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舞是西域少数民族的舞蹈，其特点是急骤强烈的跳动旋转。据向达先生研究，健舞中今确知出于西域的有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三种。[6](P64)对此三种胡舞，唐代诗人作诗记述者甚多。关于柘枝舞，据唐诗考之，柘枝舞的特点有三：一为以鼓声为节，鼓声之击起舞，故白居易《柘枝妓》诗曰：“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二为重目部表情，即刘禹锡《观舞柘枝》诗所云：“曲尽回身去，曾波犹注人。”三为曲终须半袒其衣，所以薛能《柘枝词》说：“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关于胡旋舞，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俳优》中又说：“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毯子上，其妙如此也。”白居易所写《胡旋女》诗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天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还有唐初的宫廷舞——一七德舞，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军中流传《秦王破阵乐》曲。627年李世民即位当了皇帝，命吕才制音律，魏徽等作歌辞，贞观七年(633年)又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8人被甲执戟，来往疾徐击刺而舞，并有乐队合奏，歌声伴唱。其音乐就是在汉族清商乐的基础上吸收龟兹乐而作成的。而以《霓裳羽衣曲》为曲的盛唐舞蹈——一霓裳羽衣舞，则可以说是唐朝汉舞与胡舞融汇的结晶，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对此舞作了详细的描述，看后确实叫人叹为观止。可见唐舞是汉舞与胡舞整合的结晶。
总之，禅宗、唐诗、唐乐、唐舞、敦煌、音韵学、唐风等都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互动过程中第二次大整合的结晶。
(五)宋辽夏金时期的整合互动
宋辽夏金时期，在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整合互动中，汉族的经济和文化对少数民族不断产生了吸引力和影响力。以西夏为例，早在唐末宋初，即有接受了汉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熟户”出现。西夏建国后，“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畜牧甲天下”。的党项族也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由畜牧业逐渐转向农业。如陕西横山地区，是党项族迁至陕北后的主要聚居区，已是“延袤千里，多马宜稼”。再如《番汉合时堂中珠》中载有犁、铧、子耧、镶、锄、炊、锹，以及碌碡、刻叉、车、碾、碓、桤等，与原西北地区的农具大致相类，所以在西夏领域内，包括以走廊着称的今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在内的河西陇右地区，不仅是有名的牧区，盛产良马，同时也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在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汉族的文化对党项族也产生重要的影响，这除了表现于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和宣扬在唐代已完全汉化了的佛教外，还集中表现于西夏统治者对汉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积极采用上，元昊以来使用新制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古籍，流传至今的就有：《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等，不胜枚举。依据汉文古籍编译成书的则更多，现存的有：《文海》、《文海杂类》、《五音切韵》等等。为了吸取汉民族先进的文化，西夏统治者经常向宋王朝请求各种经、史书籍，如《九经》、《唐书》、《册府元龟》等巨着。于是在党项族中出现了像儒学渊深的斡道冲，诗才超妙的汉王仁忠，编修西夏实录的焦景颜、王金，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等善于汲取汉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
此外，宋辽夏金时期，在民族整合互动中，作为一股历史潮流，汉化就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辽、夏、金都先后出现过北魏孝文帝式的人物，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如作为治国的经典，提倡汉化了的佛教，不仅使封建制确立，也有力地推进了契丹族的汉化。在金朝，海陵王是女真族的孝文帝。他豪不逊色于孝文帝的魄力和措施，把都城从上京合宁府迁到燕京，同时把太祖、太宗的棺木也从上京迁到燕京大房山新建的“山陵”安葬和祭祀；又下令拆毁上京的旧宫殿和女真各大族的住宅，平作耕地，表明了汉化的决心。后来他又废除南北选制，统一了选取汉官的科举制，章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成了金皇帝中汉文化最高的一人。他规定各地对汉民族先祖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并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号，教授经书科举以经书为标准。
总之，从五代十国到宋辽夏金这364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中又前进了一大步。
(六)元明清时期的整合互动
元明清时期的整合互动全面而深刻，包括了政治体制的整合、怀柔政策的整合、经济交流的整合、宗教管理的整合等4个方面。因篇幅关系仅以政治体制和宗教管理两个方面的整合为例。
1.政治体制的整合
元王朝疆域空前辽阔，其境内少数民族亦空前众多。元王朝为了巩固统一，有效地对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实施统治，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整合，实行了统一行政组织机构，其主要内容是：一是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二是以行中书省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三是行省下设路、府、州、县为地方行政机构，四是建立里、社基础组织。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三年(1281)在全国范围内设行中书省。至元二十七年(1294)调整行省进置，除中书省直辖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宣政院辖吐蕃及诸王封地外，全国分置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
元王朝的行省制度，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省区的格局。到明王朝时，行政区划里改为省、府、县3级，清王朝时又改为省、道、府、县4级，基本格局大同小异。这种系统、严密的行政区划制度把中国各民族铸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2.宗教管理的整合
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十分重视宗教管理上的整合，他利用萨满教，自称“如今天命众百姓都属我管”，从而得到萨满们的全力支持，统一了蒙古各部。在征服各民族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制定了各教平等、信教自由的政策，于是，许多信仰不同宗教的各族有才之士都成为成吉思汗的智囊谋士，如道教领袖丘处机，信奉佛教禅宗的耶律楚材，以及一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星者和谋士都为蒙古统治者的征服出谋划策，为元王朝的统一贡献了力量。
元王朝统一中国后，忽必烈虽然偏重佛教，尤其尊崇喇嘛教，但仍继承了成吉思汗各教平等、信教自由的理念，其后，元王朝历代皇帝不断补充和完善宗教管理的整合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尊崇喇嘛教，实行各教并存，信教自由，给僧道法律特权，免除寺观庙宇差役赋税等，有效地实行了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喇嘛教、基督教和萨满教的管理
清王朝对宗教的管理集中在对喇嘛教的整合上。清初，顺治帝认识到蒙古族、藏族人民笃信喇嘛，其上层分子更是“惟喇嘛之言是听”，要控制好蒙、藏地区，就必须整合好喇嘛教。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清王朝先后四次派官员携带敕书、礼物入藏，三次宣旨，往召达赖五世前来内地。达赖五世入内地后，顺治帝在南苑会见他时，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当天即由户部拨供善白银九万。后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普通”即普遍通晓，识一切的意思，这是西藏佛教对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僧人的称呼。“瓦赤喇怛喇”，意为执金刚，这是西藏佛教对在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称呼。确定达赖为喇嘛教的最高领袖。
宗教管理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从心理上协调了民族关系，同样有利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这样，元明清640年的民族整合互动中，中华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进程中又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一大步是由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元王朝、汉族占统治地位的明王朝、满族占统治地位的清王朝联合推廷的，这就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最后形成铺平了道路。
四、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互动模式分析
冲突与整合是几种有限的人类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华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冲突与整合互动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三种模式：
1.冲突为主整合为辅模式。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两个时期，由于社会处于大动蘯、大分裂、大迁徙状态，冲突成了互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整合则处了次要的地位，故而形成冲突为主整合为辅模式。
2.整合为主冲突为辅模式。中国历史上隋唐和元明清两个时期，由于社会处于统一、稳定的态势，整合成了互动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冲突则处了次要的地位，故而形成整合为主冲突为辅模式。
3.冲突与整合并重模式。中国历史上先秦和秦汉两个时期，由了社会处于“大一统”形成巩固的的态势，冲突与整合的互动立体交叉地进行着，有时冲突占主导地位，有时又是整合占主导地位，故而形成了冲突与整合并重模式。
对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冲突与整合互动的三种模式，只要我们把上述有关冲突与整合的过程综合起来立体地考察，则不难分清这三种模式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