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场部主要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注意到潘汉年夫妇。9月10日下午，才从家里出来的甘副场长，被站在小平房门口的潘汉年叫住了。显然，潘在这里等候了一阵时间。他以试探的语气问道：“甘场长，我们想去礼堂参加吊唁毛主席活动。”
甘副场长思忖开了，这样的要求不好加以拒绝，便点头应允。随后，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场部礼堂。他俩都换上了洁净的素服，胸前扎着纸做的白花。在哀乐声中，潘汉年扶着步履蹒跚的董慧，来到毛主席遗像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两人的眼眶里泪水晶莹。潘汉年的喉头有些哽咽，声音也有些沙哑：“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在场的干部和职工完全被两位老人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感动了。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潘汉年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坐一处凝神沉思。潘汉年在想什么？想毛泽东的：革命队伍中好人占“百分九十”，反革命分子“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的英明论断？想与他同时被逮捕的一大批钦定的胡风反革命分子有多少？想自己锒铛入狱13年来身受折磨，心被屈辱，妻受株连？唯一没有想到的却是永远活在自己心中的伟人，让他夫妇身陷囹圄，沉冤莫白。
“四人帮”倒台，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也给潘汉年夫妇带来了欣喜的曙光。那几天，潘汉年的精神格外振奋，董慧也高兴得丢了拐杖走路。然而这时候的中国依然笼罩在“两个凡是”的雾障中。怀着强烈企盼等了三四个月不见动静后，潘汉年病倒了。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患了类风湿病，双脚浮肿，伴随而来的是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使他生活上不能自理，被送到了场部医院。
以茶场医院的医疗条件，当然无法使潘汉年好转。3月24日，他由救护车送往长沙。
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发现这位沉疴在身孱弱老人，不仅患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多囊肝，并有消化道出血、肺部严重感染等严重病症，而且贫血，高烧不退，吃不进食物。医院对症下药，输液，终不能遏制病情恶化。至4月初，病情更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睁不开眼。医院除使用冻干血浆进行输血外，还动用了特效药，仍不起作用。最后只得通知省公安厅：病人情况危急，速让家属来见。因为他常在半昏迷状态下，口里喊着：“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我要见她！我要见她！”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治疗，作为妻子的董慧，连看望、陪同的权利也没有。自3月24日救护车将丈夫载走后，董慧常常喃喃自语，泪水长流。直到4月13日晚上，才得到通知：让她明天去长沙。4月14日下午，董慧赶到长沙，到医院一进病房，就与躺在病床上的潘汉年抱头痛哭，连医护人员亦为之落泪。夫妇俩哭了一阵，还是潘汉年提醒妻子不要再哭。董慧哽咽着对丈夫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病会好的。”
潘汉年抬手揩去眼角的老泪，对妻子回答道：“我听你的，你也去休息一下。”就在董慧离开后两个多小时，当晚7时15分，潘汉年停止了呼吸，一代旷世英才含着满腹的冤屈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潘汉年享年71岁。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有关部门将其骨灰葬于长沙市南郊金盆岭墓地西侧的半山腰。董慧要求在墓前为潘汉年立碑，但只能用“肖淑安”一名，她只有含泪点头同意。
1979年春节过后，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场部医院采取了最大努力的抢救措施，但终究回天乏术。2月24日，董慧脑溢血抢救无效，以60岁的终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的董慧，仍无法推开历历往事——爱国青年，地下党，假夫妻，真爱人，共患难，同甘苦，生死与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成习惯。惊涛骇浪，一心报国，穿过敌人的牢狱，走进祖国的囹圄，躲过敌人的诱骗，难逃自己人的逼供，是历史的捉弄，还是命该多舛，留下的是碎破了的遗憾，动人的美丽，美丽的遗憾。潜伏结束，分享胜利，谁又知花正红时寒风起，入狱13年后“文革”结束，依旧冤狱沉陷。丈夫离世，嗣后无人，孑然一身，病入膏肓，再回头已难上难，这个世界再也看不明白了，一代烈女合上了眼睛。
眼下谍战片抢占银屏吸尽眼球，人们看到打入敌人堡垒，机智英勇，舍生忘死，巧捷万端，心惊胆战，景仰无限。谁又知潜伏后的归宿，胜利后的结局将是什么？殷鉴不远，谍战背后主人公的命运不该悬疑，理应论功重赏。
新华社原副总编穆广仁在《反右运动中的六个断面》一文中指出：“在解放初期，对地下党就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在反右运动中，“剪除各地区（主要是新解放区）由原国统区地下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反蒋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力量，这是反右运动中的第三个层面。”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冤枉了许多好人，他们中即使躲过了肃反运动，也难逃右派命运。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那些批判胡风的按语，成为肃反运动中斗争“反革命分子”经常使用的武器。
历史是人写的，可以杜撰、粉饰、屏蔽，但不能盖棺论定，央视的《百家讲坛》可以上达几千年，说古不论今，谈远忌谈今，缝隙中仍旧迸发出良知的声音。吴思先生两度访问德国后就发表了，《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的文章，观点深透，不忍独享，摘其要点以供反思：“历史好比我们的病痛，不应对，不治疗，它就在那里发炎、化脓、溃疡。于是我们就要改变生活方式，上药甚至开刀。治好了，我们便成为健康人，还可能进化出免疫力。我们的社会进化出人权保护机制，我们进化出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新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公民。公民是谁？公民是进化出人的尊严和人权的社会成员。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社会目前达到的水平，正是半个世纪以来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结果。中国历史经历了更长久的动荡，死亡人数更多，创巨痛深，更值得我们较劲。现在，尽管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我们也可以参照德国推测将来：在有更好的条件对待历史的时候，经过各方面的多年努力，我们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对照他人，可以认清自己：我们现在是谁，我们将来可能是谁。”振聋发聩的结尾是：德国人“汇集了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出自己的方位”。
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潘的骨灰从瓦坛子中取出，移入骨灰盒，与董慧的骨灰一起被送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亡者岂能归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夸不复还。”“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历史虽然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依旧不时渗出血迹，是恨、是悲、是痛，奈何令人迷惘？
孑然巨星顾准
英雄肝胆，儿女心肠
顾准，被轧碎了心灵，却扞卫人格尊严，是可以生死相托的正派文人。他1915年出身于一般人家，12岁时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但是这个人不听话，不服用。有关部门曾有意调他，他却坚持留在上海——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于以撤职处分。”被撤职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那段时间他别无一事，夜不能寐，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来没有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生。
朱学勤曾说，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可以看到他把脑袋里的桩子一根一根拔掉的过程。这正是他的可贵，也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一个月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凭此，他冲破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樊篱，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取得顾准这样的成就，是因为知识面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在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顾准又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抠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尤甚，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自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你可以不把所有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不但要求自己所说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求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1957年和1965年，他两次被打成“右派”。“右派”生涯中他在日记里写道：“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红肿，手掌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后来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人家拉完。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又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冷静来自斯宾诺莎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再翻几页，他回忆“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瞬间，这句话像刺一样扎了一下。后人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那时顾准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是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等等，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罪加一等，第二次打成“右派”，且位居“右派”之冠，定为“极右派”。
此前，大约是在1967年底，顾准妻子汪壁已提出离婚，在家的5个子女也开始不理他。当然是因为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革”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10年，他没有日记留世。他着手翻译经济着作，译稿约40万字，到1968年8月被监督时开始搁笔。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史书。事后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
“文革”初期，在河南某地，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连打了十几个耳光后，终于打不下去了。与他一起被下放的吴敬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无端指责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的神态。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顾准有一天在看自己的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被军宣队参谋发现，训斥他，怎么可以看这样书？几天后，顾准拿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个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参谋答不上，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军宣队的人有意避开顾准。即使见他看书，也绕道走，以免尴尬——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顾准，而是监管者自己。就是这样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反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顾准历经长时间的身心双重摧残病倒了，而且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他一次次的寻找，一次次地托人传话，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自己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朋友们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顾准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死不瞑目。尽管来人反复说明出于好意，他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当他听朋友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这个原本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真乃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