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春暖花开的清明节，司马家的十九颗人头还悬挂在福生堂大门外的木架子上。木架子用五根粗大、笔直的杉木搭成，形状似一架秋千。人头用铁丝拴着，悬挂在横木上。尽管乌鸦、麻雀、猫头鹰几乎啄光了头颅上的肉，但还是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司马亭老婆的头、司马亭的两个傻儿子的头、司马库大老婆、二姨太、三姨太的头、三个女人生下的九个儿女的头和正在司马家串亲戚的司马库三姨太的爹娘和两个弟弟的头。遭劫后的村子死气沉沉，幸存的人们都像鬼魂，白天躲在黑暗中，夜晚才敢出来活动。
二姐一去不复返，没有半点音信。她扔下的男孩带给我们无穷的烦恼。我们躲在地道里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为了不把他饿死，母亲只好给他喂奶。他张着大嘴，瞪着大眼，贪婪地吸着属于我的乳房。他的食量惊人，把两个乳房吸成了干瘪的皮口袋，还咧着嘴哭泣。他的哭声像乌鸦，像癞蛤蟆，像猫头鹰。他的神情像狼，像野狗，像野兔子。他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霸占母亲乳房时，我痛哭不止；我夺回乳房时，他大哭不休。他哭嚎时竞然睁着眼睛。他的眼睛像蜥蜴的眼睛。该死的上官招弟抱回了一个蜥蜴生的妖精。
在双重折磨下，母亲的脸浮肿，惨白，我恍惚感到她的身上抽出许多鹅黄色的芽苗，就像萝卜窖里那些越过漫长冬季的萝卜。最先抽芽的地方，是母亲的双乳，从那数量越来越少的乳汁里，我已尝到了糠萝卜的味道，司马家那个混帐小子，你难道就尝不到这可怕的味道？属于谁的谁珍惜，但我已经无法珍惜了。我不吸必被他吸。宝葫芦、小鸽子、瓷花瓶，你表皮枯槁，水分减少，血管青紫，奶头发了黑，有气无力地垂下来。
为了我跟那小混蛋的生命，母亲带着姐姐们，大胆地钻出了地窖，回到阳光普照的人间。我们家东厢房里的麦子没有了，驴和小骡没有了，锅碗瓢盆都成了碎片，神龛里的瓷观音成了无头尸首。母亲忘记拿下地窖的狐狸皮大衣、我与八姐的猞猁皮小袄也不见了。姐姐们须臾不离身的皮毛衣服保住了，但毛根腐烂，一片片脱落，这些衣服使她们成了遍体癞疮的野兽。上官吕氏卧在西厢房的磨盘下，啃光了母亲临下地道前扔给她的二十个萝卜，屙出一大堆卵石般的硬屎。母亲进去看她时，她抓起那些硬屎蛋投过来。她的脸皮像冻烂的萝卜，白发纠缠成绳子，有的直竖着，有的拖到背上。她的眼睛里放出绿光。母亲无奈地摇摇头，把几个萝卜放在她的面前。日本人——也许是中国人——留给我们的，只有半窖抽了黄芽的糠萝卜。母亲绝望了，找出一个没被打碎的瓦罐，瓦罐盛着上官吕氏珍藏的砒霜。母亲把这些红色的粉末倒进萝卜汤里。砒霜溶化，汤面上漂浮着一些彩色的油花子，一股腥臭的气味蹿上来。她用木勺子搅着萝卜汤，搅匀了，盛起来，慢慢地倒，一线浑浊的液体，沿着木勺的缺口，哗哗地注到锅里。母亲的嘴角怪异地抽动着。母亲把一勺萝卜汤倒在一只破碗里，说：“领弟，把这碗汤端给你奶奶。”三姐说：“娘，你在汤里加了毒药？
”母亲点点头。“要把奶奶毒死？”三姐问，“大家一块死。”母亲说。姐姐们齐声哭起来，连瞎眼的八姐，也跟着哭。她的哭声细弱，像只小蜜蜂，那两只又大又黑、却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里，盈着泪水。八姐是凄惨中的最凄惨，可怜中的最可怜。“娘，我们不愿死……”姐姐们哀求着。我也跟着哼唧：“娘……娘……”母亲说：“可怜的孩子们……”她大声地哭起来，哭了好久，我们伴着她哭。母亲响亮地擤擤鼻涕，把那只破碗连同碗里的砒霜汤，扔到院子里。她说：“不死了！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母亲说完，挺直腰板，率领着我们，走上大街，寻找吃食。我们一家，是村子里首先出现在大街上的人。起初看到司马家的人头时，姐姐们还有些害怕，几天后便熟视无睹。司马家的小混蛋在我母亲的怀抱里，与我遥相呼应，母亲曾指着那些人头对他悄声说：“可怜的孩子，好好记住吧。”
母亲和姐姐们走出村子，在苏醒的田野里挖掘那种白色的草根，洗净捣烂，煮成汤喝。聪明的三姐挖掘田鼠的巢穴，除了能捕到肉味鲜美的田鼠，还能挖出它们储存的粮食。姐姐们还用麻绳编织了渔网，从水塘里捞上苦熬了一冬变得又黑又瘦的鱼虾。有一天，母亲尝试着把一勺鱼汤倒进我的嘴里，我毫不犹豫地便吐了出来，并放声大哭。母亲把一勺鱼汤倒进司马家那个混小子嘴里，他竟然傻乎乎地咽了下去。母亲又喂他一勺，他又咽了。母亲兴奋地说：“好了，这个冤孽，倒底能自己吃东西了。你呢？”母亲望着我，说，“你也该断奶了。”我恐惧地抓住了母亲的乳房。
在我们的带动下，村子里的人们出动了。田鼠们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接下来便是野兔、鱼、鳖、虾、蟹、蛇、青蛙。广阔的土地上，活着的东西，只剩下有毒的癞蛤蟆和长着翅膀的飞鸟。如果不是大量的野菜及时长出，村里的人大半都要饿死。清明节过后，鲜艳的桃花败落，田野里蒸气袅袅，土地喧腾，等待着播种，但我们没有了牲畜，没有了种籽。待到沼泽地的水汪里、圆形的池塘里、湖边的浅水里都游动着肥胖的蝌蚪时，村里的人开始流亡。四月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走了，但到了五月里，大部分人又重返故乡。樊三大爷说，这里毕竟还有野草野菜可以充饥，别的地方连野草野菜都没有。到了六月里，有许多外乡人也来到了这里。他们睡在教堂里，睡在司马家的深宅大院里，睡在废弃的磨坊里。他们像饿疯了的狗，抢夺着我们的食物。后来，樊三大爷纠集村里的男人，发起了驱赶外乡人的活动。樊三大爷是我们的领袖，外乡人也推举出自己的领袖——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他是捕鸟的能手，腰里别着两把弹弓，肩上斜挎着一个口袋，口袋里装着用胶泥捏成的泥丸，三姐亲眼看到过他的绝技：有两只鹧鸪在半空中追逐着交尾，他拔出弹弓，根本没有瞄推，似乎是随随便便地射出—个泥丸，一个鹧鸪便垂直地落下来，恰好落在我三姐脚下。鹧鸪的头被打得粉碎。另一只鹧鸪惊叫着往空中钻，那人又射出一丸，鹧鸪应声落地。那人捡起鹧鸪，走到我三姐面前。他看看我三姐。我三姐用仇恨的目光看着他。樊三大爷已到我家进行过驱逐外乡人的宣传，煽起了我们对外乡人的仇恨。那人非但没捡我三姐脚前那只鹧鸪，反而把手里那只鹧鸪也扔了过去。他一声没吭就走了。
三姐捡回了鹧鸪，让母亲吃上了鹧鸪肉，让姐姐们和司马家的小混蛋喝上了鹧鸪汤，让上官吕氏吃上了鹧鸪骨头。她咀嚼骨头的声音很响：嘎嘣！嘎嘣！三姐保守了外乡人赠鹧鸪的秘密。鹧鸪很快变成味道鲜美的乳汁，进入我的胃肠。有几次，母亲曾试图趁我睡着时把乳头塞到司马家的小男孩嘴里，但他拒绝接受。他吃着草根树皮成长，食量惊人，只要塞到他嘴里的东西，他都一律咽下去。“简直像一头驴”，母亲说，“他生来就是吃草的命。”连他拉出的粪便，也跟骡马的粪便一样。而且，母亲还认为他生着两个胃，有反刍的能力。经常能看到，一团乱草从他肚子里涌上来，沿着咽喉回到口腔，他便眯着眼睛咀嚼，嚼得津津有味，嘴角上挂着白色的泡沫，嚼够了，一抻脖子，咕噜一声咽下去。
村里人发起了与外乡人的战斗。先是樊三大爷去跟他们说理，礼请他们出境。外乡人推举出的代表、就是赠我三姐双鹧鸪的、人称鸟儿韩的捕鸟专家。他按着腰间的双弹弓，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说这高密东北乡原本是无主的荒地，大家都是外乡人，你们住得，我们为什么住不得？话不投机，很快便吵起来，吵到激烈时，便开始拉拉拽拽、推推搡搡。村里一个冒失鬼，人送外号痨病六的，从樊三大爷身后冲出来，抡起铁棍，对准鸟儿韩老娘的脑袋便是一棍，那老婆子脑浆迸流，断气身亡。鸟儿韩哀嚎一声，好像受伤的狼。他从腰里拔出弹弓，弹指间射出两颗泥丸，打瞎了痨病六的双眼。接下来是一场混战，外乡人渐露败势，鸟儿韩背着老娘尸首，且战且退，一直退到村西大沙梁子下。鸟儿韩放下母亲，拔下弹弓，装上一颗泥丸，瞄着樊三大爷说：“当头的，不要赶尽杀绝吧？兔子急了也咬人！”言未毕，嗖溜一声，一颗泥丸射中樊三大爷左耳。鸟儿韩说：“看在都是中国人份上，我留你一条命。”樊三大爷捂着豁成两半的左耳，一声不吭地退了。
外乡人在沙梁子下搭起了几十个窝棚，争得了立足之地。十几年后，这里便成了一个村庄。又过了几十年，这里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大镇，房屋与大栏镇几乎连成—片，中间只隔着一个大池塘，一条小路。九十年代，大栏镇撤镇设市，沙梁子镇变成了大栏市的湾西区。到那时这里会有一个亚洲最大的东方鸟类中心，许多在国家动物园里都难觅踪影的珍稀鸟类，可以在这里买到。当然，买卖珍稀鸟类的活动是半秘密地进行的。鸟类中心的创始人，就是鸟儿韩的儿子鹦鹉韩，他依靠饲养、繁殖、培育新品种鹦鹉发家致富，并在他老婆耿莲莲的帮助下大出风头，然后锒铛入狱。
鸟儿韩在沙梁上埋葬了母亲，提着弹弓，操着异乡口音，在大街上骂了两个来回。他向村人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现在是光棍一条，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希望大家能相安无事。有痨病六瞎掉的双眼和樊三大爷的豁耳朵为例，村里人谁也个愿再去出头。何况，我三姐说，人家把娘的命都搭上了。
从此，外乡人和村里人便心存芥蒂和平相处了。我三姐与鸟儿韩几乎每天都在初次相赠双鹧鸪的地方相遇，起初还像偶然相逢，后来便成为田野约会，不见不散。三姐的双脚把那块地方踩得寸草不生一片白净。鸟儿韩每次都不说话，扔下鸟儿便走。有时是两只斑鸠，有时是一只野鸡，有一次，他扔下了一只身高背阔、足有三十斤重的大鸟。三姐费了很大劲儿才把那鸟背回家，连见多识广的樊三爷也不知这只鸟的名字。我只知道那大鸟的肉味无比鲜美，当然我是通过母亲分泌给我的乳汁间接地知道了那鸟肉的鲜美。
樊三爷依仗着他与我们家的亲密关系，特别提醒母亲注意我三姐与鸟儿韩的关系，他的话说得质量低劣，味道腐臭：“侄媳妇，您家三姑娘与那个捕鸟的……啊，伤风败俗，村里人都看不下去啦！”母亲说：“她才多大呀！”樊三大爷说：“你们家的女儿，跟别人家的不一样。”母亲顶了他一句：“让那些嚼舌根子的人下地狱去吧！”
尽管母亲顶了樊三，但当三姐提着一只半死不活的丹顶鹤归来时，母亲还是严肃地与她进行了谈话。“领弟，”母亲说，“咱不能再吃人家的鸟了。”三姐直着眼问：“为什么？他打只鸟儿比捉个虱子还容易。”母亲说：“再容易也是人家捉的。你难道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的道理？”三姐说：“等我将来还他就是了。”母亲说：“你拿什么还？”三姐轻松地说：“我嫁给他。”母亲严厉地说：“领弟，你两个姐姐，已经把咱上官家的脸丢尽了，这次，我说啥也不能听你的。”三姐愤愤地说：“娘，你说得轻巧，如果不是鸟儿韩，他能有这样么？”三姐指指我，又指指司马家的小男孩，“还有他。”母亲看着我丰润的脸和司马家小子红红的脸，无语可对，憋了一会儿，说：“领弟，从今以后，咱说啥也不能吃他的鸟了。”
第二天，三姐背回来一串野鸽子，赌气地扔在母亲脚下。
转眼间便到了八月，成群的大雁从遥远的北方飞来，降落到村子西南方向的沼泽地里。村里人和外乡人运用钩钓、网苫等古老的方式，猎获着大雁。起初人们收获颇丰，致使村子里大街小巷处处飘着雁毛，但大雁们很快就学精了，它们栖息在沼泽地淤泥最深、连狐狸都难以立足的中间地带，使人们的种种诡计统统落空。只有三姐，每天总能提回一只雁，有时是死的，有时是活的，鬼知道鸟儿韩用什么方法捕获了它们。
面对着严酷的现实，母亲只有妥协。因为不吃鸟儿韩赠送的鸟，我们将缺乏营养，像村里大多数人一样，浮肿、气喘，双眼如鬼火一样闪烁不定。而吃了韩的鸟，无非是继鸟枪队长和毁桥专家之后，再来一个捕鸟专家做女婿。
八月十六日上午，三姐又去原地领鸟，我们在家企盼着。大家都有点吃腻了带青草味儿的雁肉，盼望着鸟儿韩给我们换换口味，不敢奢望三姐再背回一只那种肉味鲜美的大鸟，但提回几只野鸽、鹌鹑、斑鸠、野鸭，总是可能的吧？
三姐空手而回，双眼哭得像桃子一样。母亲急问原故，三姐说：“鸟儿韩被一群身穿黑衣、佩着长枪，骑着自行车的人捉走了……”
一同被捉的，还有十几个青壮男人。他们被捆成一串蚂蚱。鸟儿韩奋力挣扎着，双臂上发达的肌肉鼓得像气球一样。兵们用枪托子捣他的屁股、腰眼儿，用脚踢他的腿。他双眼发红，像要喷出血，或者是火。“你们凭什么抓我？”鸟儿韩大叫。一个小头目，抓起一把泥土，摔到鸟儿韩脸上，迷了他的眼。他困兽般咆哮着。三姐追上去，站住，喊一句：“鸟儿韩——”，便立住，等到队伍远去，她又追上去，站住，喊一句：“鸟儿韩——”。兵们望着三姐，不怀好意地笑着。最后，三姐说：“鸟儿韩，我等你。”鸟儿韩大声说：“去你妈的，谁要你等？！”
中午，面对着一锅能照清人影的野菜汤，我们——当然也包括母亲——才意识到鸟儿韩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三姐趴在炕上，哭了两天两夜。母亲用几十种方法试图止住她的哭声，但都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