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诗经》重在反映与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创作传统，以及赋、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的灵活交叉运用，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常认为，《诗经》是孔子整理、删改而成。余光中认为此说难以成立。但儒家推行诗教，以《诗经》为范本，则是定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所载孔子的这种诗观，即使在二千多年后，仍圆通可取。兴和怨，照顾到别人的感情，观和群，则强调社会的意义——合而论之，则言志和载道，浪漫和写实，似乎都兼顾到了。朱熹《诗经集注》一开卷便说明：“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这种做法，多少具有寻求客观真相的企图，和纯由主观出发的政治宣传有一定的距离。
余光中不仅谙熟朱熹等人对《诗经》的评价，而且还努力从《诗经》中吸取创作灵感，化《诗经》的诗意于现代散文之中。
余光中有两篇散文的题目直接来自《诗经》的名句：《在水之湄》、《宛在水中央》。后者写的是结交近二十年仍友谊常青的“文坛兄弟”夏菁。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文坛，不少齐名的至交为了在文坛争霸终于刈席分手、形同路人的情况经常可以看见。余光中由此感叹：寻找一对二十载不渝的同伴，不会比在好莱坞寻找一对二十载尚未离婚的星侣更容易吧？
余光中与夏菁性格并不完全一致：“我风雨如晦，他水波不兴。我怒目作金刚，他低眉成菩萨。”余光中的论敌给余氏的评语为“无霸才而有霸气。”其实，比夏菁来，余光中的才气要高得多，“霸气”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夏菁有容且无欲，故两人不会由此产生矛盾。对这位谦谦君子，余光中套用《诗经》的话赞扬他：
在西方，他是一位处处可以为家但时时不忘忧国的世界公民。宛在水中央，在异国的一小岛屿上，他是一洒自给自足的喷水池。
另一篇《在水之湄》写的是杨牧。杨牧于60年代初用“叶珊”的笔名出过一本《水之湄》，这是他诗生命中的第一块里程碑，并由此获得了“婉约派”的称号，故余光中在文中开头称叶为“水湄的诗人”：
惜乎水湄的诗人始终在水湄，不是醉卧太平洋畔，便是行吟大西洋滨，而我，一直山隐在丹佛；波上，石下，握手言欢的机会依然恨少。
作为余光中的挚友叶珊，和余光中相同之处不少：两人都右手为诗，左手成文，都有一只可疑的第三手，伸向翻译和批评。都向艾奥瓦河饮过洋水，都成了白笔化雨以滋青青子矜的人师，一句话，都属于“学院派”。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爱好是喜欢摇滚乐，心仪异国披发朗吟的诗人。两人相远之点亦复不少，余光中如是说：“譬如挥笔行文，他绝少泄露原名，我绝少遁迹笔名。他豪饮如长鲸吞海，我酒量十分迷你。他顾盼之间，富于名士风味，虽未深入希癖之境，对于理发业的生意，亦殊少贡献；我的生活，相形之下，就斯巴达得多。”
晚年余光中与叶珊虽然还有往来，但总不能像在美国丹佛那样靠舌粲莲花让叶珊留下来陪他，更不可能像早期那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在1999年评选“台湾文学经典”时，杨牧的散文与诗同时入选，而余光中只入选了诗集。这样对余光中显然不公正，但至少可以说明，两人的文学成就可比一高低。如果有人做杨牧与余光中比较论，《在水之湄》是非读不可的。早期的余光中与叶珊不仅在美国任教时频频约会，而且因为同在蓝星星座出没的缘故，诗来诗往甚多，因而余光中对叶珊的为人和诗风甚为了解。他这样一语中的评价叶珊的诗：“落笔便作满纸云烟，不让杜步西独步西方。他的句子纯以曲线构成，很难拉直成散文。他的散文自成一家，闲闲运笔，轻轻着墨，‘内功’颇深。”
余光中这篇以《诗经》句子作题的散文，虽然没有像《催魂铃》、《我的四个假想敌》那样脍炙人口，但作为微型的作家论，还是非常精彩的。
余光中在《从母亲到外遇》中，曾用风趣的比喻形容自己的经历：“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关于头一句，他这样解释：“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洲，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歇着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魂散，被西潮淘空。”其中屈原之魂，他就多次在自己的诗文中低呓过，狂呼过。
1993年，笔者和余光中一起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在会上，他作了一个主题演讲：《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他说：人们现在用原子笔不用毛笔了，因而这个题目只是个象征：“中国的作家，无论哪个地区的，如果都能回溯上游，那个源头就是汨罗江了。屈原是我们中国最早最伟大的作家、诗人。我们溯本追源，都回到屈原的面前。”
由于纪弦倡导的现代诗运动有“横的移植”之说，因而有人认为台湾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断了根。一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其西化之风也和台湾一样劲吹。余光中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诗魂在南方》中说：“屈原一死，诗人有节。诗人无节，愧对灵均。滔滔孟夏，汨徂南土，今日在台湾、香港一带的中国诗人，即使处境不尽相同，至少在情绪上与当日远放的屈原是相通的。”
之所以“在情绪上与当日远放的屈原是相通的”，是因为余光中与屈原的文化身份、心境上的契合认同，正如杨景龙所说：屈原遭受流放、行吟泽畔的经历，“国无人莫吾知兮”的孤臣孽子的被遗弃感，和他对祖国、故乡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无限热爱之情，都让余光中产生共鸣。……余光中的大半生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漂泊感、异乡感始终如影随形般伴随着他，四川对出生在南京的少年余光中来说是异乡，台湾对家在大陆的余光中来说也是异乡，香港对定居台湾的余光中来说还是异乡，而美国新大陆对华人余光中来说更是异乡。故乡和祖国不仅是地域的，而且是文化的，对从小谙熟经典的诗人余光中来说，故乡和祖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文化和诗词文化的，“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独白》）。迫于时世离乡去国的余光中，置身满目异俗的异国他乡，常有一种文化放逐感，他无法割舍对家乡祖国的真挚情恋，所以他无法不想到屈原并自比屈原。余光中回顾数度旅居美国的经历时曾说：“远适异国，就算是待遇不薄，生活无忧，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充军’。”作为诗人，强烈体验到的漂泊放逐感，使他与屈原身份和心境上达成了深刻的认同。他的《新大陆之晨》写道：
零度。七点半。古中国之梦死在新大陆的席梦思上。……早安，忧郁。早安，寂寞。早安，第三期的怀乡病！早安，夫人们，早安！烤面包，冰牛奶，咖啡和生菜在早餐桌上等我们去争吵，去想念燧人氏，以及豆浆与油条。……然后走进拥挤的课室，在高鼻子与高鼻子，在金发与金发，在Hello与Good morning之间，坐下，且向冷如密歇根湖的碧瞳碧瞳与碧瞳，照出五陵少年的影子，照出自北回归线移植来的相思树的影子。然后踏着艺术馆后犹青的芳草地（它不认识牛希济），穿过爱奥华河畔的柳荫（它不认识恒温），向另一座摩天楼（它不认识王粲）。
诗句所表达的，也就是流放南楚的屈原在《涉江》中深致感慨的“哀南夷之莫余知兮”之意。“这种以种族和文化龌龊为底蕴的光锐刺人的异乡感，几乎无处不在，从卧具到早餐到语言到长相到环境都能引起游子条件反射般的身在异乡的感觉，唤醒并强化游子的种族、文化归属意识，也就是家乡意识和祖国意识。所以，远渡重洋，处身新大陆，他的中国意识特别强固，对异国他乡有着一种本能的排拒心理”，以至成了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余光中写屈原的诗，有五首：《淡水河边吊屈原》、《水仙操》、《漂给屈原》、《凭我一哭》、《召魂》。最早的一首是作于1951年的《淡水河边吊屈原》，写得较稚嫩，但体现了作者对屈原的崇敬之情：
青史上你留下一片洁白，朝朝暮暮你行吟在楚泽。
江鱼吞了二千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
太史公为你的投水太息，怪你为什么不游宦他国？
他怎知你若是做了张仪，你不过流为先秦一说客！
但丁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
怎撼动你那悲壮的楚辞？
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
你一直活到千秋万世！
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
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
那浅浅的一弯汨罗江水
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
子兰的衣冠已化作尘土，
郑袖的舞袖在何处飘舞？
听！
急鼓！可爱的三闾大夫！
滩滩的轮船在为你竞渡！
我遥立在春晚的淡水河上，
我仿佛嗅到湘草的芬芳；
我怅然俯吻那悠悠的碧水，
它依稀流着楚泽的寒凉。
最后一节写作者在淡水河上“仿佛嗅到湘草的芬芳”，是因为在那戒严的年代，诗人读不到五四以来的优秀诗作，只好在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来慰藉自己干涸的心灵。这说明作者在读但丁和荷马史诗时，仍不忘从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中吸取养分。
下面是作于1973年端午的《水仙操——吊屈原》：
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
一种高贵的绝症
把名字投在风中的
衣带便飘在风中
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
美从烈士的胎里带来
水劫之后，从回荡的波底升起
犹佩青青的叶长似剑
灿灿的花开如冕
钵小如舟，山长水远是湘江
开头写屈原不愿受小人谗言的包围，以爱国忧民的姿态“把影子投在水上”，“把名字投在风中”而惨死。“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是写汨罗江中沉没了一个屈原，使中国文化少了一个精英，而多了一份珍贵的遗产。“水劫之后”的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棵大树，“从回荡的波底升起”的《离骚》，给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像水远山长一样哺育了我国众多作家和诗人。
下面是收入《与永恒拔河》集中的《漂给屈原》：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
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
你恒在鼓声的前方引路
哀丽的水鬼啊你的漂魂
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
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
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
冤缠荇藻怎洗涤得清？
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
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
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
汀芷浦兰流芳到现今
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
你流浪的诗族诗裔
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
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
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
作者从龙舟竞渡写到哀丽的水鬼，从湘水悠悠写到更远的海峡，全靠一个“漂”字。屈原的诗篇之所以能漂洋过海，流芳到现在，影响无数海内外华文作家，全靠他灵魂的纯净和高洁，靠自沉江水的英烈气节。末尾写“灿灿的花开如冕”，是进一步强调屈原的文章不朽。
余光中有挥之不去的“屈原情结”。1980年端午又写有《竞渡》。写于1993年的《凭我一哭》，再一次为屈原呐喊和招魂。
1999年9月，余光中去湖南岳麓书院演讲。他到湖湘大地去寻“蓝墨水的上游”，去寻文化之根，去找诗歌之魂。当他来到位于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汨罗江，他急速地去他的蓝墨水上游凭吊，去屈子祠朝圣。他在招屈亭前伏地叩首，对屈原顶礼膜拜。当数十年的梦寐神游变成了亲历壮游，他的心潮就像洞庭湖水那样涌来。李元洛在《笔花飞舞——余光中湘行散记》中写道：
在“天问坛”屈原双手高举问天的塑像前，余光中也作双手高举抬头而问之状，请人摄影留念，并说：“他问天，我问他！”在“骚亭”登高眺望夕阳西下中的汨罗江，本来四周草木静谧，忽然一阵急风吹来，风萧萧兮汩水寒，余光中感慨道：“忽来一阵悲风，这是屈原的作品《悲回风》吧？”在屈子祠中的屈原像前，余光中献上鲜花一束，低首下心鞠躬良久，神情至为庄严肃穆，这该是他视为“朝圣”的仪式吧。……主人请余光中题辞，余光中说：“我来汨罗江和屈子祠，就是来到了中国诗歌的源头，找到了诗人与民族的归宿感。回台之后，我应该有好的诗文向屈原交卷。”沉思有顷，他以多年来一笔不苟的铁划银钩，在宣纸上挥写了如下的断句：
烈士的终站就是诗人的起点？
昔日你问天，今日我问河
而河不答，只水面吹来悲风
悠悠西去依然是汨罗
2005年6月，77岁的余光中应大陆有关方面的邀请，到岳阳参加国际龙舟节。在会上，余光中带领众人齐诵他写的《汨罗江神》。在《世界有条汨罗江》的歌声中，余光中焚祭屈原诗文，并与众人一起向江中抛掷粽子，将人们对屈原的怀念之情推向高潮。
黄维梁在一篇论文中谈到：“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白玉苦瓜》是余光中的一本重要诗集。它的书名，是当代与古典的结合，是生命与艺术的溶合。受日月精华、山川灵气孕育的白玉苦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余光中本人的象征。作者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云：
少年时代，笔尖所沾，不是希颇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也无非1842的葡萄酒。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大陆，去沾汨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隔着千年，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杠。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在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自鉴。这样子的历史感，是现代诗重认传统的途径之一。现代诗的三度空间，或许便是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加上纵横相交而成十字路口的现实感吧。
在此诗集出版的前两年，余光中写了发思古之幽情的《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涛腾跃成千古太阳升火，月亮沉珠哪一波是捉月人？哪一浪是溺水的大夫？”一年前则写了以无情的长臂射杀匈奴的《飞将军》李广，另还写了和陈子昂唱对台戏的《诗人》。以前他的笔基本上不沾汨罗的悲涛，这回也写了几首怀古咏史的诗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白玉苦瓜》内还有《守夜人》和《呼唤》，被流沙河喻为“互为表里的这两首诗，拿去注解前引的那段话，岂不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