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团的另一烦恼则是与性病“感染率”的斗争，这可以从性病图表上起伏不平的曲线显现出来，该团多次以高出陆军平均值至少三倍的感染率而出名。在该团正式文件中，隐匿最多的便是关于性病问题及减低发病率的计划。乔治·A·林奇上校曾在1935年11月对补充兵员的致词中充分说明了“发病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中国人毫不注意个人卫生，他们生活在令人作呕的污秽之中。他们的住处散发出的恶臭简直难以言表”。他们还以无所谓的态度接受性病，“人们会想，那些令人作呕的生活环境，足以使任何白人望而却步回到干净体面的环境，不敢与之同居一室”。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中有些士兵变得和流浪汉一样，丧失了一切白人应有的风范。他们找中国情妇，并外出与其共同生活在中国人污秽的环境之中”。有些士兵对其与中国情妇的关系进行辩解，把她们称作“睡着的汉语词典”，能让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以提高本团的军事效率。
中国当局在抑制卖淫的问题上完全不予配合。他们对这种情况“漠不关心，甚至把它当成一种底层的谋生方式”。而第十五团出台的前后矛盾的政策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有一次，住在军营附近的一位布隆夫人打算开一家“有执照的妓院”，配备了全套的高档“家用家具”，十位年轻的欧洲女性都“通过奉承体格检查员的办法得以注册”。布隆夫人还正式“乞求”詹姆斯·D·泰勒上校让军营里的医疗部门和其他有关人员对“妓院”进行检查。因此，该团的副官、宪兵司令和军医主任都视察了此处。布隆夫人还每周都对“姑娘们”例行体检，这让军医主任更加放心，尽管他承认“不能颁布任何正式的批准文件”，但他认为“应该允许士兵进入此院，因为它比现在团里一些成员光顾的其它地方安全卫生”。宪兵司令表示同意，并建议“这所妓院应对美国士兵有限度地开放”。
4. 国籍各异的风尘女子
团里的很多士兵是哪儿有妓女去哪儿。天津遍地是国籍各异的风尘女子。数不清的妓院中有的专门提供逃出苏联的白俄妇女，她们经满洲来到北京、天津和上海。在天津离美国兵营不远的中国人居住区，有一条闻名的“姆克路”，有时也称“马克路”，这条街上有很多妓女。《哨兵报》曾刊登士兵奥托·本克的一封家书，文中用非常谨慎的言辞揭示了此地的状况。“姆克路几乎是纽约唐人街包厘街的翻版，只是更肮脏。”
尽管《哨兵报》在涉及马克路的细节上有所保留，却多次谈论某些名妓和交际花，如“莉丝”、“瞄准器”和“荷兰安妮”。“荷兰安妮”是一家酒吧的老板，也是一位非常抢手的交际花，勤务连一位笔名为“啤酒”的通讯员在其所写的《荷兰安妮颂》中对她格外推崇：“她的双臂宛如玫瑰般红润，她的玉体饱满丰腴散发着神秘的魅力。”
荷兰安妮酒吧既充满诱惑又危机四伏，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一个匿名诗人把吉卜林的诗《年轻的英国士兵》改写如下：
当你烂醉在荷兰安妮的酒吧，
表现得像个傻瓜或者狒狒时，
请休息一下，离开那里，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
跳到海里清醒一下，然后回到自己的床上，
做个真正的士兵，士兵，士兵。
其实普通士兵在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女色和美酒的诱惑时，很难不为所动。勤务连的一位无名诗人反映了这种几乎无人能抵御的境况，“爱神丘比特猛然降临”，而且“还有酒神巴克斯在一旁帮忙”，结果不言而喻：“一个凡人怎能抵得过两位天神？”
一战期间和战后的年代里，美国陆军曾大刀阔斧地向性病发起斗争，包括在德国占领区和中国等地，此后一直保持警惕。美军想了很多办法来降低感染率，如在《哨兵报》上进行劝诫、发布官方文件等等。高级指挥官的欢迎辞也是抵御花柳病的长期保障之一。长官毫不留情地告诫新来的士兵小心染上性病。通常美军士兵被禁止进入秦皇岛的中国人居住区，但这并没有给熟谙性服务门道的老兵们造成任何不便。1924年，指挥驻华美军的威廉·D·康纳将军强调采用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给三个连的指挥官颁发了嘉奖状，以表彰他们的连队连续三个月无一人染上性病。
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如动用一切机构供指挥官支配，限制表现出色的军人在通行证方面的特权，找到并清除所有的感染源，军医们给新兵举办讲座。陆军副总长在1923年出台了新政策，输送特别招募的新兵到中国，以在未来几年内带来有益的影响。很多军营内的娱乐室和各种俱乐部都得到修缮，比如士兵俱乐部。军营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有所延长，充分发挥基督教青年会和随军牧师的作用。还举办各种形式的体育竞赛，要求全团军人都参加。结合演习计划，指挥官希望“士兵在夜晚来临时已经疲惫不堪”。所有知名的风月场所和红灯区都禁止士兵入内，还安排了临时宪兵队巡查。为禁止患病妇女继续做生意，团里曾请求中国官员及通常执行温和政策的法租界工部局给与支援，但收效甚微。禁止士兵进入受性病感染的妓院和地区，呼吁士兵增强集体荣誉感，鼓励他们把“醉酒或即将喝醉”的战友送回军营中。寄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或许能大幅度减少士兵感染性病的机会”。
5. “多年来这个耻辱像一团黑雾一直笼罩在第十五团头上”
最终不得不采用更为严厉的手段。威廉·康纳准将厌倦了一直以来居高不下的性病感染率，他于1923年11月向华盛顿的陆军副总长征询法律意见，以支持采用更积极的措施：“中国人感染性病的情况非常普遍，若士兵无视反复强调的军规和警告，仍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等于是自己让性病找上门来，由此造成的伤残将被视为主动逃避军人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禁止与患性病的中国妇女发生性关系，第十五团士兵是否会因为触犯军法而受到第九十六条军规的惩罚？ 陆军副总长办公室做出回应，认为此等行为可以由军事法庭来审理，军医署长也表示支持。副官长向康纳建议，这种违纪行为本质上是指“士兵刻意损害自身执行军务的能力”，且没有采取规定的预防措施的行为。常见的惩罚是降低军衔或降级，对于有技术等级的专业人员，还要没收工资。还要补上因患病而缺失的服役期。最后，患病士兵必须在军营医院里不光彩的“死角”进行治疗，还要经常按规定接受被大家戏称为“短兵器检查”的体检。
军事法庭很快就积案累累。其中一件是关于某连的军士长斯蒂利被降为二等兵的案件，他被控在对K连二等兵李·F·敏克的“生殖器进行日常检查时”没有发现明显的感染特征，这表明他在检查时“敷衍了事，玩忽职守”。没有比该团的官兵自己更了解他们的弟兄们了，在全体人员“都被要求参加”的检查中，他们的隐私部位变得毫无秘密可言。这种猥琐的场面简直不堪设想。
军营上下常常抱怨无休止的体检，普遍认为惩罚措施过于严厉。他们辩称这样只会适得其反，患病士兵试图隐瞒问题而不会站出来接受治疗，要么寻求江湖郎中的帮助，或者寄希望于自己痊愈，这些都不会符合陆军的利益。如果士兵们只是失去外出的权利或被象征性地惩罚，而不是降军衔，或者关在禁闭室和医院中，他们将更愿意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事实证明，只有包括军官和军士在内的全体人员都进行严格检查，并对检查结果完全负责，团里的性病发病率才会得到改善。
团里与性病问题斗争最积极的指挥官之一是詹姆斯·D·泰勒上校，他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指挥该团。一份调查揭示了他任职期间团里性病问题的状况以及应对措施。“多年以来这个耻辱像一团黑雾一直笼罩在第十五团头上”，他与之奋勇作战，最后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1931年4月初，第十五团驻华历史上首次没有士兵被留在军营医院“死角”里，泰勒上校兴高采烈地宣布全团特准休假。
然而在春天的末尾又有士兵犯错，因为“年轻人的嗜好”回到了老路上。根据1931年4月18日的《哨兵报》报导，一名士兵半途而废，“死角”又有了新病人。当该团在5月份去秦皇岛射击场训练时，性病图表上糟糕的曲线又跳了出来并且令人惊心地不断攀升，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哨兵报》的编辑承认报道属实，因为“迷人的秦皇岛小姐们在焦急地盼着大兵们的到来”，她们绝对是正派之师最强有力的对手。秋天，部队从射击场回来后，情况又有所好转。
威廉·霍华德·阿诺德上尉回忆，雷诺兹·J·伯特上校也在这个问题上持强硬姿态。某次，在团部上校办公室里（因地上铺的蓝色地毯又得名蓝屋）他站在上校面前，被告知“如果一个月内，一个连有两人以上得性病，那么你肯定也染上了”。阿诺德和他的同僚被迫采取强硬措施，他回忆道：“我们搞的事业很了不起，大家与军医们并肩作战，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每次有士兵下午5点以后返回军营时，不管他是否情愿，都会拦住他并发给他性病预防药品。”
伯特的继任者乔治·亚瑟·林奇上校也没有放松与发病率的斗争。他对全团坦言：“我不在乎你们是否找中国情妇，但是如果你们决定走出兵营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就像俗话说的一样跟她们同居的话，那你们就别指望我会妥协。”他警告说，军事法庭审判不可避免，此外“得了性病的人将得不到军衔，在此团的服役期也不予延长”。尽管情况偶有好转，但性病问题始终困扰着该团，直到驻华期的结束。
酗酒和性病问题是影响第十五团军纪的两大因素，也是大部分人被关禁闭和军事法庭审判的主要原因。战争法规第104条给予指挥官在军事法庭以外处理轻微违纪问题的权力。更加严厉的惩罚由军事法庭执行，一般是不光彩的解职、关禁闭、苦役以及没收工资和津贴，通常会扣掉士兵一段时间内三分之二的工资。
如果违反了其他军纪，后果同样严重。在整个陆军部队中，下列罪行会被军事法庭判处不光彩的免职，如谋杀、抢劫、盗窃和开小差。其中最常见的是开小差，但这项罪行在美国本土一般不会被追究。维克多·沃格尔写过的回忆录很有用，他讲述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兵的经历：“逃兵很少被逮捕归案，军方无意去搜寻他们。如果士兵在没有请假的情况下缺勤90天，他会被除名，也没人再想他了。”在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G连有两名士兵逃到东北，加入了在当地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他们最后在宪兵的“光荣护送”下被带回天津。他们厌烦了“琐碎的步兵生活，”所以才去寻求一些刺激。
6. 大张旗鼓地组织了五花八门的活动
为了解决部队在道德及士气上面临的挑战，团里大张旗鼓地组织了五花八门的活动，更多的细节将在第九章介绍。1920年陆军部发布的第225条通告涉及到此类问题，该团指挥官们从中得到一定启发。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在1921年9月1日的备忘录中规定应修建一所军人俱乐部作为娱乐设施供舞蹈演出及餐厅之用。后来这所俱乐部因雇用了一名女主持人而更受欢迎。
《哨兵报》对俱乐部的活动很支持，每周都进行专栏报道，还列出礼堂放映电影的场次。除了电影之外，有时还有才艺选秀表演之夜，各连之间相互竞争。专栏还谈到团指挥部提供的职业课程，但可惜的是，只有少数士兵利用这一机会学习诸如速记和打字课程。
1923年末，当士兵俱乐部和军士俱乐部组建之后，俱乐部运动得到新的促进。士兵俱乐部名叫“麦卡纳利中心”，是以俱乐部的经营者、当地红十字会的代表托马斯·J·麦克纳利命名的，后来为纪念艾默生·里斯卡姆上校改名为“里斯卡姆俱乐部”。里斯卡姆曾是美军第九步兵团的指挥官，1900年7月13日在天津义和团运动中阵亡。这个俱乐部的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包括麻将桌、牌桌及三条保龄球道。军士俱乐部的设施也同样完善。
俱乐部的情况偶尔也有变化，1929年10月，为了配合詹姆斯·D·泰勒上校长期以来对士兵士气的关心，又组建了二等兵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