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来，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直作为经典之作出现在大中学课本里。不管是研究者还是教师，均将这些作品誉之为现代散文的典范，并把朱自清看作是白话散文的代名词。余光中以现代人的情怀、作家的敏锐再加学者的慧眼，提出与众不同的尖锐意见。
在《论朱自清的散文》中，余光中以《背影》等作品探讨朱自清散文的优劣。余光中认为：朴素，忠厚，平淡，可以说是朱自清散文的本色，但是风华、幽默、腴厚的一面似乎并不平衡。朱文的风格，论腴厚也许有七八分，论风华不见得怎样突出，至于幽默则更非他所长。朱文的心境温厚，节奏舒缓，文字清淡，绝少瑰丽、炽热、悲壮、奇拔的境界，所以咀嚼之余，总有一点中年人的味道。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朱自清发表过不少新诗，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虽也引起文坛的注意，可是长诗也好，小诗也好，半世纪后看来，没有一首称得上佳作。朱自清本质上是散文家，在诗和散文之间，朱的性格与风格接近散文。通常说来，诗主感性，散文主知性，诗重顿悟，散文重理解，诗用暗示与象征，散文用直陈与明说，诗多比兴，散文多赋体，诗往往以小见大，以简驭繁，故浓缩，散文往往有头有尾，一五一十，因果关系交待得明明白白，故庞杂。
《荷塘月色》属美文，或称小品文、抒情散文。这类文体不能像论文那样将事件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分析也不能过于切实，以免分散感性经验，破坏形象思维。余光中举《荷塘月色》的第三段为例说明这一观点：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余光中对此评论道：无论在文字上或思想上，这一段都平庸无趣。里面的道理，一般中学生都说得出来，而排比的句法，刻板的节奏，更显得交待太明，转折太露，一无可取。删去这一段于《荷塘月色》并无损失。朱自清忠厚而拘谨的个性，在为人和教学方面固然是一个优点，但在抒情散文里，过分落实，却有碍想象之飞跃，情感之激昂，“放不开”。朱文的比喻虽多，却未见如何出色。接着余光中又再以《荷塘月色》为例说明朱自清用比喻，大半浮泛，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
朱自清散文里的意象，除了多用明喻而趋于浅显外，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好用女性意象。前引《荷塘月色》的一二句里，便有两个这样的例子。余光中认为这样的女性意象实在不高明，往往还有反作用，会引起庸俗的联想。“舞女的裙”一类的意象对今日读者的想象，恐怕只有负效果了吧。“美人出浴”的意象尤其糟，简直令人联想到月份牌、广告画之类的俗艳场面；至于说白莲又像明珠，又像星，又像出浴的美人，则不但一物三喻，形象太杂，焦点不准，而且三种形象都太俗滥，得来似太轻易。用意草率，又不能发挥主题的含意，这样的比喻只是一种装饰而已。类似的比喻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也有不少：
那晚月亮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了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也偶然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
小姑娘、处女、舞女、歌妹、少妇、美人、仙女……朱自清一写到风景，这些浅俗轻率的女性形象必然出现笔底，来装饰他的想象世界；而这些“意恋”（我不好意思说“意淫”，朱氏也没有那么大胆）的对象，不是出浴，便是起舞，总是那几个公式化的动作，令人厌倦。朱氏的田园意象大半是女性的，软性的，他的比喻大半是明喻，一五一十，明来明去，交待得过分负责：“甲如此，乙如此，丙仿佛什么什么似的，而丁，又好像这般这般一样。”这种程度的技巧，节奏能慢不能快，描写则静态多于动态。朱自清的写景文，常是一幅工笔画。
余光中虽不是专业批评家，但他对朱自清散文的批评超越了同行的研究成果。他对朱自清散文的另一批评是伤感滥情。早期新文学的作品常爱滥发感叹，《绿》就有这样的句子：“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展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其后尚有许多咿咿呀呀的句子。有佳作之誉的《背影》，其实仍有瑕疵，其一便是过于伤感。只有千把字的小品，作者先后流了四次泪，这有点煽情。时至今日，一个20岁的大男孩是不是还要父亲这么照顾，而一旦别离是不是会这么容易流泪，这使人怀疑。余光中认为，今天的少年应该多读点坚毅豪壮的作品，不必再三诵读这么哀伤的文章。
为什么朱自清散文会出现如此多缺陷呢？余光中从“艺术人格”的角度作出诠释。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扮演着或战士，或隐者，或浪子，或情人的角色。所谓风格，其实也就是艺术人格。艺术人格愈饱满，对欣赏者吸引力也就越大。艺术人格是作者人品的放大和升华，也可理解为补偿。从这种观点来看，朱自清散文是矛盾而有趣的。“一方面好用女性意象，另一方面又摆不脱自己拘谨而清苦的身份。”余光中辩证地看这种问题：“朱自清在散文里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这种风格在现实生活里也许很好，但出现在‘艺术人格’里却不见得动人”。
在重评新文学名家名作的系列文章中，《论朱自清的散文》是写得最有分量的一篇。此文不像抽样评郭沫若的诗满足于对照，而是升华出一段关于现代审美的妙论：
一位真正的现代作家，在视觉经验上，不该只见杨柳而不见起重机。到了70年代，一位读者如果仍然沉迷于冰心与朱自清的世界，就意味着他的心态仍停留在农业时代，以为只有田园经验才是美的，所以始终不能接受工业时代。这种读者的“美感胃纳”，只能吸收软的和甜的东西，但现代文学的口味却是兼容酸甜咸辣的。
余光中熟谙中国古典文学，又有外国文学之素养，视野开阔，思辨力强，所以能提出文学批评和欣赏不能停留在农业时代、不能满足于传统口味这样重要的问题。余光中批评《荷塘月色》，有人认为是砸了中学教师的饭碗，因而在内地中学语文教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语文老师批驳余光中的文章。可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朱自清散文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作为散文大师，朱自清还未达标。“只能说，朱自清是20年代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风格温厚，诚恳，沉静，这一点看来容易，许多作家却难于达到。他的观察颇为精细，宜于静态的描述，可是想象不够充沛，所以写景之文近于工笔，欠缺开阖吞吐之势。他的节奏慢，调门平，情绪稳，境界是和风细雨，不是苏海韩潮。他的章法有条不紊，堪称扎实，可是大致平起平落，顺序发展，很少采用逆序和旁敲侧击柳暗花明的手法。他的句法变化少，有时嫌太俚俗繁琐，且带点欧化。他的比喻过分明显，形象的取材过分狭隘，至于感性，则仍停留在农业时代，太软太旧。他的创作岁月，无论写诗或是散文，都很短暂，产量不丰，变化不多。”
余光中评朱自清的文章不同于眼下文坛上流行的用语尖酸、刁刻的酷评，而是出于作者一以贯之的严谨以及对文本的深入分析。《论朱自清的散文》最后说：置于近三十年来新一代散文家之列，他的背影也已经不高大了，在散文艺术的各方面，都有新秀跨越了前贤。朱自清仍是一位重要的作家。可是作家的重要性原有“历史的”和“艺术的”两种。例如胡适之于新文学，重要性大半是历史的开创，而不是艺术的成就。朱自清的艺术成就当然高些，但事过境迁，他的历史意义已经重于艺术价值了。他的神龛，无论多高多低，都应该设在二三十年代，且留在那里。今日的文坛上，仍有不少新文学的老信徒，数十年如一日那样在追着他的背影，那真是认庙不认神了。
有人敏感，认为余光中重评朱自清、戴望舒是要否定大陆新文学，以扬中国台湾文学。这种推测没有根据。余光中一直认为，要做一个中国作家，必须认识两个传统，一是《诗经》以来的大传统，二是“五四”以来的小传统。早期的新文学正是余光中的小传统，也是余氏少年时吸收的养分。余光中说：“我并未否定朱、戴的成就，只是想调整他们应享的地位。指责我的人似乎忽略了我对沈从文、徐志摩、卞之琳、冯至、辛笛、陆蠡、梁实秋等等的肯定。朱光潜是我的启蒙良师，他论诗谈文时那种清明的思路、优雅的气度、深入浅出的功力、文白交融的语法，都是我钦佩的典型，至于钱钟书，真正是学贯中西的大师，不作第二人想。”
余光中的评论文章，不似学院派喜欢掉书袋，以炫耀自己博学；也不在文章的末尾附上长长的注释，以表示语语有来历。对这种学院派的化妆术，余光中很不以为然，他虽然人在学府，却希望论文也能像创作那样别具一格：学问之上要求见识，见识之上更求文采。他的《评朱自清散文》，便是有学问，有见识，有文采的以批评为创作的出色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