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僭主政治依靠农民和市民的支持——这些人在雅典（公元前580年左右）分为山居派和沿海派。因此，僭主政治还支持狄奥尼苏斯崇拜和奥菲斯崇拜而反对阿波罗崇拜；为此庇士特拉图在阿提卡把狄奥尼苏斯崇拜强加于农民身上，克里斯提尼（约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南部城邦西巨昂的统治者）在西巨昂禁上荷马诗的吟诵，并且在罗马三位一体之神狄米特（西里兹）——狄奥尼苏斯——阔里几乎确实是在塔尔昆家族时期介绍过来的。它的庙宇是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在公元前483年奉献的，此人后来在一场企图再次推行僭主政治的一场斗争中死去了。西里兹神庙是平民的神殿，而其管理人——营造官——则是在未曾听说有保民官以前他们所信托的代言人。僭主，如同西方巴罗克时期的君主一样，是广义的自由主义者，任此后的资产阶级统治阶段，他们不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者了。然而古典世界在那个时候也开始传遍“有钱才能为人”这句话。
六世纪的僭主政治使城邦观念得到了结果并创造了公民这一宪法概念，这些公民的总体，不论其阶级出身如何，构成了城市国家的实体。所以，当寡头政治最后仍然企图获胜的时候——再一次由于对于现在的古典渴望和统治者们的近似追求延续的意志所引起的恐惧和憎恨——公民概念在那里已牢固地树立起来，并且非贵族者已经懂得自己看做一个与“其余的人”相对的等级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政党——“民主”一词（在其特别的古典意义上）现在获得了真正重要的意义——并且他所力求的不再是去援助国家，而是自己成为国家，就像贵族从前曾经是国家一样。他开始计算，计算财富和人数，因为财富调查和普选权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武器；相反，贵族却不计算，而是进行估价，不按人数而是按阶级来投票。专制国家毁于法国革命和第二次僭主政治中，正如它是出自福隆德党和第一次僭主政治一样。在已经是防御性的第二次斗争中，王朝回到贵族方面，以便使国家观念不受一种新阶级的统治，即资产阶级统治的侵犯。
在埃及，福隆德党和革命之间的时期也是符合标准的。这就是中王国时期。第十二王朝（公元前2000—前1785年）——尤其是阿美尼赫特一世和塞索斯特立一世——已经在同贵族的剧烈斗争中建立了专制国家。这些统治者的第一个，正如当时的一首有名的诗所叙述的，好不容易才逃脱了一次宫廷阴谋；西努海特（法老阿美尼赫一世的一位将领）的传记则告诉我们，在他死后（他的死讯保密了一段时间），叛变的征兆显露了。第三个统治者是被宫臣谋害的。我们从伯爵克门诺特普家墓上的碑铭中知道：城市已经变得富庶和几乎独立了，并且互相作战。它们在那个时候的确不会小于希波战争时期的希腊城市。王朝所依赖的正是它们和一些忠心的富豪。最后，塞索斯特立三世（公元前1887—前1850年）彻底废除了封建贵族。从那以后，只有宫廷贵族和一个单独的、整顿得令人赞美不已的官僚国家；然而已经有人在慨叹了：有身份的人被弄得既悲惨又不幸，而“无名之辈的子孙”却享有高位和受到尊敬。民主政治正在开始，海克索时期的社会大革命也正在迫近。
在中国，相应的地位是盟主（或霸主，公元前685—前591年）的地位。这些盟主是公侯出身的护国者，他们对陷于无政府状态的许多国家行使一种非立宪的但却是实际的权力，并为了恢复秩序和承认稳定的政治原则而主持会盟，甚至把“中国的统治者”本人（这时变得完全不重要了）也从周室召集来。第一个是齐桓公（公元前645年死），他主持了公元前659年的会盟，对于他，孔子曾写道他使中国免于倒退到野蛮状态。
他们的名称是盟主，就跟“僭主”这个词一样，后来变为一个贬骂的字眼，因为后来的人只打算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未被法律认可的权力——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伟大的外交家是一种以热心的关切为国家和历史的未来工作的，反对各个古老等级的要素，并且得到了年轻的阶级，才智和金钱的支持。这是一种高级文化，它告诉我们的只是我们至今为止从中国史料中关于盟主们所了解的那一点。某些盟主是作家；另外一些盟主挑选哲学家作他们的大臣。不管我们是在心里把这些盟主同黎塞留相比，还是同瓦楞斯泰因相比或同伯里安德相比，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不管怎样，“人民”是随同他们一起首次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出现的。这是真正巴罗克时期的情形及其高级外交——在原则上专制国家把自己树立为贵族国家的敌手，并且完全取得了胜利。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些事件同西欧的福隆德党的极为相似。在法国，国王在1614年以后不再召集三级会议，这个团体对于国家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已显得过于强大了。在英国，查理一世在1628年以后同样试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在德国，在同一时间三十年战争爆发了。三十年战争的重大宗教意义，易于在我们眼前遮蔽了它所包含的其他问题，而且不可忘记的是：它也是决定帝权与大选侯的福隆德党之间的斗争，以及个别诸侯与他们的地方等级会议的较小的福隆德党之间的斗争附注了一种努力。然而当时世界政治的中心是在西班牙。在那里，巴罗克的外交形式，通常和高级礼仪一起，已经在腓力二世的内阁中发展起来；而且朝代原则——它具体体现了与国会相对立的专制国家——也已经在跟波旁家族的长期斗争过程中达到了它的最高发展。
当女王玛丽，腓力二世的妻子，关于一个早已预期并已经宣布的继承人的希望落空时，那个把英国也列在西班牙制度中的企图就在腓力二世的统治下失败了。但是在腓力四世统治时，一个跨过各大洋的世界君主国的观念复活了——不再是哥特时期早期神秘的梦想君主国，即“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是一个在哈布斯堡家掌握中的世界版图的确实理想，这个世界版图将以马德里为中心并将牢固地占有印度和美洲，以及拥有作为其基础的、早已感觉到的金钱威力。也正是在这时，斯图亚特家族很想借英格兰和苏格兰王位的继承人与西班牙公主缔婚的办法来巩间他们的岌岌可危的地位；但是结果马德里宁愿同它自己在维也纳的傍系亲族联姻，因而詹姆士一世再向波旁家的敌党提出他的联姻建议。这种家族政策的无益的纠纷，特别有助于把清教运动和英国的福隆德党汇聚成一场大革命。
在这些重大决定之中，王位的实际占有者——如在“同时代的”中国——与个别的伟大政治家相比只是次要人物，在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时间里，西方的命运系于这些伟大的政治家手中。马德里的欧里瓦瑞斯和西班牙驻维也纳大使欧那特是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人物。他们的敌手是代表德意志帝国观念的瓦楞斯泰因和代表法兰西专制国家的黎塞留——稍后继之而起的是法国的马扎林、英国的克伦威尔、荷兰的欧尔登巴尔奈外尔特、瑞典的乌痕谢尔纳。直到勃兰登堡的大选侯，我们才再次遇到一个具有自身政治重要性的君主。
瓦楞斯泰因在霍亨斯托芬家族已经停止的地方，不知不觉地开始进行他的事业。自从腓特烈二世在1250年逝世后，帝国的各个等级的权力已经变得没有限制了，而作为一个专制皇帝的国家战士瓦楞斯泰因在其统帅的第一次任期内，所反对的正是这些等级。如果他是一个更伟大的外交家，如果他更聪明一些，尤其是更坚决一些（因为他在决定性的转向面前确实是怯懦的），并且如果他特别像黎塞留那样不辞劳苦地把君主个人置于他的影响之下，那么帝国中的诸侯领土司可能就全部垮台了。他认为这些诸侯都是叛逆，应被黜位并夺去他们占有的土地；在他的权力达到顶点时（1629年底），也就是当他在军事上把德意志掌握在他手中时，他在讲话中大声疾呼道：皇帝应当成为帝国的主人，就像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国王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主人一样。
他的军队是“自给自足的”并因人数众多而不受等级的羁绊，这支军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支具有欧洲重要性的帝国军队；与这支军队相比，梯里所统率的福隆德党（因为那就是联盟的实质）的军队是无足轻重的。当1628年瓦楞斯泰因在Stralsund前面围攻，具体实现哈布斯堡家族在波罗的海的海上霸权并以之袭击波旁家族的后方时——刚好在那时黎塞留正比较成功地围攻着La Rochelle——他和联盟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变得几乎不可避免了。他没有出席1630年的累根斯堡（德国城市）议会，并且说它的场所“不久就会在巴黎”。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因为在他缺席时福隆德主义者的选侯们用支持路易十三代替皇帝的威胁手段击败了皇帝，并迫使他黜退自己的将军。
所以，德国的中央政权放弃了它的军队，虽然它还不理解这个措施的后果。此后，黎塞留抱着破坏西班牙在德国的势力的目的支持德国的更大的福隆德党，而在另一方面欧里瓦瑞斯和瓦楞斯泰因（当他一恢复了他的权势时）则与法国的贵族结成同盟，他们于是在皇太后奥尔良和公爵迹斯登的庇护下采取了攻势。但是帝国已经失去了它的绝好机会。红衣主教在两方向的竞赛中都获胜了。1632年他处决了最后一个蒙莫伦西并使德国的旧教选侯们公开跟法国联盟。从那时起，由于瓦楞斯泰因对自己的最后目的没有把握，越来越反对西班牙的观念，自认为能使帝国观念避开西班牙观念，于是在实际上就越来越接近各个等级的观点——就像几年后法国的福隆德党中的屠棱元帅一样。这是晚期德国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变。由于瓦楞斯泰因的脱离，专制的皇帝国家成为不可能了，而且1634年对瓦楞斯泰因的谋杀也无补于事，因为皇帝没有替代他的人。
但正是在那个时候，局势又一次变得有利了。因为1640年国王和各等级之间的冲突也同时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发生了。几乎在西班牙每一个省份中，国会都起来反对欧里瓦瑞斯；葡萄牙以及同它一起的印度和非洲，永远失去了，并且就连收复加达鲁尼亚和那不勒斯也花费了好多年时间。在英国——正好是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国王和统治下院的乡绅之间的宪法斗争被小心地同革命的宗教方面分开，虽然二者的互相渗透是很深的。但特别是克伦威尔在下层阶级方面——它完全不由自主地把他推上了军事独裁的地位——所遭到的逐渐增长的抵抗以及复辟的君主政体的后来声望，表明在一切宗教争端上，贵族的利益已经几乎到了导致朝代灭亡的程度。
就在审判和处决查理一世时，巴黎的一次暴动正在迫使法国的宫廷逃亡。人们为共和国而高呼，并建筑了街垒。如果Retz（列茨征衣主教）更像克伦威尔，那么各个等级战胜马扎林至少是有可能性的。然而西方的这次重大的、普遍的危机的结局却被少数人物的势力和宿命所决定，并体现为这样的一种状态，以致只有在英国福隆德党（为国会所代表）才使国家和王权服从它的支配——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把这种支配巩固得如此持久，以致古老诺曼国家的根本部分甚至在今天依然确立着。在法国和西班牙，王权获得了绝对的胜利。
在德国，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使大诸侯的福隆德党对于皇帝的关系是一种英国式的，而对于地方诸侯的小福隆德党的关系刚是法国式的。在这样的帝国中，等级实行统治；在帝国的各个地方中，朝代实行统治。从那时以后，皇帝的高位，如同英国的王位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虚名，被开始于巴罗克早期的西班牙式的庄严遗风所围绕着；而一个个的诸侯们，则像英国贵族领导家族一样，把巴黎奉为圭臬，而且他们的小型的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是以凡尔赛形式为样板的。于是，在各方面，决定都有利于波旁家族而不利于哈布斯堡家族，这种决定早在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法国和西班牙签定的和平条约）时已被所有人们看出来了。
随着这个划时代的转变，国家作为一种可能性是每一种文化所固有的，实现并达到了那种既不能超越也无法长久保持的“状态”的高度。当腓特烈大帝正在桑·苏西（腓特烈修建的皇宫）宴饮时，秋季肃静的微风就已在空气中流动了。这也是这样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伟大的专门艺术达到了它们最后的、最优雅的和最智慧的成熟阶段——鸠克息斯和普拉克息忒利兹与雅典广场的优秀演说家并存，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与精巧的内阁外交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