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高贵的还不是行动，而是统率的才能。使个人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行动世界的中心的，正是这种才能。存在着这样一种统率，它能使服从变成一种足以自豪的、自由的和高贵的习惯。那种才能，例如拿破仑就没有。拿破仑身上的僚属眼界的残余使他不能把人训练成人，而是成为办事员，使他通过法令而非通过人物来进行统治；由于他不理解这种最微妙的统率机智，因之，一切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就不得不由他自己去做，他由于无力解决他的地位对他的要求与才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于是就慢慢地垮了。然而一个具有完善人性中这种至高无上的天赋的人，如凯撒或腓特烈大帝——当战斗正以破竹之势向所期望的结局发展，而且胜利正在成为战役的结局时，或当完结一个历史时代的条约最后签字时——他会感到一种惊人的权力感，那是谈真理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这样的时刻——这种时刻代表宇宙长流的极点——那时个人感到自己与命运，与世界的中心是同一的，觉得自己的人品差不多就是未来的历史将要用来遮盖其自身的一种穿戴。
首要的问题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第二个问题不像第一个问题明显，但它的终极影响更坚实、更伟大，就是要创造一种传统，要带动别人，使自己的事业可以按照自己的脉搏和精神去继续，要释放出一种不需要原来的领袖去使其符合形式的相同的活动之流。这样，政治家无疑地就成了古典世界称之为神的东西。他成了一种新生活的创造者，成了一个年轻的种族的精神上的祖先。作为一个单位，他本身用不了多少年就会从长流中消失。但是由于他的召唤而出现的少数人会担负起他的事业，将它无限地持续下去。这种宇宙秩序的东西，这个统治阶层的心灵，是一个人所能产生并作为一种遗产留传下来的，在整个历史中产生持久效果的正是这种东西。伟大的政治家是少有的。他是否来到，是否懂得胜利，太早了还是过迟了，这都是由偶然事变所决定的。伟大的个人往往破坏多于建设——这是他们的死亡在事变之流中所造成的缺口。但是传统的建立意味着偶然事变的消亡。传统培养出一种未来能予考虑的水平较高的常人——不是凯撒，而是一个元老院，不是拿破仑，而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军官团。
一种强有力的传统从四面八方吸引人才，小小的天赋能够产生伟大的结果。意大利和荷兰的绘画学派可以证明这一点，不亚于普鲁士的军队和罗马教廷的外交所证明的。与腓特烈·威廉一世相比，俾斯麦有个很大的缺憾，就是他能够作出成绩，但未能形成一种传统；他没有一个能与毛奇的军官团相比的相应的政治家族系，这些政治家应在感情上使自己同俾斯麦的国家及其新的任务等同起来，应经常从下面选拔人才，从而为永远继续俾斯麦的行动节奏作好准备。倘若这一创造传统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那就没有同质的统治阶层，而只有在意外事件面前束手无策的一团人的堆积。倘若获得了成功，我们就会有一种统治民族，其意义是这种民族当之无愧的，在现实世界中是可能的——即一个具有稳固而逐步成熟的传统的、受过高度训练的、自我补充的少数，这少数人把每个有才能的人吸引到那迷人的圈子中，充分加以利用，并在事实上同它所统治的民族的剩余部分是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少数甚至开始时只是一个政党，也能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种”，它的决策之稳定可靠就成为血统的，而非理性的。但这是说，它所做的是“自行”发生的，不需要天才。可以说，伟大的政治取代了伟大的政治家。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这是一句老话，是一句几乎无所不包的话。园丁能从种子得到一种植物，或改良植物的品种。他能使深藏在植物里面的倾向、它的生长和颜色、花和果成长出来，并盛开或凋谢。植物的完成，它的力量，它的整个命运有赖于园丁对一切可能性，因而是对必然性的眼力。但是植物存在的基本形状和方向，它的阶段和速度以及方向，却不是他力所能及的。植物必须完成这些事项，否则它就会枯萎，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巨大植物和离不开其形式世界的人类家族的存在之流也是如此。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民族的园丁。
每个实践家都是生于一个时代并且为这个时代而生的，因此他能够取得的成就的范围是固定了的。对他的祖父，对他的孙子，基准，因而也是任务和目标，都不一样。由于他的人格的限度、他的民族的特性、局势以及他必须共事的人际关系，范围就变得更为狭窄了。大政治家的特点是，他对这种限度很少产生误解，同样，他也很少忽略限度以内任何能够实现的事情。因此——这一点是不能过多重复的，对德国人来说尤其是这样——他能准确地辨别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什么是将要做的。国家的基本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它们的演变的方向和程度，都是不可变更地取决于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价值的。它们是政治成就的途径而不是政治成就的目标。相反，崇拜政治理想的人却是从一无所有中去创造。他们在才智上的自由是惊人的，但是他们那些由智慧和正直、自由和平等之类的空洞概念所构成的心理上的空中楼阁，结果都一样；那些空中楼阁是从楼上往下建成的。至于事实的主人，则满足于不知不觉地指导他所见到的和认为简单明显的现实。
这一点看起来好像算不了什么，可是，按自由的宏大意义来讲，它却是自由的出发点。窍门就在于小事情，在于最谨慎地掌舵，在于对集体和个人的心灵的最脆弱的振动具有敏感。政治家的艺术不仅在于清晰地认清面前制定得不偏不倚的主要路线，而且也在于有把握地对付在路线上遇到的个别事件和个别人物，这就能把一件迫在眉睫的灾难变成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一切胜利的秘诀在于对那些不显眼的事情加以组织。一个内行的高手，例如塔里兰，作为战败一方的大使去维也纳，却使自己变成了胜利者的主人。在卢加会议上，处境濒于绝望的凯撒，不仅使庞培的权势变为有利于他自己的目的，同时还暗中损害了庞培的权力，而他的对手却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但是可能的领域也有危险的边缘，如果说巴罗克时代的伟大外交家们的完善的机智几乎经常保持清醒，那么，经常被“可能”绊倒就是理想家们的特权了。历史中有过转变期，这时候，国家巨匠也曾暂时随波逐流，以免丧失领导地位。每个局面都有它的伸缩限度，对那限度的估计，即使是最微小的失误都是不容许的。一次达到爆发点的革命，永远是一种证明，证明统治者及其敌方是缺乏政治节奏的。
此外，必须做的工作就必须及时地做到——就是说，当它是统治者能借以为自己买来信任的一种礼物时去做，相反，如果它作为一种牺牲必须去让予，那就会暴露弱点，引起轻视。政治形式是一种无情地遵循着一个既定方向而变化的活的形式，阻止这一进程或使之转向某种理想就是承认自己“不合条件”。罗马贵族具有这种节奏方面的一致性，斯巴达人却没有。在民主政治的上升时期，我们一再看到（如在1789年以前的法国和1918年以前的德国）一个致命的时刻的到来，那时把必需的改革当作一种自顾的礼物已经太晚了；当时应该最坚决地加以拒绝的东西却被当作一种牺牲拿出来，因此就变成了瓦解的信号。但是没有及时发现第一次需要的人就一定越发不会误解第二次的局面。甚至前往卡诺沙（意大利十世纪时的一个古城堡）的行程也可以进行得过早或过晚——适时可以决定整个民族的前途是成为其他民族的命运，还是本身成为另一民族的命运的对象。然而没落中的民主政治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它想坚持过去的理想。这是我们二十世纪的危险。在走向凯撒主义的道路上永远可以发现一个伽图。
一个政治家——甚至一个地位十分巩固的政治家——对政治方法所具有的影响是很小的，大政治家的特征之一，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不自欺欺人。他的任务是从他在生存里所发现的历史形式中并利用这一形式去开展工作；只有理论家才热衷于寻求更理想的形式。但是要在政治上“合乎形式”就必然意味着格外要无条件地掌握最新式的手段。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手段和方法是与时间有关的前提并且属于时间的内部形式——谁在不适当的时间去掌握，谁容许自己的趣味或感情去压服身上的脉息，谁就会立即丧失他对现实的掌握。贵族政治的危险在于它在手段方面的保守，民主政治的危险则是对公式和形式的混淆。现今的手段是，今后许多年也将是议会的——即选举和报纸。政治家可以任意看待它们，可以尊重它们或是轻视它们，但必须掌握它们。
巴赫和莫扎特掌握了他们那时代的音乐手段。这是在任何领域中取得优势的标志，经邦治国也不例外。这是因为，表面上看得见的外部形式不是本质，而只是伪装，因此它可以改变，可以合理化，可以写成宪法条文，而不会使其实际受到任何影响，所以，一切革命者的野心就可以在历史的表面上玩弄权利、原则和选举权等把戏。但是，政治家懂得：与投票的技术——雅典的或罗马的，雅各宾党的，或美国的，或当代德国的——相比，选举权的扩大是很不重要的。无论英国的宪法怎样解释，事实上是被少数上层家族所操纵的，因此一个爱德华七世不过是他自己的内阁中的一位大臣罢了，这样一比，英国宪法的意义就很小了。至于现代报纸，当它在宪法上规定是“自由的”时，感情主义者就会感到心满意足——但现实主义者则只问它是供谁支配的。
最后，政治是民族集体中的某个民族借以完成其历史的形式。高明的艺术在于保持自己民族内部的“健全状态”，以适应外部的事变；这是对内和对外政策的自然关系，这不仅适用于民族、国家和等级，而且适用于每一种生存的单位，直到最简单的动物群和个别的实体。并且，在二者之间，对内政治完全是因为对外政治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习惯于把国内政治本身看成就是目的；一般外交官则只考虑外交事务；但正因如此，每一方面的个别成就都“不解决问题”了。
毫无疑问，政治能手在内政改革的策略上，在其经济和社会活动上，在维持整体的公开形式、使“权利和自由”二者都与当时的风尚相协调而同时又具有效力的机智上，及在对一个民族要“处于健全状态”所必不可少的感情如信任、对领导的尊重、权力意识、满足以及（必要时的）热情的培养上，都极其显著地显示出他的能力。但这一切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与高级历史的下列基本事实的关系——这就是，一个民族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它的前途将由它对其他民族和强国的力量对比，而不是由它的完全内部安排来决定。此外，普通的人是不怎么有远见的，为了其余人的利益而必须具有这种品质的只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除非有这样一个少数，政治家找不到他可以用来实现他的目标的手段。
在所有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统治权力都是预设的，是不容怀疑的。整个存在严格地保持家长式的和象征性的形式。与乡土的关系是如此的牢固，封建的纽带、甚至它的继承者贵族国家对于它们控制下的生活是如此的不辨自明，因此，荷马时期或哥特时期的政治只限于在既定形式的组织中采取简单的行动。这些形式的改变多少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至于去引发这些改变则是一种政治任务，谁也没有确切地想到过，纵使一个王国被推翻或是一个贵族被降到隶属地位时也是这样。只有阶级的政治，皇室的或教皇的或封建诸侯的政治。血统和种族在本能地或半自觉地作出的行动中发言——甚至僧侣，作为政治家，也像种族一样行动。国家的“问题”还没有被唤醒。主权、原始的等级、整个早期的形式世界，都是上帝所赐予的，有机的少数人打仗是以上述因素为前提的，而不是以它们为争执的对象。这样的少数人我们称之为派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