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一早，老舍劝夫人忙自己的事，夫人前脚刚走，伤痕累累的老舍便出了门不知去向。当舒乙闻讯赶回家时，家里已大乱。几小时后，总理秘书处打来电话给老舍夫人，说周总理已接到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到8月25日下午，家人接到通知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处太平湖去处理后事。但见老舍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他没戴眼镜，眼眶浮肿。头上、手臂上都是已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一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真是遍体鳞伤。舒乙悲痛地说：“我一边看守父亲，一边等待母亲的到来。那一夜，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的细雨，我一动没动，顺着我的脸流下的是雨水，还是泪水，分辨不清。”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老舍，一位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感情细腻、敏锐，拥有源远流长的爱国情操和知识分子傲骨的巨星瞬间陨落在太平湖里，问中华何处是太平？爱在无奈中凋谢。给那个“莺歌燕舞”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留下不可磨灭的、庄严凝重的、正确无误的解读。
万马齐喑的年代，于无声处仍有惊雷，噩耗迅速传遍京城大街小巷，尽管高压下人们心态千奇百怪，唯一无法挥去的是那脍炙人口，烙印脑海一幕幕经典话剧。为城市改造把脉，讴歌《龙须沟》底层人民对新生活的欢呼雀跃；坚守本分，委曲求生，在岁月裹挟中讨生活，寻出路，挣扎折腾的《骆驼祥子》；旧《茶馆》里老北京苍凉广阔的一角，延伸出阴霾重重里芸芸众生的缩影。更有那一个个扔在舞台上掷地有声，组合在一起，形如群雕，悲欢离合下铁肩担道义，国耻家愁中昧心叹可耻，无辜跌漩涡，淋漓尽致地演绎了战乱年代百态人生。苍凉广阔的天窗，凝炼哲理的语言，激情悲愤的肢体动作，震撼着几代人心灵的《四世同堂》，已成经典。
经典是历久弥新经久不衰的。它浓郁得让人看到百年历史的传承，清亮得让人看出它茁壮年青，抚摸时感受到心跳节律，再回首时凝眸深沉，让你反思教你作人！文化是什么？美国作家约汉斯回答：“文化是人生命的本质，是个人和人类的对话，人和自然的对话，人和世界的对话。”伟大的人民艺术家，件件珍品定格在几代人的心扉乃至永恒。如今大义凛然，穿过硝烟迷雾，被吞噬在血雨腥风的浩劫里。道德的沦落是一种锥心刺骨的质问，忘记过去是对历史的漠视，对子孙的渎职。
胡絜青先生，冲破桎梏，泪湿衣襟，蹒跚举步重回老宅，环顾庭院盆景滴泪，草坪素装，枯藤衰枝，落叶满径。梦幻般地摸进书房，一遍遍地抚弄着丈夫留下的书稿文献，哽咽喃喃：“你又是一个彻夜未眠，还在展卷笔耕吗？满屋的书卷怎么会变得如此零乱？半盏龙井，仍留着你苦涩的唇齿体温……”世事沧桑，造化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要背的十字架。任何政治运动也难磨灭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只要不趴下。胡絜青先生毕竟是一位艺苑奇葩，素养超人，儿女都已成家立业，空寂的庭院中更加思念甘苦共尝数十载的老舍先生。感叹房子再好有老伴才是家，失去老伴不过只是几间房屋，是空巢！但生活还要继续，让精神伤口流淌出来的血，凡俗生活萌发出来的希望，点点滴滴地滋养画笔，她重操丹青，把墨迹留在春天里。
如今湖光山色依旧，那凄美壮丽的故事代代相传坊间，诉说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苍天有眼，大地有情，谁也无法“消声”的是那耳熟能详，慷慨悲凉、荡气回肠的小彩舞骆玉笙的京韵大鼓：“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际无和平……”振聋发聩，点点鼓槌敲打着人们的灵魂，在一代文豪老舍先生留下的空巢里绕梁不绝！什么都没有变，所变的莫非是有的人那颗急功近利，淡忘历史的心。
一束追光灯打在倒桌歪凳，杯盘狼藉一片沉寂的《茶馆》里，王掌柜铿锵苍凉的发出天问：“我得罪了谁，皇上？娘娘？”
巴金与萧珊
留激流三部，吐直言而不讳
巴金，原名李尧堂，字芾甘，1904年出生。现代着名小说家、散文家，其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寒夜》、《随想录》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而“文革”后，拨乱反正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慎独反思，自身解剖的文学，照清自己灵魂的“不洁。”
“文革”狂飙中，造反派成立了“打巴组”，对巴金抄家批斗，人格污损，残酷迫害，70年代初，他又继续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而对那段诡谲与荒诞，真情和虚伪，诚实与谎言，荣誉和污秽，时代的众生相，巴金老人又是如何抚躬自问，剖析自己灵魂地——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做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也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每读到此，就会想到名家邓友梅在《永远的巴金》一文中的感言，更有时代的代表性：“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二十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有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上世纪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1979年，巴金先生曾在巴黎独步“先贤祠”，在卢梭铜像下停住了脚步，暗自独白：“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巴金的巨着鸿篇，还是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说真话”，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文革”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了，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出卖灵魂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先生就提出更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
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的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哲学家康德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能震撼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的崇高道德法则，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遭遇的悲剧，既是动乱年代的牺牲者，又是“历史三峡”里的中流击楫人。1986年6月15日巴金写出《文革博物馆》一文，郑重提出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责任。他相信所有在“文革”中受过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袁鹰在《巴金留给我们的箴言》一文，无限感慨地说：“三四十年前已经离开人世的名单，让人止不住的惊心动魄，不寒而栗，他们究竟何罪何辜？一个个如此惨烈地倒在兽性的摧残杀戮中！让我们这些劫难后的幸存者，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四十年过去了，巴金老人垂涕陈词，也是我们许多老一代人热切向往的“文革博物馆”还在虚无漂渺中。而晚年的巴金，也有朋友劝他说“你的心是好的，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更有人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但巴金先生却坚定地说：“我还要继续写《随想录》，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他的勇气与毅力来自于六十年前立下的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即使草薙禽狝，朔风冰雪扫荡原野，动、植物们已是遍体鳞伤，还在顽强地蓄积，坚韧地等待，坚信一旦春天来临，就会重新复苏，重新装扮大地，唱响生命的顽强，感悟生机的爆发。
巴金在出席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时讲到“文化大革命”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巴金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对大家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静夜深思，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经历过那段浩劫的人们，也曾揭示过某些人当时的恶行，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过自己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与虚伪。令人揪心的是，我们远远没有完成对那个时代彻底否定的任务，远远没有触及那个时代集体的罪过。远远没有牢记哲学家的告诫：“因为有了神，就有了兽，才没有了人！”耿耿于怀的是，当那一代老人们渐行渐远直至淡出时，那个时代是否也会被封杀于历史冷宫。那些人性的病毒，一旦重新复活，滋生乃至爆发，势必令人不寒而栗，忧患无穷。
巴金的一生没传过一次绯闻，他与夫人萧珊恋爱八年，相守一生，成为文坛的楷模。萧乾曾经说：“巴金写恋爱，然而不谈恋爱。”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着，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有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生写给他的信最多，她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巴金原名李芾甘）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女孩已像熟人似的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她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陈蕴珍的笔名）开始介绍自己。此后，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的权利，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而自己对萧珊的爱，却出于躲不过诱惑，甚至有亵渎感情的嫌疑。因此，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小朋友对待。而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地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地拉住萧珊问道：“李先生欺侮你啦，我去找他算账。”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这时，随后下来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她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巴金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当时共同工作的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巴金顿感悲寂。体贴入微的萧珊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说过在你身边的。”
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接下来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这样，他的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