实用主义成了国家的特征，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古文当成了垃圾堆”。军人现在是能带来回报的职业，因为“中国人的天赋是实用主义”，他们改变了“他们最古老和神圣的传统为了得到最好的回报”。
此外，新的军队通过不断增长的民族意识得到巩固，这也成了任何军队的核心，如果像它表现的那样持续发展，“中国人在军事上最大的不足将会得到弥补”。
其结果是，当外国军队一如既往地执行相同的使命时， 环境却彻底改变了。康纳说：“迄今依靠我们在道义上的优势或者依靠虚张声势，即便在炮火下，我们尚能够维持交通，但是今年我们的虚张声势被叫停了，为了避免流血我们退缩了。”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试图运行的最后两三趟国际列车完全失败了”。因此，“我们维持开放交通的最后一丝迹象消失了，在最近的战争中交战的双方都断然拒绝让我们的国际列车通过，甚至向试图通过的火车开火，他们成千上万的军队镇定自若地通过我们的防区而没有遭到任何异议”。简而言之，《辛丑条约》和它的相关文件现在“如果还有任何约束力的话也少得可怜”。如果不通过一场大的战争是无法恢复原来的那些状况的。在这种情况下，康纳相信外国兵营不但帮不了他们国家在北京的外交代表还反而成了障碍。
9. 康纳将军说：“美国人可以寻求同中国人的友谊。”
对于美国人，康纳继续说，有一个更严肃的考虑。所有其他外国军队都有租界，根据1902年7月5日的备忘录，外国军队有权保卫自己并禁止中国军队进入他们的防线。美国人没有租界，包括美国兵营在内都是从中国人那里租的土地；再有，他们能够要求的权利仅仅是保护他们在天津的地位，但却没有法律基础。如果形势越变越糟的话，美国兵营就只能撤回美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不外乎有三个可行的选择：它可以用“义和团事件不会重复”的理由来撤回兵营；或者正式通知中国人“今后我们打算不计后果坚持执行《辛丑条约》的条款”；最终，美国人会在《辛丑条约》的框架下放弃所有的权利并保持在天津的兵营，只是为了预防下一个义和团起义的影响，并不在意近期中国内战期间的冒犯。盟国政府显然倾向后一种解决办法。康纳辩称撤军是唯一谨慎的方针，因为驻军会妨碍美国外交地位的正常化，“我们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是无法维持的”。实际上，“在近期的战争中我们过于侥幸地逃脱了冲突，侥幸得让人心里很不安”。
如果决定不撤军，康纳倾向于另一种选择。美国人可以寻求同中国人的友谊，希望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指的是那些在长期军事冲突和在停战期间不时涌现出的领导人。虽然中国人的语言、传统、服饰和西方人很不一样，康纳认为“所有的人类种族有很多相似的特点”，西方人“在中国抱着优等民族的姿态行事”，严重地触犯了中国人的自尊。考虑到第十五团不稳定的处境，康纳认为“同中国人的友谊比起通常在别的国家的情况来说简直是一大笔财富”。康纳发现对友好关系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上的差异，所以他在赴中国之前就学了几个月的汉语，“为了给中国官员一个惊喜，我初次会见他们时已掌握了简单的几句话”。这些成功的经验促使康纳把汉语口语作为美国兵营全体军官的必修课。“这同我们兵营内部或其他任何兵营一贯的做法都是相背离的，中国人马上产生了好感。”
据康纳分析，华盛顿对新情况的反应是根本不打算撤军，只不过重申了第十五团当初在中国部署时的定位。陆军部虽然不情愿，也只好与国务院的观点保持一致，即“美国在华驻军一切外部事务应该由国务院来决定并通过美国驻北京的公使向这些部队的指挥官进行传达”。如果决定权在陆军部，第十五团在这个时候早就撤离中国了。美国维持以前政策的部分原因是应了一些在华盛顿的代言人的要求，他们代表着美国在亚洲的商业利益，例如标准石油公司，还有教会组织和救济组织，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和红十字会。考虑到在东方的“面子”的重要性，它的苛评对于美国人来说也就是合适的。很多人认为在这个关头“拔脚就走”并非权宜之计。10年后更加危险的局势才使国务院和陆军部的意见达成一致，第十五团的撤军得以实现。
到了1926年，中国持续动荡的主要走向印证了康纳的分析。中国历史舞台上又一个出场的着名角色国民党，对第十五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成立于1912年，对结束满清王朝的统治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直到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成功，国民党作为一个主要政党才出类拔萃，并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共产国际的顾问们尤其是米哈伊尔·鲍罗廷，给国民党灌输了组织纪律和机构框架。中国国内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国民党的发展，它利用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运动等事件的机会，一跃成为中国政治角逐中的一股重要力量。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正处于上升趋势的蒋介石掌管了广东的国民革命政府，并于1926年7月发动北伐，向中原和北方进军。他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军阀、统一国家和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他也注意到控制四处蔓延的极端排外情绪。正如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所说，1926—1927年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转折点。“排外主义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未尽的硝烟中爆发出了火焰。外国租界、治外法权和白人的统治一直让中国人忍受着，因为他们无力抵抗”。现在他们终于能做到了。
接下来，国民党内出现了对立的两派：共产党人和蒋介石比较温和的纲领的支持者。共产党人发动平民，他们的煽动和宣传要求彻底地改革并结束中国人同外国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们在北伐军攻陷武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建立了权力中心。同时，在1927年4月18日，蒋在南京建立了新政府，即“南都”。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对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提高警惕性，但是对蒋也不是很信任，因此迅速向华东和华北大量增兵达几万人。蒋暂停了对长江以南地区的成功征讨，于1927年4月6日在臭名昭着的青帮等黑社会组织的协助下，粉碎了上海和其他地方共产党的活动并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武汉。同时，蒋在中国的主要对手，北京国民政府中代表日本人利益的张作霖，于1927年4月6日袭击了苏联驻北京使馆，大幅度地削弱了苏联的影响。双重打击终结了苏联在中国的行动，鲍罗廷及其同僚回到了莫斯科。国民党铲除了内部的左翼分子后，又能放手继续北伐了。军事行动于是转移到了京津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