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是一个各民族互动的过程。这个互动过程既充满了血与火的冲突，又充满了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正是在血与火的冲突中从多元走向一体，同时也是在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中从多元走向一体。
一、冲突与整合是一个社会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一提到冲突，有人就会感到紧张。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冲突是一个贬义词。甚至有些学者建议我不要用冲突一词，以免引起敏感性的麻烦。但事实是中华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中确实存在着充满了冲突与战争，也就是充满了血与火的一面。怎么办呢？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评价冲突。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H.Cooley)曾经形象而又深刻地说：“冲突是社会的生命之所在”。为什么库利对冲突给予了这么重要的价值判断呢？这是由冲突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
对于冲突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扫描国际学术界，起先多认为冲突是社会的病态，是非正常现象，具有破坏的作用。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认为冲突是社会常态，其对社会起积极影响的意见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时所形成的冲突理论成为社会学的一种理论取向。
这种冲突理论怎么来的，其内涵又是什么呢？美国学者乔纳森·特纳(JonathanTurner)说：“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发端于马克思(1818～1883)，但它在20世纪中期的发展归功于两个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1864～1920)和齐美尔(1858——1918)……总的来说，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提供了对当今冲突理论仍有启发的核心概念。”马克思认为冲突无所不在，他强调阶级斗争论，即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导致被统治者视暴力手段为克服统治者不可避免的反抗的唯一方法。韦伯承认冲突是社会的常态，在政治、经济与声望三个方面存在冲突和斗争。齐美尔对冲突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承认冲突与对抗是正常现象，是社会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20世纪50年代，冲突理论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有了创新。一个做出贡献的是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他提出了辩证冲突论，将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的冲突理论整合在一起，冲突被认为是一个在社会性与结构性安排中相反力量间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过程，其主题是强制引起冲突与变迁。
另一个对做出贡献的是刘易斯·科塞(LewisA．Coser)。他非常强调冲突的功能，认为冲突对社会与群体具有内部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冲突有助于建立和维护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线，群体之间的冲突有助于群体内的凝聚与整合；群体内部的冲突也有助于群体内部的凝聚和整合；冲突有助于群际关系的整合。此外，他还认为冲突对社会群体具有稳定的功能，对新群体与社会的形成具有促进功能，对新规范和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有鉴于此，他的冲突论主题一直是冲突促成整合与新结构。
紧接着乔纳森．特纳(JonathanTurn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综合冲突论。所谓综合冲突论是将达伦多夫和刘易斯一科塞的理论综合到一股性理论中的重塑，从而解决他们没有解决的产生冲突的原因和条件的问题。
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中，冲突理论不断地在继承传统中发展，先后出现过美国柯林斯(KandallCollins)的新韦伯主义的冲突论，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的冲突与一致的交织论，以及以赖特(ErikOlinWright)的分析性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论，帕克(RobertE．Park)不仅用“冲突作为一个主要的和基础的概念，而且反复强调冲突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冲突是几种有限的人类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他还有一句名言“冲突往往导致冲突群体间的结合”。所有这些都是对冲突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和方向上的发展，使之对社会学理论的所有方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通过上述冲突理论的扫描，我们似乎可以解除对“冲突”一词的紧张感，因为冲突对于人类社会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社会的常态，这就是库利为什么说“冲突是社会的生命之所在”的理论背景。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库利还正确地指出：“人们越是深入探讨，就会越清楚地看到冲突与合作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一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总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用这种价值判断来分析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冲突中，从多元走向一体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充满了文化与经济的整合。在这里“整合”就是库利所说的“合作”方面的内容。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是一个各民族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结果就是整合。
民族或族群的整合是社会整合的一部分。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认为，社会的整合，也即秩序问题，主题是社会团结问题。这个主题包含如下问题：众多个人如何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如何达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共识·他在1893年写的《社会分工论》中论述“社会团结”中的概念时指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调一致、结合的关系。而当代德国着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一hman)对社会整合从另一个角度作了界定，他将社会系统，分为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和整体社会系统三个相关联而又各自独立的系统。他认为：社会整合是消除系统破坏性倾向的过程。功能分化社会的整合，不再像以后的社会，透过基本价值或道德的共识，而仅是基于相互差异的尊重和依赖。因此，社会的整合越来越不是因为共同的理念和标准，而是由于各次系统之间相互尊重和不干扰。相比之下，杜尔克姆的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的结果是“社会团”，卢曼的理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的过程是要“消除系统破坏性倾向”，具体做法是“各系统之间相互尊重和不干扰。”由此得到启发，所谓整合，就是随着民族或族群互动磨合的成熟，不同的民族或族群在各个方面逐渐由最初的互不相关或冲突，发展到和谐一致的结果。用这种价值判断来分析中华民族在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中，从多元走向一体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基于对冲突与整合的上述认识，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中，冲突与整合的关系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冲突与整合是几种有限的人类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2.冲突无所不在，冲突是社会常态，其对社会起积极影响；
3.冲突有助于群际关系的整合；
4.冲突与整合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一个过程的每个阶段总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
5.整合是各民族或族群冲突互动的结果
从这个价值判断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和认识到在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冲突与整合是中国从古至今各民族互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冲突与整合对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冲突与整合往往导致了中华民族从“多元”整合，走向“一体”；在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冲突与整合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
二、中华民族在冲突中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在冲突的互动过程中，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呢？
(一)先秦时期的冲突互动
在先秦民族互动的过程中，远的自不必细说，单从夏王朝建立后，在长达500多年的民族互动竞争中，最后导致了商灭夏的冲突。商王朝建立后，在长达500多年的民族互动竞争中，最后又导致了周灭商的冲突。周王朝建立后，在长达250多年的民族互动竞争中，最后又导致了春秋战国的冲突。
到了春秋之时齐桓公创立霸业，晋楚逐鹿中原，吴越争霸是春秋争霸兼并战争的主线。首先建立霸业的周民族的齐国，在春秋初年就灭了周民族的郧国和古国纪。齐桓公即位后，又连续灭了夏民族的遂国和古国谭等小国，并于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与周民族的鲁、郑、卫、许曹五国，商民族的宋国和古国陈组成的联军攻打周民族的蔡国，讨伐被周民族称为“荆蛮”的楚民族的楚国。又如郑桓公的儿子武公灭了郐和东虢两个小国，武公子庄公在中原曾称盛一时，他联合周民族的齐、鲁两国，攻打商民族的宋国和周民族的卫国，制服了周民族的蔡国和古国陈。
申、缯和犬戎等戎人攻灭西周后，占据了西周的大部分地区，“自陇山以东，及伊、洛，往往有戎”。在“戎逼诸夏”的形势下，豲、邽、冀之戎，义渠之戎，大荔之戎，骊戎，扬拒、泉皋之戎，蛮氏之戎等“当春秋时，间在中国”，戎人与鲁，晋以及楚等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春秋的整个时期，不是戎攻各诸侯国，就是各诸侯国灭戎。狄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当西北戎人出秦之东而入伊、洛之时，北方的狄人也走晋之北而下太行了。公元前662年，狄伐周民族的邢国，公元前660年，狄灭周民族的卫国。此后，狄与周民族的郑、晋、齐、鲁等国以及商民族的宋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与此同时，狄人又兼并了长狄、代戎。至此，狄人自陕西西北出晋北，折向东南山西、河北太行一带，继入河南，据山东腹地，绵亘数千里。经过长期的战争，晋国终于公元前594年灭赤狄潞氏，俘潞于婴儿。又于公元前593年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再于公元前588年伐腐咎如，“讨赤狄之余焉”。狄人所建立的国家就这样被晋灭亡了。这种竞争和冲突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战国之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才告一段落。中华民族开始从多元走向一体。
(二)秦汉时期的冲突互动
秦汉时期的冲突互动集中表现在汉与匈奴的关系上。有汉一代，汉王朝与匈奴族的立体交叉互动一直是中国北方民族互动过程的主线。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汉以30万大军设伏于马邑（今山西朔县），并诱匈奴单于取马邑，试图以伏兵俟机出击，后来单于率十万余骑人武州塞，中途发觉，引兵而退。马邑之伏，拉开了汉匈之间冲突和战争帷幕。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汉匈双方长期处于交战之中，着名的战役就有河南之役、河西之役和漠北之役。这种冲突的态势到了西汉末年才有了新的转变。
及至东汉，汉与匈奴的关系仍然如此。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请求内降，“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北匈奴）”。东汉王朝一面接受了呼韩邪单于的归汉请求，并对南匈奴采取了整合的政策；另一面东汉对北匈奴采取了战争的手段，章和三年（89）东汉王朝大举出兵，征伐北匈奴。在这次对北匈奴的战争中，征调了南匈奴、鲜卑、羌胡共三万余骑，而北匈奴只有一万三千余乘。少数民族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为彻底击败北匈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东汉永平十六年（73），为了断匈奴右臂，窦固、耿忠率领汉军自酒泉向天山东麓进军，击破匈奴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取伊吾地（今新疆哈密）。第二年汉军再次追击匈奴于蒲类海，取车师前后王国，经过这两次战役，匈奴势力退出天山东麓，东汉王朝“遂通西域”。永平十八年（75），匈奴2万骑击车师，围攻东汉的屯田吏卒，焉耆、龟兹则攻杀酋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及汉军二千余人。此时汉章帝继位不久，由于连年灾荒，流民失所，社会呈现出不安，因此不愿意继续对外用兵，而罢西域都护、戊已校尉。建初二年（77），又撤退伊吾的屯田部队。章帝建初三年（79）班超上书东汉政府，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的政策方针。东汉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徐斡为司马，将施刑义从兵千人前往，以援助班超。于是在“以夷制夷”政策的指导下，班超以疏勒、于阗两国兵进攻莎车，迫使莎车投降，“威震西域”。在肃清南道之后，永元六年（94）班超以龟兹、鄯善8国兵共7万人降服焉耆、尉犁、危须三国，“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
有汉一代与北方和西域匈奴的冲突互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冲突互动也不乏其例。
以南越为例，汉高祖十一年（前196）颁布诏书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伦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高后时期，因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乃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南越与汉王朝的关系一度出现裂痕。汉文帝即位后，罢击越之兵，修治赵佗的先人冢，如其昆弟“尊官厚赐宠之”。继续执行对南越的怀柔政策，并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修好与南越的关系。由于文帝对赵佗称帝及进犯长沙不予追究，对高后“隔绝器物”促成赵佗犯边一事，分担了责任。表示愿与赵佗“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赵佗才去帝号，并同汉王朝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是，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到武帝统治时期，西汉王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汉武帝也就将汉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和集”政策转变为以武功开拓为主的民族政策。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军击败东瓯军，越过边界，进逼瓯江，东瓯王慌忙上书汉朝庭，请求援助。太尉蚡不主张对闽越用兵，但汉武帝在大臣严助的建议下“遂发兵浮海救东瓯”。(42)建元六年（前135），因闽越王出兵攻掠南越国，汉武帝急遣大军分两路进攻闽越。这次出兵南下，因闽越王主动退却而就此罢兵。在武功开拓疆域的民族政策指导下，自建元六年（前135）至元封二年（前119），汉政府以招抚与武力并用的方式统一了西南夷地区；元鼎五年（前112）汉军分四路出兵岭南，第二年降南越国。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亲自布置四路大军进讨闽越，迫使闽越降汉。由此可见，西汉之时，汉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冲突互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两汉时期的冲突互动使中华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冲突互动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在国家大动荡、大分裂，民族大迁徙、大同化的态势下，冲突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这个时期民族互动的旋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