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境外、海外作家，由于在祖国大陆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写的作品又以大陆经验为主，故余光中在评价“伤痕文学”的同时，也顺带把从大陆到海外作家写的“伤痕文学”作一比较。
境外、海外作家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创作视野比较开拓，因此他们表现大陆生活经验时，“主题比较自由，手法比较含蓄，语言也比较自然、生动，富于弹性。”
最先描写大陆“文革”伤痕的，是从欧洲回国参加七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陈若曦。陈若曦若不是1966年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批斗“走资派”运动，人们也许就读不到《尹县长》。余光中感叹到：“白先勇可惜未经‘文革’，钱钟书领教过又可惜不能动笔，否则浩劫文学必更多姿。”
《尹县长》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冷静而从容地诉说一位拥抱社会主义的爱国爱民的好县长，在十年动乱初期被不明不白枪杀的悲剧。尹飞龙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投诚后被安排在陕西某地当县长。在任职期间，他任劳任怨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当政治运动一来，却被当作“潜伏敌人”镇压。尹县长至死仍不理解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作品对“文革”践踏民主与法制和滥杀好人的做法作了无情的揭露，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作者就这样从一个“海归”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十年浩劫的残酷现实，成为“伤痕文学”的先声。余光中最欣赏的是陈若曦作为一位小说家，“不拙于营造象征与感性”：
山风吹来，倍感夜凉如水，只穿了毛衣的我，忍不住直打寒噤。镰刀似的月亮挂在山巅，耸入云霄的群峰，在朦胧的月色里，显得阴森森的，宛如窥视着的猛兽，伺机要围扑过来。
像这样有暗示力量的文字，在另一篇反映“文革”的小说《耿尔在北京》中，由于崇尚“务实淡泊的守则”而流于浅白，余光中为之感到可惜：
她喜欢笑，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明亮，又那么温暖，好像大地回春，阳光普照。
余光中在香港还读到流亡海外的红卫兵写的作品。这些作者毕竟是初出茅庐，不如专业作家陈若曦写得老到，因而他认为：“《尹县长》写红卫兵之乱，采取的先是旁观后是转述的手法，但其完整的艺术效果，比起投身洪流饱经浩劫的红卫兵作家说的故事，却更撼人”这一点，很值得红卫兵作家深切注意。“因为现实的经验，尤其是像‘文革’这样热腾腾火辣辣的经历，如要提炼成艺术，必须调准适当的角度和距离。苏轼学富才高，敏捷过人，他才可以说‘好句冲口谁能择’，或者‘作诗火急追亡逋’，但一般的创作过程，却有待痛定思痛。红卫兵从惨烈斗争的劫余流亡海外，思痛握笔，痛尚未定，加以写作技巧锻炼不够，情溢乎词，成功的并不太多”。本来，这些人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有写不完的动人故事，可他们在选择表达方式上，还颇有踌躇。陈若曦写这类小说时已经30多岁，艺术积累丰富，所以能够“热题冷写”。这就难怪陈若曦的小说客观冷静，海外红卫兵写的《反修楼》则显得主观激昂。
这里讲的《反修楼》，收有冬冬等人写的20多篇反映“文革”经历的小说，作品选自逃港红卫兵办的《北斗》月刊。余光中读了这本小说和反映“文革”故事的《敢有歌吟动地哀》后，写下几点感想：
第一、同为“文革”的故事，红卫兵写与非红卫兵写来不同：前者主观而浪漫，爱把白热的经验赤裸裸和盘托出，及其幻灭，竟比后者更虚无颓唐；后者如陈若曦比较客观而冷静，旁敲侧击，抑多于扬，敛多于放，本来对“文革”就不抱什么幻想，当然也就不用幻灭。两者之间确有代沟：红卫兵的早期经验里，总有一段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日子，没有参加红卫兵的作家是写不出来的。
第二、对红卫兵来说，他们的“文革”经验似乎才是中心经验，别人的好像是边缘经验，遍地风云似乎为他们而变色。不错，他们确是被愚弄了，但是中国之大，被愚弄的何止这些年轻人，被污辱被损害的，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不错，后期的红卫兵也成了清查和打击的对象，但在“文革”初期，红卫兵也充当了马前卒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施暴工具。红卫兵作家如能超越这份代沟，跳出自己的悲剧，去分担全民族的大悲剧，他们的创作题材就会得到扩大，成就当会更高。
余光中还用“暴力经验”与“压力经验”区别这类小说。所谓“暴力经验”，是指写武斗、下放、逃亡的题材。所谓“压力经验”，是指“文革”暴力带给人们的精神折磨。余光中进一步分析说：暴力经验是动的，间歇的，容易看见；压力经验是静的，持续的，容易忽略。大陆经验有时是两者的混合。如果大致区分，《敢有歌吟动地哀》和《反修楼》表现的是暴力经验；陈若曦表现的是压力经验。香港“中文文学奖”得奖作品中，《野狼窝》是暴力经验，《阳光下》、《姚大妈》，都是压力经验。这方面的小说佳作较多，暴力经验的小说，成就不大。压力施于精神，较多内省回顾、心理分析的机会。暴力施于肉体，同时也威胁精神，如果只作表面的叙事，不兼顾内在的反省，暴力经验就会流于片面而粗糙。原则上，小说不能写得过于直露，但“文革”之类的暴力经验是如此残酷和血淋淋，何况“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故面对这种暴力经验，很难用曲笔表达。一件件从实写来，怕不够含蓄。要暗示，要以少胜多，又显得避重就轻。尹县长被镇压的一幕，是典型的暴力经验，陈若曦用目击者转述的方式，寓直接于间接，不发议论，点到为止，就解决了。但陈若曦的小说并非篇篇这样成功，有时给人喧宾夺主之感。红卫兵作家描写暴力行为，如不能摆脱“当局者迷”，就容易跟报告文学混同。也许未来描写“文革”的巨著，要从这些货真价实的报告文学里去提炼。
有关“文革”文学的评论，大陆的研究成果姗姗来迟。一直到90年代，“文革”文学的研究仍非常薄弱甚至给人空白之感。余光中所开展的对“文革”文学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不是指“文革”时期写的小说，而是反映“文革”生活的作品。即使这样，在海峡两岸文坛，《分水岭上》中的有关文章均属空谷足音，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他早就呼唤反映“文革”的巨著，尽管有超前性，但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