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以1000年前后以来，当这种一致性的西方部分突然发现其自身处于年轻的西方文化的范围之中时，一种新的形势出现了。此时犹太人就像帕西斯人、拜占廷人和穆斯林一样，已经变成文明的人和属于世界城市的居民，相反，日耳曼—罗马世界却处在无城镇的土地上，而那些环绕着修道院和集市刚刚（或者正在）建立起来的居民区还要等几个世代才能把握他们自己的心灵。当犹太人几乎已经成为费拉时，西方人几乎还是原始人。犹太人无法理解哥特式的灵性、城堡、大教堂；基督徒也无法理解犹太人那优越而近乎刻薄的才智及其“生财有道”的精巧特长。存在于彼此之间的憎恶和蔑视并不是因为种族的差别，而是因为“阶段的差异”。犹太人通过其一致性在所有的村落和乡镇之中建立起它那实质上是大城市居民的——无产者的——犹太人住宅区。犹太住区比哥特人的城镇要早一千年。正因为如此，耶稣时代的罗马城镇便矗在于泽涅庭勒特湖畔的村落之中。
不过这些青年的民族还受着土地和祖国观念的束缚，而这种无土地的“一致性”在它们看来还是某种不可思议和无法理解的东西，这种一致性不是来自于周密的组织，而是来自于一种完全无意识的、完全形而上学的冲动——一种用最简单、最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枚斋世界的感情——因此而变得更为强化。正是在这个时代产生了关于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
对于一个苏格兰僧侣说来朝拜伦巴第修道院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不久他就被思乡病带回了故乡，可是当美因兹——1000年时西方最重要的托勒密经院所在地——或撒列诺的一位律法师动身前往开罗、麦尔夫或巴士拉时，他在每个犹太社区中都产生了宾至如归之感。在这种缄默的结合中存在着那个枚斋民族的观念——尽管同时代的西方并不明白这一事实，这个观念对于犹太人来说就像对于这个时代的希腊人、帕西斯人和伊斯兰教徒一样，是指国家、教会和人民的完全一致。这个国家有它自己的法律和（基督徒从未觉察到的）它自己的公共生活，并且把周边原土著民族的世界蔑视成一种外国地方；正是由于一种真正的叛国罪审判使得斯宾诺莎和乌利艾尔·阿科斯塔被逐出教外——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是原土著民族所无法理解的。1799年，东方哈西底派的思想领袖萨尔曼长老受到律法师的反对而被移交给彼得堡政府，就像被移交给外国一样。
属于西欧一个支脉的犹太人已经跟在西班牙摩尔时代仍然存在的空旷土地完全断绝了关系。这里不再有农民。最小的犹太人住宅区，不管多么简陋，也是大城市的一部分，而且它的居民（正像已经凝固了的印度和中国居民一样）也分裂成种姓——律法师是犹太人住宅区的婆罗门或清朝的官员——和一个苦力集团，这种分裂是以一种文明的、冷淡的、卓越的才智和在事业上不失时机的眼光为特点的。但是假如我们的历史感包容了更为广泛的范围，那么这种现象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了，因为自从十字军时代以来，所有枚斋民族都已经处于这种状态中了。
印度的帕西斯人所掌握的商业权力，与欧美世界的犹太人和南欧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所掌握的完全相同。一旦它进入一个还没有成熟的环境，同样的现象在其他所有文明中都会发生——请看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在那里他们成为美国西部排犹主义的真正目标），在爪哇和新加坡的中国人；在东非的印度商人；以及早期阿拉伯世界里面的罗马人都可证明。诚然，在最后的实例中，情况与今天刚好相反，因为那时的“犹太人”是罗马人，而阿拉米人对他们感到的一种神示性的憎恨却非常类似我们西欧的排犹主义。公元88年的事变是一场真正的集体屠杀，在密司立对提的一声命令之下，有十万从事商业的罗马人被愤怒的小亚细亚居民所杀害。
高于这些对立之上的，还有种族的对立，随着西方文化本身日益与文明同步前进，以及在生活与知识方面不断上升的首要地位中，表现出来的“年龄差别”的日益缩小，这种对立从轻蔑变成了仇恨。然而这一切跟从语言学借用来的愚蠢的流行语“亚利安族”和“闪米特族”毫无关系。属于“亚利安族”的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在我们看来，与犹太人根本没有区别，甚至在南欧和巴尔干地区，在基督徒和犹太居民之间几乎也不存在体形上的差别。与阿拉伯文化的所有其他民族一样，犹太民族是一种规模巨大的传教的结果，并且直到十字军时期，这个民族随着大批信徒的加入和脱离而经历了多次变化。在体形方面，一部分东方犹太人与高加索的基督教居民相似，另一部分与南俄罗斯的鞑靼人相似，而大部分西方犹太人则与北非的摩尔人相似。
在西方，比其他任何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存在于哥特青春时期的种族理想与塞法底犹太人的种族理想之间的差别，前者培育了它的人类类型，后者最初产生于西方犹太人住宅区，并且是同样处在极其艰苦的外部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培育和训练的结果——在这一方面，我们无疑还应补充上，在他周围的土地和居民的巨大诱惑，以及他对这种诱惑的形而上学的防御性反应，尤其是当阿拉伯语言的丧失，曾经使这部分民族变成一个自足而封闭的世界以后更是这样。双方面的“差别”感觉越强，那么个体所具有的种类也就越多。导致那些知识分子——哲学家、空谈家、乌托邦空想家——无法了解这种形而上学的憎恨的深刻意义的，只不过是因为缺乏种族性罢了，这种憎恨是两种存在之间的节奏差异，表现为一种难以忍受的不和谐，它可能会造成双方的悲剧，这与曾经支配印度文化并促使出身名门的印度人仇视首陀罗的憎恨完全相同。在哥特时期，这种差异是深刻的属于宗教性的，憎恨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一致性；只有在西方文明发轫之时，它才变成唯物主义者，并开始从智识和商业方面攻击犹太人，西方在这些方面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但是分歧和苛酷的最深刻因素是一种其全部悲剧还没有被人们所了解的东西。当西方人士从萨克逊皇帝时代到今天（按这句话最重要的意义）经历了他的历史，并且是以一种其他文化所无法媲美的对于历史的知觉而活过的时候，犹太人的一致性已经不再具有历史。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内部形式已经是完备、确定而不可变更的了。世纪对它来说与对伊斯兰教，希腊教会和帕西斯人一样，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之没有一个在灵性上属于这个一致的人，能够甚或只是开始去理解浮士德文化的人，用以生动地体验那些短促而多事的时代的热情，在那些时代，浮士德文化的人的历史和命运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十字军的开端、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德国解放战争和这几支民族生存中的各个转折点。这一切，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三十代以前的事情了。在他身外，规模宏伟的历史已逐渐随波而去。时代接着时代，每个世纪都亲眼看到人类的根本变化，但是在犹太人住区里面，在其居民的心灵中间，一切都是静止的。
即使当他把自己看作是那些他寄身其中并且祸福与共的人民中的一分子时——就像1914年在许多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尽管他经历了这些遭遇，但并不真的认为它们是跟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情，他只是以一种赞助者、支持者的身份来对待这些事情；他作为一个兴趣盎然的旁观者去判断它们，所以，恰恰是斗争中最深刻的意义被隐藏起来了，没有被他看到。有一位犹太籍骑兵将领参加了三十年战争（他葬于布拉格的古犹太墓地）——但是路德或者罗耀拉的观念对他说来有什么意义呢？拜占廷人——犹太人的近亲——对于十字军又了解些什么呢？这一类事情是属于一种存在于个别文化生活过程中的高级历史的悲剧性的必然事件，而且时常重演。罗马人在那时已经是一个老年民族，不可能了解在耶稣审判或巴尔喀克巴斯起事时犹太人所争论的问题。
欧美世界对于土耳其（1908年）和中国（1911年）的费拉革命显示了一种完全无知；既然这些民族的内心生活和思想，甚至于他们关于国家和统治权（一方面是哈里发，另一方面是天子）的概念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因而成为一套密封的天书，那么，事变的进程就既不能充分予以重视，也不能事先予以估价。一种异国文化的成员可以是一个旁观者，因而也是一个描述既往的历史家，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感到未来就在自己身上活动的人。如果他不具有物质力量使他能够在自己文化的组织内部发挥作用，并且对于外国文化的力量加以忽视或者变动（这种情况自然是可以发生的，就像罗马人之在年轻的东方或狄斯累利之在英格兰一样），他就会在事变的当中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罗马人和希腊人总是在心理上将他的城市生活条件投射到国外事变上面；近代的欧洲人总是根据宪法、国会和民主政治来观察国外的命运，尽管这些观念在其他文化方面的运用是荒唐而没有意义的；而同属一致的犹太人即使当他已经坚信其思想中的西方特性时，也还是怀着枚斋文化人类的基本情感去顺应当代的历史（这只不过是广布于大陆和海洋上的浮士德文明的历史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