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各类书籍如排山倒海奔来，任谁也读不完，这就要讲究方法。
美学大师朱光潜曾说，拿到一本新书，通常先翻一两页，如发现文字不够通顺，就激不起读的欲望了。余光中的读书经验也是如此。这不能认为是先入为主，因为文字都没有过关，怎能期望这位著者写出好书？当然，余光中更清楚，有些书文字不够流畅，内容却厚实，这也不可轻视；而有些文字流畅乃至生动的书，内容却浅薄，这亦不值得读。
余光中劝人们读书要读智慧之书。叔本华说过：“只要是重要的书，就应该立刻再读一遍。”一本书是否属智慧之书，值得人们再三诵读，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古代的文学经典之作就不用说了，今人的诗作也要看能否经得起读者再三玩味，反复咀嚼，不断印证。就余光中而言，“峨眉山月半轮秋”和“歧王宅里寻常见”，读了几十年至少也读了几百遍，却还想再读，故赵翼说“至今已觉不新鲜”对余光中不适用。“其次，散文、小说、戏剧，甚至各种资讯文章等等，只要是杰作，自然也都耐读。奇怪的是，诗最短，应该一览无余，却时常一览不尽。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读来废寝忘餐的许多侦探故事和武侠小说，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节取胜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说，很少依赖情节。诗最少情节，就连叙事诗的情节，也比小说稀薄，所以诗最耐读。”这里将诗与小说比较，的确很能说明问题，但认为小说吸引人的地方主要不靠情节，则值得讨论。
读书有众多方法，其一是遵循教科书的指导去读书。这种方法常常发生在求学时期，如余光中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按照某本文学史的指导，鼓起勇气读完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毕业参加工作后，余光中读书就没有这么被动了，尤其是后来五马分“尸”——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读书的时间就少得可怜。另一种方法是精读与泛读相结合。像智慧之书，均值得精读。对《诗经》、《离骚》以及李白杜甫的作品，余光中均采取再三诵读的态度。正因为熟读精读屈原赋，所以当他看到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白玉苦瓜时，便吟出“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这诗句是一种象征，“他那屈原般的对故国九死不悔的执着的爱，已全部凝聚到创造中国新诗艺术上，他要做承继屈原开创的伟大诗歌传统的‘肖子’，这是他作为‘茱萸之子’对乡土对祖国的大爱！”
精读有两种情形：一是主动精读，像雪莱、济慈、艾略特等人的作品，余光中随时随地读，自由度较大。二是被动地读，为完成评论任务或教课、翻译需要而精读。故评论家、教授、翻译家都是特殊的读者，被迫精读的读者。余光中在《分水岭上》曾说过一段妙语：“读者读诗，有如初恋。学者读诗，有如选美。诗人读诗，有如择妻。”作为精读者的余光中，他读诗时一会儿有如“选美”，一会儿又有如“择妻”。精读时最烦人的是软封面的平装书，由于反弹力强，使用时要用手去镇压。遇到写评论时需众多的参考书，就动员放大镜、墨水瓶、字典乃至台灯一起去压书。碰到这种情况，余光中说他恨不得自己的书桌大到像乒乓球桌，或是扇形桌，自己就坐在那扇柄的焦点。
“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这“不看完”不等于没有看，也就是说泛读过了。对一些大学者来说，泛读是精读的妥协。限于时间和机缘，许多好书只能草草掠过，无法深读。不过，这点头之交似的掠读，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因为一旦要精读，才能知道书的位置，很多精读正源于这种粗读，粗读之网撒得愈宽愈好。至于朋友送的书，有的由于内容不对路，或书名和装帧设计很俗气，根本激不起读的欲望；有的出于礼貌勉强接受下来，也不准备拜读，就是读也往往一目十行。
为解忧而读书。余光中认为：读诗，不失为解忧的好办法。不是默读，而是读出声来，甚至纵情朗诵。年青时就不用说了，就是到了晚年忧从中来时，余光中仍会朗诵雪莱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阴》，竟也有登高临远面向海雨天风划然长啸的气概。一旦朗诵完毕，余光中顿时感到胸口的压力减轻许多。但余光中更常做的，是曼吟中国古典诗词。忧从中来，五言绝句不足以抗拒。七言较多回荡开阖，效力大一些。最尽兴的，是狂吟起伏跌宕的古风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或“人生千里与万里”，当然要神旺气足，不得嗫嚅吞吐，而每到慷慨激昂的高潮，真有一股豪情贯通今古，太过瘾了。不过，能否吟到惊动鬼神的程度，还要看心情是否饱满，气力是否充沛，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尤其一个人独诵，最为忘我。拿来当众表演，反而不能淋漓尽致。1984年年底在台北，余光中演讲《诗的音乐性》，前半场空谈理论，后半场用国语朗诵新诗，用旧腔高吟古诗，用粤语、闽南语、川语朗诵李白的《下江陵》，最后以英语诵纳什的《春天》，以西班牙语诵洛尔卡的《骑士之歌》与《吉打吟》。可惜那天高吟的效果远不如平日独吟时那么浑然忘我，一气呵成；也许因为那种高吟的声调是余光中最私己的解忧方式吧。
为交友而读书。现代人时间有限，不可能维持庞大的通讯网。读书便是交友的延长。通常交友，只能以认识的人为对象，而这些人中可以做朋友的人并不是很多，至于读书，便可扩大交友面，包括交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异地乃至外国朋友，交健在的乃至不在人间的朋友，比如早已作古的莎士比亚，余光中居然可以给他写信；李白也早已仙逝，可余光中居然可以和他同游高速公路。“英国文豪约翰逊说：‘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帮助读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过来说，读书的目的也在加强对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对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对学外文教外文的人来说，翻译也是解忧的良策。译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译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而如果那是一部长篇巨著，则分享的时间就更长，神灵附体的幻觉当然也更强烈。法朗士曾说好批评家的本领是“神游杰作之间而记其胜”；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之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武陵人只能独游桃花源，翻译家却能把刘子骥带进洞天福地。余光中译《梵高传》，就是解忧的典型例子。
为怡情养性而读书。这种读书方法，既不为求知所困，也不为功名所累，纯粹是一种休闲方式乃至娱乐方法。如果说余光中翻译《梵高传》是为了解忧，那么，翻译《不可儿戏》便能取乐。这出戏（原名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是王尔德的一小杰作，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像一个空水泡一样娇嫩”。王尔德写得眉飞色舞，余光中也译得眉开眼笑，有时更笑出声来，达于书房之外，家人问余光中笑什么，余如此这般地口译一遍，于是全家都笑了起来。1984年6月，杨世彭把此剧的中译搬上香港的戏台，用国语演了五场，粤语演了八场，丰收了满院的笑声。坐在一波又一波的笑声里，作为的译者余光中忘了两个月伏案的辛劳。
和怡情养性相联系的一种读书方法是不读书而“玩书”。作为一位资深的书呆子，余光中在读书的同时常常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的典雅，《现代丛书》的端庄，《袖珍丛书》的活泼，《人人丛书》的古拙，《花园城丛书》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的书）怪好闻的纸香味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玩书之所以是读书的一种方法，是因为这种方法寓玩于读。乍看起来，书的内容未很好读进去，但玩书玩得多，余光中便相当熟悉这些未读进去的书。一旦要参考某一观点，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信手拈来。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如梵高的画集，康明思的诗集，就需要玩久了才能玩熟。
比起有些人的书房书籍整理得井然有序，余光中的书却摆得不那么整齐划一，有些乱像：不要的书就在眼前，需要急用的书却神秘失踪，等你不用时又突然出现。余光中常常在书海中为寻找一本书而不可得，便长叹一声说：“什么井然有序，根本脱序无序！”因而有人劝余光中把书整理一下，以便让其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可余光中回答说：“不可能，不可能！”对一位书呆子来讲，理书纯属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烦事，同时也消耗时间，影响写作进度。此外，理书对余光中来说还带一点回忆的哀愁：“诺，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1952年4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1959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读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凡是从事创作或科学研究的人，书都不可能放得整整齐齐。读书人宁愿书多得成灾，也不愿它少得寂寞。“从封面到封底，从序到跋，从扉页到版权的现实，书的天地之大，绝不止于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那美丽的扉页一开，真有‘芝麻开门’的神秘诱惑，招无数心灵进去探宝。”正因为余光中嗜书如命——“为学问着想，我看过的书太少；为眼睛着想，我看过的书又太多了。这矛盾始终难解。”所以书斋闹书灾是常有的事。鉴于许多书无处存放，故余光中曾对他的太太说：“总有一天，我们车尾的行旅箱也要用来充书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