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哥伦比亚圣菲波哥大国立罗萨里奥大学的教授和行政管理者邀请我前去给他们讲讲彼得·德鲁克。这所古老的大学始建于1653年，是由罗马天主教徒和学者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授意下建立的，它比第一所美国大学（始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只晚了几年。罗萨里奥大学源远流长，在哥伦比亚历史上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被人们称为“共和国的摇篮”。这所学校培养出了28位哥伦比亚总统。还有人指出，在学校开始有精确的记录之前，可能还有几位总统也曾经在这里读过书。被邀请到这样一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学校来演讲，对我来说，绝对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
我的《跟德鲁克学管理》（A Class With Drucker）一书，最近刚刚翻译成西班牙语，在圣菲波哥大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当然那是因为彼得·德鲁克在商业领域的真知灼见。在哥伦比亚，像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除了参加早上的演讲之外，我还和我的同事（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大学彼得·德鲁克和伊藤雅俊管理学院的约瑟夫·马洽列洛教授）一起参加了小组讨论，讨论了德鲁克的教诲。在那个小组讨论会上，有一个高层管理者已经通读了我的这本书，他评论说，他曾经读过德鲁克写过的很多书，在他将德鲁克的书和我的书进行对比之后，他发现了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读完了我的书后，他可以很容易地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德鲁克倡导的各种理念。我对他表示了感谢，并且指出他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很可能是因为在将德鲁克著作的英文翻译成西班牙语时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当然，我也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褒奖，而且准备一回家就将他的原话转告给我的妻子。
沉思了良久之后，我开始试图去理解他想要表达的真正意思。并不是说德鲁克的文笔不好，而恰恰相反，早在成为咨询师之前很久，德鲁克就已经开始为满足大众口味的杂志写稿了，而且是以此为生。也不是说德鲁克在写作时过于言简意赅了。事实上，不管是演讲还是著述，德鲁克都是非常具体、非常有针对性的。尽管德鲁克绝对是以应用为导向，而不是以理论为导向的，但是他确实更聚焦于做什么，而很少会涉及具体该如何做。
在他的咨询工作报告中，很显然，德鲁克更是不做任何具体的解释。曾经有一次他的一个客户跟我抱怨说，要真正理解德鲁克是非常困难的：“他完全不同于其他咨询师，他既不告诉我们究竟该做什么，也不告诉我们究竟该如何做。相反，他总是会问一些问题，并且认定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找到答案。”他接着继续解释道：“最终，我们意识到，他的这种咨询技巧是极其有效的，而且，这种技巧背后隐藏着他的天才和智慧。他让我们自己去把握他的理念。在我们真正实际运用他的理念时，这种做法的好处更大。但是，一开始确实是很难马上见效的，而且，如果纯粹基于他的著述来做的话，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更加无从下手。”
我在专业写作领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与我在空军中的导航专长有关。这个任务的初衷是为航空杂志撰稿，要提供清晰的指令，能够让不同国家的飞行员都读懂并且理解。写作方面的这一简单目标后来被我一直沿用到我关于商业、管理和战略方面的图书中。那就是更加重视“如何做”，因为关于“如何做”的讨论从来都比关于“做什么”的讨论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掌握。因此，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你在本书中也将发现对“如何做”的重视。
德鲁克对人和人在其中工作的组织机构都有着深刻的洞察，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洞察都体现为简单得带有某种欺骗性的真理和极其敏锐的预见。有很多概念，例如授权、外包、知识工作者的崛起、将员工视为企业资产、关注客户和营销有别于推销等，都是德鲁克最早提出来的，甚至在有些概念成为人人接受的真理之前几十年，他就已经提出来了。同样，他在好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我们当今正在经历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挑战。
我在本书中所做的，无非是尽可能地挖掘德鲁克卷帙浩繁的著作，从中总结出40个最重要的概念和真理。这些概念和真理是解决真实世界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今日世界中构成有效管理和卓越领导力的根本所在。但是，我也将他的理念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本书中，我要解释清楚的，不仅是“推行他的理念需要做些什么”这个问题，而且还包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具体如何来操作。如果本书中有任何错误或不当之处，那都是本人造成的。真正的天才只有一个，那就是德鲁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