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我以年级最高分数359分上了初中。初中第一次月考，我仍然是第一名，但班主任说单从考试结果来看，我们班没有绝对的尖子。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大，几乎盖过了努力赶超别人成功后的喜悦。从此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心无旁骛。后来的考试，有时候我的成绩会高于第二名100多分。我做到绝对的优秀，老师从此就无话可说了。
学习好也会遭到学习不好的同学的憎恨和讨厌。有个叫刘长胜的留级生就总看我不顺眼，有事没事都要找我点麻烦，要么踢我腿一下，要么讥刺我几句，反正他是我眼里典型的坏孩子模样。几个星期后，他回了所在的十九队几次，回来以后对我的态度竟然大为改观。他不再嘲笑我了，说话也很友善，慢条斯理，有时还会做出勾肩搭背的友好动作，让我觉得好生纳闷。后来看到我的小学班长，他告诉我是他警告了刘长胜，要对我好点，不许再欺负我。刘长胜得知我和班长的关系，我曾经帮助班长解决家里的资金问题，利用爸爸的会计主管之职的便利条件。而他和班长是很好的朋友。
我的朋友姜华要转到一分场学习，我们在临别前显得难舍难分，在一起玩的时间比过去几年加起来都长。我是一个不怎么会玩的男孩。爱玩应该是男孩的天性，姜华特别爱玩，也特别能玩。不过他不会再像小六时那样，和周云峰罗怀东一起合谋欺负我。他会站在我椅子前，趁我低头系鞋带的当儿，劈腿骑到我的脖子上，用裆夹住我的头，双拳紧握，轻轻做出擂鼓捶背的暴力姿势。我不以为忤，反而觉得是一种戏谑的友情表达方式。如果是班里其他同学之间这么做，那肯定是一方在欺辱另一方了。我想说的是，我在整个求学阶段，根本就没被同学象样地欺负过，所以我压根就没觉得世道不公，人心叵测。
姜华不久就走了，走之前他特意骑车带我到场部照相馆和我照了一张彩照。照片背景是秋季的泥土街道，有树叶锟黄的杨树，黄叶飘零，两个少年站在树前，表情凝重。我身着深蓝色运动服，双手插兜，姜华穿敞口海蓝色运动服，一腿前迈。这张照片在我以后的友情岁月中是一个情义象征，在不断刷新的友谊排行榜上，姜华总有他一席的位置，证明我对青春年少纯真年代的留恋与回忆。后来我们经常通信，互诉衷肠，表达真挚的友谊和想念。再次相见也没有那般直接和坦荡。尽管我们离得并不遥远，心仿佛更加的贴近，比在一起时还要亲密无间。我对友情的追述与渴盼，应该是始于姜华的。再后来他去了青岛，继而出国委内瑞拉，经营一家中式餐馆。这是大学后时代网遇罗怀东，他告诉我的。而我和姜华一别多年，始终是缘悭一面。
对于友谊，我那时没有过多的认真想法，笼统地说，两个人情义很好就是朋友吧。爸爸有个多年的老朋友叫宋学坤，我们叫他宋叔，逢年过节他都会给我们发“红包”，他会抱着我用胡子扎扎我，他会常常在我们的面前谈起父亲。那时还是物质贫穷的时代，父亲经常在能力范围内给予宋叔帮助和接济。他们的友谊也始于父亲的正义感和道义作为，用宋叔的话说是“他自己没有也要给我”。这么多年，我们两家一直关系很近，农场人都知道作为分场主管会计的父亲和宋叔交情很厚。作为儿子、晚辈，我不便夸耀父亲的君子作风，但我知道父亲绝不会成为宋叔的小人。身为农场干部的父亲，自然要在交往中诸多方面照顾年龄较小绰号瘸子的宋叔，宋叔也是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的人。他叫我的那一句带有浓重家乡口音的“大伟啊”，让我倍感亲切，在爸爸众多的朋友当中我独喜欢宋叔。
我上初一，小民和大王冰已上高中，敬子礼子上初三。每逢星期礼拜，我经常随敬礼二人去野地里放牧。他们家养了几百只绵羊，靠剪羊毛为副业收入来源。放羊是很高兴的，跟着羊走，与敬礼二人嬉戏游玩，说一说我在学校里的事。小民在场直中学念高中，每星期能回来一次看看我们。有一天深夜他也回来了，为敬子礼子打架，把我班刘长胜打倒在地，咣咣踢两脚。小民追着郑本利打，那时刚下晚自习，郑本利和我在一起往家走。小民在朦胧的夜色中依稀看到走路颠跛的我，他怕会伤到我，就没再继续追。那天我只觉得后面很吵，郑本利很急着拉我走，打仗的事我并不知道。打架是男孩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我一直缺席这门课，而且一直没机会补上。我的少年成长之路并不及格，别看我学习优秀。
初中课业多了起来，七八门功课，我有点应付不过来。主要是我写字速度慢，不能按时完成作业，考试也因此而答不完题。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我必须经常熬夜做功课，学习上略显吃力。老师越来越明白我的情况，就免去了我的文科手写作业，让我节省了大量时间去背去记，去完成必要的主科作业。我的中学老师都很通情达理，小的考试也适当地给我延长点时间，有时候考试结束就放学了，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继续答题。这个对我很公平的校园生活，使我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做到最好。
我的英语学习一直出类拔萃，成绩遥遥领先，这跟我学习语言的天赋，和在这方面所下的狠功夫分不开。除了背单词，记例句，我特别重视语法和音标的学习。音标是记单词、学英语的基础，我起初掌握得并不好，48个国际音标中有好几对相互难以区分。我特意找了教过姐姐的英语老师，她是大王冰的姑姑，在一个周六的下午给我补习。她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教师，像教小孩一样为我准备了音标卡片，一一为我演示发音要领和舌位口形，对我难分的几对音标详加演练。整整一个下午，我终于能准确地发出th与z的不同音了。语法学习就跟在我班英语老师的屁股后面不断地问，什么定语啊，表语补足语啊，这些高中才学的东西我已经门清了。当我很专业地向英语老师提问时，老师既惊且喜，说：“都像你这样问问题就好了！”我要做到的，就应该是最好的。
大多数老师肯定了我的最好，她们对我也真的很好。地理老师骑着车子看到在上学路上的我，就停下车让我坐到前面的横杠上，把我送到教室门口才返回办公室。同学们起哄，笑话蒋老太太做好事帮助残疾人。蒋老师上课一般不提问举手要回答问题的我，就是怕那些调皮的小子笑我吐字不清，发音颤抖。秋收劳动时我和副科老师一起在学校的地里干活，蒋老师才解答了我的疑问。我们英语老师和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是一对儿，不久就回家生孩子去了，由一个刚毕业分配来的小蒋老师暂时代课。她说英语发音不清，不擅讲课，经常被班里男生嘲弄。小蒋老师对我也不错，我却忘恩负义，写信给中学主任告她误人子弟。主任找我谈话，正巧小蒋老师也进来了，我没显露惭愧之色，好像我和主任商谈的事情与她无关。无论老蒋还是小蒋，她们在讲课时经常有人捣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初一上半学期年末，我由语文老师推荐参加了场直中学举办的作文比赛，写的是关于“蜀之鄙有二僧”的议论文，获得第二名，可谓在文学路上小荷才露尖尖角。那时候每逢父母大人诞辰日，都会由我主笔写一篇用词辉煌的生日祝辞，以博得父母欢欣，家人叹赏。我在写作文上初显生命灵性，并有不错的文字感觉。贺词的结尾不忘活学活用，祝爸爸妈妈“与天地共长久，与日月同光辉”。
寒假后大王冰的爷爷去世了，他是个很慈祥的老人，在做我家的邻居时曾受到妈妈多方面的细心照顾。听到他过世的消息是在昨天夜里，妈妈当时就悲痛的失声恸哭，跟着爸爸就去了大王冰家，帮忙料理后事。我也悄悄地跟了过去，在死者人去屋空的房前流连，难过地不忍离去。我用悲伤的方式祭奠悲伤，以哀愁的心理体验哀愁，以这样的方式送死者一程，回忆老人生前的音容笑貌。这个爷爷与我们发生的故事是有声音、有色彩的，不像我的亲爷爷，是无声的眷爱与无言的离别。永别。
第二天清早，我在上学的路上，特意路过死者的窗前，刻意表现我昨夜的悲伤，被路边大人们所见，他们说我重情重义，他们夸我明礼懂事。其实，我业已超越了悲伤，僭越了生死殊途的执著立场。生，或者死，都有相同的沉重和力量，都需要一份一往无前的担当。我决心以勇敢者的姿态，选择生存，或者走向死亡。抹去眼泪，黑白世界，前方还有阳光。
一九九零年是一个崭新的纪元，我给自己起了个崭新的名字——信恒。相信永恒，永恒的信念，永恒的追求，我坚强的生命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量，同样永恒。从此以后，我有了方向，有了理想。我昂首阔步迈向远方，带着青春的惆怅和悸动，去实践信恒的理想。
1990年五月，我光荣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班级仅有的两名团员之一。另一名是个女生，名字就叫陈法萍。在一次班级匿名评议中，我独独表扬了她，说她性格稳重，气质脱俗之类，而把别的同学贬低成一团狗屎。说是匿名评议，但我的字迹太有特点，任谁都能轻而易举地认出来，所以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对陈法萍同学情有独钟。其实，在评议班委时，我这个宣传委员还力举了一个人，就是我四年级的同学张金秀，说她性格稳重、认真负责，其他的班委都不带好头，还竟起反作用。但是团员中并没有张金秀，下次发展团员时，我做了她的入团介绍人。
我们的英语老师负责团的副职工作，主职是教过我姐化学课的老师，与我家有一点亲戚关系。农场人口都来自相对集中的地区，又是地区内混亲婚姻，所以如果真正论起来，恐怕全农场的人都彼此沾亲带故。这位化学老师很幽默，讽刺人也是一流。他给我们初中部班委开会，留了一级的郑本利成为我班的班长，他来晚了，走路的样子被这位化学老师比喻成大虾米，“你也大约就是这个价钱。”被说成臭鱼烂虾的郑本利颇不受用，表情尴尬。
我在班级负责板报工作，每星期六下午组织一帮写字好的女生出每周一期的黑板报。后来因为什么事，我和一个叫王艳的女生吵了起来，她还恶毒的骂我瘸子，教我班的劳动委员魏兵很愤怒。班长劝架，我独自离开，委屈地找老师去告状。这个刁妇是我儿时的玩伴，还骗我拿过我家的麻花给她吃呢，由于分配不均，还和李娜好没趣地僵持半天。李娜是我初上一年级时只作了七天的同学，当时班上还有个大李娜，老师劝她们其中有个改名，家长都不同意，就把和王艳一起骗吃麻花的李娜叫小李娜，她俩都是我童年的女性记忆。
初一的我虽然学习不错，但是事儿多，性格懦弱，动辄哭个鼻子什么的。以前我家前房有个叫周雪的女孩，现在也跟我是一个班了，不知怎的，我们上学时留级的学生特多。我认了周雪当姐，一口一个姐叫得煞有介事。给别人解释我俩家是有亲戚关系，周雪就是我姐。她爸是个瞎子，我们的父母都彼此认识而已，并无特殊的关系。农场里的人基本都互相熟悉，没有生人。我觉得熟人周雪很亲切，也算漂亮，认她做姐，好像我多缺姐似的。其实我不缺姐，我缺哥，我姐待我好像我哥。
马凯认王艳做姐，他有哥马江，但没姐。在初二这年，我和马凯都没被所认的姐姐保护，共同犯了错误。初一假期值班，我和马凯作为场部同学被安排在校办看电话，我提前看到过这个办公室被锁的抽屉里有钱，就鼓动马凯将锁弄开，我到外面望风。马凯义不容辞，找来家伙立即干活，三下五除二，抽屉开了，里面果然有几十块钱。正当我俩情绪激昂地打算瓜分时，我弟弟来学校玩凑巧路过，我便提议也应该算他一份，三人平分。马凯同意了，弟弟莫名其妙地接过来历不明的钱财，他无法体会我和马凯做贼的刺激与快感。
贪婪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表现在许多方面：贪吃、贪睡、贪功、贪名、贪财、贪色、贪权、贪享受，皆是某种迷执的贪心所致。偷窃只是贪财一种表现。妈妈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偷过家里的钱去商店买小汽车，被售货员没收“赃款”通知了父亲。从山东回来后，我积习不改，从到访的王书远西服的衣兜里偷了点钱，撒谎说是从邻家张姐的门口捡的，交给了妈妈。在大爷家在大人在场说话时明目张胆地从写字台上的座钟布里拿零钱，被大爷在后面透过我上方的镜子看个清楚，我却在被叱问时撒谎抵赖。我有天生说谎的伟大本事，我的谎话很难被戳穿，连我自己都很难。
没想到初二开学不久，我就被派出所的沈叔叫到了派出所，我们的范校长一脸严肃地坐在我对面。我用疑惑地眼神侧脸瞅着沈叔，不知道他请我来这里的用意。带着圆圆眼镜的沈叔削了我一个后脑勺，让我交待和马凯偷鸡摸狗的全过程。我这才知道东窗事发，我开始害怕，在范校长严厉目光的逼视下，低下头，落下悔恨的泪，向沈叔坦白实相。我说我上当了，把责任推诿给马凯，我只是个望风的协犯，事后参与了分赃。沈叔和范校长都相信了我的话、我悔恨的泪，让爸爸补交了赃款，完事回家。
到了家里，我颞颥地面对妈妈，感到极度冤屈，趴在炕上的被褥上面难受了很久。妈妈温柔地教导我，家里并没有缺了我的花销，干会计的父亲甚至许我在银行自立帐户，自己管理过年压岁钱和日常零用钱。可现在呢，我竟然为那几十块钱进了一回派出所！这不但让父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让学校的老师大为惊讶：王伟这个好学生竟然做出让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做的事情！校长讽刺我的小学主任张虹：王伟不是你的红人吗？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了呢！张主任说：他是我学习上的红人，我可不能保证他的思想品德啊。显然，这次的事我不仅让所有关心我的人大为吃惊，而且使他们对我失望不小。此事还连累了颇为正义的弟弟，为了还秉性正派的弟弟一个清白，我向范校长递交了一份深刻的检讨。我的目的确实不是为了自己，完全是为了给家人给弟弟一个负责的说法。我在检讨里充分表达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浪子回头、重新做人的哲学思想，同时自怜式的称自己“不再有光明的未来”。
这确实是我人生档案里的第一个污点，我为此悔恨了很长时间。在这次合伙盗窃国家公有财产的重大刑事案件里，只有马凯和我自己知道我撒了谎，但是没人会听他说，因为他是惯偷，偷盗的恶性案件已经做了不只一起。我们的案件是他在入室偷盗别人家的录音机被发现，交待作案经过时被严刑拷打逼问出来的同类案件中的微不足道的一起。他把我拱出来完全为了减轻他自身的罪孽。我们因此而由朋友变成不相往来的仇敌。他肮脏的灵魂出卖了我们并不牢靠的友谊，理应遭受谴责的是他不该是我。我成了被连累的无辜的人。我也许并没有犯罪，但我心里清楚我同样罪孽深重。范校长来我班给我们上班会课，根本就没提我的名字，老头儿很满意我的悔改书，暗自鼓励我只要肯改过，“你的未来仍然是光明的”！
团会也让我做了检讨，我在老师和外班同学面前无地自容，只说了一句“我上当了”，就落下超级加长版的悔恨泪水，兼任团副书记、我的入团介绍人——我的英语老师一个劲劝我男人不哭。就这样，我用我只有四个字的语言和一捧泪水换得了在座所有人的同情和谅解，这却是我灵魂深处一次罪恶的交易。多年后，在一个大风的天气，我坐在温暖的家里，背对母亲，在电脑前故意用高空大的意识形态语言尽可能详细如实地描述那段往事。在追忆似水年华的过程里，对于那些我记不清的数以万计的事实细节，我选择主动忘记。
91年的秋天，不满二十岁的姐姐高考落榜。听爸爸说，姐姐在高中阶段学习不怎么认真，爱美好打扮，不能专心学业。职高的几个男生追捧我姐为校花，与我姐交上了朋友。有一次姐姐把其中两个男生带回了家，我对那个眼神有点斜视好打架的矮个还有几分崇拜。不过，爸爸训斥了姐姐的某些行为，姐姐很着急地解释半天，她不承认有不少坏孩子在追求她。我不确定姐姐是否早恋，但那时她开始写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白衣飘飘，性格气质很像姐姐。小说里自然有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可惜没看到最后的结局。
根据国家政策，作为北京青年的母亲可以办回一个子女落户北京。本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我岁数不够要求，身体又不好，父母不放心。于是，姐姐高中毕业后就要前往北京找工作。为了办姐姐回京的事，爸妈分别跑了一趟北京。在京的舅舅姨们都不欢迎他们的外甥女，怕给自己增负担添责任。姥姥姥爷年纪大了，也顾不过来。费了若干周折，妈妈掉了许多伤心泪，受了不少委屈，大舅暂时收留了我姐。后来，大舅翻悔，姐姐到了小姨家。小姨也力不从心，姐姐就搬了出去，租房，自考，找工作，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北漂生活。远在北京的姐姐正在演绎着自己青涩的刚强故事。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住校生早早搭起了烟筒，每天早起他们轮流负责点炉子。刘长胜点炉子最棒，教室里很暖和，不致让我们上课受冻。而魏兵他们就不行了，经常点不好炉子，还弄得满屋子烟，让我们的早自习在烟熏火燎中度过。魏兵和姜玉萍是早恋的一对，经常在体育课没人的教室里投怀送抱，卿卿我我。我也在教室的前排坐着学习，偶尔回头一瞥，与姜玉萍四目相触，坐在魏兵怀里的她略感害羞。我真是个没眼力价的人，怎能在那种场合甘心当电灯泡呢，我是刻苦学习学呆了吗？
我常常一个人在我的小屋里苦学到深夜。这是房山头单独建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一个小走廊连着小厨房，左侧是我的卧室兼书房。进门左侧靠窗就是一张写字台，门对面是一个大沙发，同学呼志敏和梁平来了就坐在上面扣脚，沙发旁边是一个大立柜，立柜对面是我的单人床，床前有一个放东西的床前柜——这就是我学习和休息的地方。房子前后都安有明亮的大窗户，墙上有一幅我自己的毛笔习字，四个大字是“超越自我”，还有一幅用马的明信片拼贴出的形似“思”字的贴画。我用简陋的东西装点我的独立空间，让自己有一个相对良好的读书环境。这就是我潜心学习的地方，也是我胡思乱想的乐园。我在这个灵魂和精神的沙场，斩获欲望，磨练刚强。
十六岁是个美好的年龄，十六岁男孩初步展示蓬勃的朝气，散发青春的诱人气息。十六岁是否动人，十六岁的我是否神气活现，教人感动，我不确定十六岁的我十六岁的意义。
十六岁，我读初三，大考小考，中考月考，第一名都非我莫属。班里有几个复读生也明显不是我的对手，我要把我名列前茅的绝对优势保持到我中学毕业。可一次模拟考试动摇了我的信心，使年少轻狂的我倍受打击。考试结果，我低于一个复读的女生10分，我也沦落到第二名了吗？按规定，复读生的分数要扣掉20分才记入总分，就是说名义上我还是第一名，可事实上我确实低于那个女生10分。当老师宣布“第二名，王伟”，而主任却公布“王伟第一”时，我不能自欺欺人，我输了。班里的同学唏嘘不已，好像他们比我更失望。学习和战争一样，没有常胜将军，山外青山楼外楼，一山更比一山高。我在学习上第一次体味到挫败感，尽管父母、老师、同学、朋友都没有多说我什么。
我一直学习优秀，成绩稳中有升，但没有获得过一次三好学生，因为残疾的我没有体育成绩。失败就是失败，别找理由，我那不堪一击的虚荣心，挑逗着我那无比怯懦的脆弱感。面对这样的失败，我显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没有经验把因失败引起的惶惑和失望消弥于无形。失败是一件好事，它把我绷紧的心弦放松，它让我好胜的心理变淡，它减轻了我自己施与的精神压力，让我能暂时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我把我对失败的深刻体验和最新感受写进日记，拿给我的朋友李伟看。他笑了。
李伟是我们二分场刚调来不久的场长的大公子，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爸爸和我爸爸也是很好的朋友，工作中一个管行政，一个管财务，配合默契。李伟和我同岁，但比我大一届，长得很英俊。我们俩家来往频繁，我们同属干部子弟，经常在一起玩，他弟弟和我弟弟也很要好。李伟有一阵主动用车子驮我上下学，中午把我送回家，上课前再来接我，下午放学再来送我，他这样坚持了很长时间。我俩都是属兔的人，重感情，讲义气，有原则，懂礼貌，性格相投，也对脾气。我初三毕业前，他得了阑尾炎，开刀后住院，我带着东西去看他，很心疼他受此洋罪。他出院后在家休息，我却面临一个抉择，于是我来和他商量。
中学学业对我而言简直是太费劲了，勉强挺了过来，我觉得我已经到了极限。我不敢想象高中更加繁重的学习生活，我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坚持应付过来。而且，初中的老师大多熟识我的父母，知道我的情况会有所照顾，部分地减轻我的学习压力，最后一次结业考试肯定不允许特殊照顾，我能否顺利答完题都是问题，考上高中谈何容易；高中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上，那里集中了农场五个分场加一个场部的学习尖子，竞争激烈在所难免。那里的老师肯定要求也比较严格，我能否苦熬三年高中生活真是个未知数，我对此忧心忡忡。所以我决定不考高中，去考中专学一门可以胜任的专业技术，比如林业防护，两年以后可与大自然为伴，与森林为伍，结束我漫漫求学路的诸多苦楚。
李伟很能理解我的心情，他对我的想法也表示充分的同情。但他不同意我就此结束学业，他建议我坚持考高中，未来的许多事情都有待于我去尝试，没有人能预测出结果，提前告诉我将来的决定。李伟说：“你一直都很自信，你的自信是在别人的怀疑中建立起来的。刚上初中时你能想到你会这么优秀吗？三年来都是第一，谁不服你！你怎么知道上高中你就不行了。别想太多，好好学习，祝你取得好成绩！”我们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分手，我心里有一股暖流，我决定不放弃。正像李伟在给我的明信片上写的：生活给了我两杯酒，我要先喝干苦酒，才能尝到那杯甜酒。先苦后甜，生活不相信眼泪。
全力以赴复习备考，起早贪黑做题背题，在生活指定的道路上我别无选择。老天嫌我所遭遇的磨难不够，再给我多出几道难题，多设几道难关，它要考验我的承受能力，继而锻造我破解难题攻克难关的毅力与耐性。一天在化学课上，猛一阵持续的疼痛叫我握不住笔，看不下书，黄豆般的汗珠打湿了我桌上的复习试卷。改教化学的小蒋老师不明所以，但是看到我强忍疼痛不肯呻吟的样子，眉头紧锁，双目紧闭，双手捂着肚子，蜷缩在椅子上，一脸苦痛不堪的神情，她被我感动了，由衷地说了一句：“王伟真坚强！”
我被召来的父亲送进了分场卫生所，大夫让我平躺床上，曲起双膝。大夫用右手往下使劲按压我的腹部右下侧，突然松手弹起，一阵剧痛让我差点昏晕过去。最后大夫确诊是急性阑尾炎。我所患上的急性阑尾炎不同于李伟的慢性阑尾炎，我不需要开刀，但要打半个多月的青霉素消炎，还得注意饮食。我不想耽误复习，便没有听从在家休息的劝说，一边坚持上课，一边自己到卫生所打针。我本来就害怕打针，针刚扎下来的一瞬我总是一激灵，青霉素针很疼，我咬牙强忍着。那几天我的脸色苍白，睡梦中都能被疼醒。
1992年6月底，我参加了初中毕业考试。随着考试一科一科的进行，我感觉很好，调动起平常的知识储备，先做把握性很大的题目，确保其不失分。由于对所做的题胸有成竹，节省了许多思考演算的时间，这样我就基本上不比别的同学慢多少了。一场考试下来，我一个劲地埋头答题，还流夹背，几近虚脱。外场来的监考老师用专门的毛巾不断给我擦汗，她们的眼神很多时候都落在我歪着写字的身上，这个考生太特别了，他写字答题真是太艰难了。由于我的字写得很大，与我邻近的学生都跟着沾光，抄了我不少的题，他们都很感激我。梁平在我斜后方，应该受益最大，可是偏偏抄选择题抄串了行，自然是一错到底，最后没能考上高中。我为此也很懊恼，我挺愿意继续和他做同学的，他是个平和善良的男孩，闷闷迟迟的一个人。后来他成了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我还给他道过喜呢。
我们二分场中学最后考上11名同学，我以641分的总成绩名列榜首，堪称完美地结束了初中学业，等待我的将是更加残酷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