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做事能躬亲实践，且能行得端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行动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战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订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在此前提下，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躬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迫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日：“见鲍春霆欤？”日：“然。”曾又日：“穿黄马褂耶？”日：“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日：“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此事可谓口到之至也。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体会到亲自实践的重要。
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从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躬身人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曾国藩说：
“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北宋吕蒙正为相，节制嗜欲。朝中有一官员家藏古镜，自称能照二里，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进献给他，以求升迁。吕蒙正笑着说：“我脸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两里？”吕蒙正的弟弟才不敢再说了。
诸葛亮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所以说，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不端正自己的行为，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能不谨慎吗？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躬身人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躬身人局的意义。为此他为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人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了人们所推崇的一个精神偶像。这表明：曾国藩的“入局”说即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太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