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巴拉也是纯粹枚斋式的，它通过数、字、点、划，揭示出秘密含义，于是，它只能是和被作为实体降赐的圣言自身一样古老。由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所表达的世界创造以及以西结的幻象中的宝座神车所宣示的秘密义理，能够追溯到玛卡比时代。同它密切相关的是神圣经文的寓意注释。《米示纳篇》的所有论文，全部的古代教会神学家们，全部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家们的全部著作，都充满了这样的内容。在亚历山大里亚，所有的古典神话，甚至还有柏拉图的著作，都被用这种方式处理，而且同犹太教预言家进行了类比（摩西被等同于雅典教士诗的首创者穆西乌斯就是这样的例子）。
一部不可更改的《可兰经》对于改进的见解所许可的唯一且严格的科学方法是注解的方法。因为依据假设，作品的“字句”是不能更改的，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解释。在亚历山大里亚从未有人宣称过柏拉图“错了”，但代替这一点的，却是他被人增添了注解。这种做法采用了哈拉卡法律的严格构造形式，而这种成文注释的确定刚刚采取了通行于这一文化的全部宗教、哲学以及科学的文献中的注释形式。
模仿诺斯替派的做法，基督教会的神学家们给《圣经》编纂了写成的注释，同样在《阿维斯塔经》的旁边出现了培利维文的注释“赞德”（Zend，在陪利维语中有“注释、诠释”的意思）并在犹太教经典的旁边出现了注释“米得来施”（Midrash，即注释，多位犹太教讲解《圣经》的作品）。然而，公元200年前后的“罗马”法学家和“古典晚期”的哲学家——即正在形成的祀拜教会的经院学者，正好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这一教派的启示正是从波希多尼乌斯以来一次又一次被注释的柏拉图的《蒂迈欧篇》。《米示纳篇》是《妥拉经》的一部巨大注释。但当最古老的注释家自身再次成为权威，其文字变成为“可兰”的时候，注释的上面又有人加上注释，比如在西方那位最后的柏拉图派学者辛普利西乌斯，在东方为《米示纳篇》增添《盖玛拉篇》的阿摩拉，在拜占廷将皇家宪法编纂成为《法理会要》的法学家等等。
这种将每一句假定的话归之于一个直接的灵感昭示的方法，在《他勒目法典》及伊斯兰教的神学中被运作到最尖锐的境地。一部新的哈拉卡或一部圣训只有当它在通过一连串的证人而被追溯到摩西或穆罕默德之时才能被看成是翔实的。在耶路撒冷，这方面的庄严公式是：“将它传给我！我由我师傅那里听到的就是这样。”在“赞德”中，引用一连串的证明成为一种惯例，伊立纳靳通过一条由他自己经过波力卡普追溯到原始教团的连琐来证实他的神学。这种哈拉卡形式这样明显地进入了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因此人们对于它到底是何物已经不再关注。同一般的对于法律和预言家的引证绝然不同，它出现于“四福音书”（“根据”马可的福音书）的标题之上，于是，假如有人对于各书出现的救主的话语提出根据时，它就必须提出证明。
于是就建立起追溯到化身为耶稣的真理的连锁，然而假如以奥古斯丁或哲罗姆式的世界观念来夸大它巨大的真实性却是不可能的。这即是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流行越来越广泛的那种为宗教和哲学著述安置人名的习惯的基础，这类人名比如以诺、所罗门、以斯拉、赫玛斯、毕达哥拉斯——全是见证者以及具有神圣智慧的人，于是圣言在他们身上化为古代的肉身。我们还有很多“启示录”载有巴鲁的名字，他在当时是同琐罗亚斯德并称的。我们对于那种在亚里斯多德和毕达哥拉斯的名义之下以文学的形式而流行的东西是不易形成概念的。《亚里斯多德神学》是新柏拉图派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最终，这就是引证的风格和它的较深刻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前提，这种引证曾经被基督教神学家、犹太律法师、“希腊”哲学家、“罗马”法学家所运用，而且最后一方面结束于瓦伦蒂尼安三世的法律，另一方面结束于犹太教及基督教经典里面神示著作的删除——这是一种依据物质的差异来对文学宝藏加以区分的根本想法。
依据以上的研究，在未来写作出一部关于枚斋宗教群的历史将是有可能的。它构成了一个精神和演化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不能假设其中任何一个在不涉及其余的情况下却能被我们真正理解。其产生、开展和内部确立占据了公元元年至500年的时期。确切地说来，它相当于从克吕尼运动到宗教改革之间的西方宗教的兴起。一种相互的获取和给予，一种错综的繁荣、成熟、演变——布居、迁徙、适应、弃舍——填充了这些世纪，看不见任何一个体系依附于其他的迹象。然而只有形式和结构在发生变化；在其深处却是同一的灵性，但在这一宗教世界的全部语言中这一灵性所表现的永远还是它自己。
在古巴比伦费拉制的广阔领域中生活着年轻的民族。这里是万事俱备。关于未来的最开始预感于公元前700年左右在波斯人、犹太人和迦勒底人的预言式宗教中开始觉醒。一个与后来的《妥拉经》的序言一样的有关创世的影像已经显示出清晰的轮廓，于是，一个方位、一个方向、一个希望的目标被树立起来。对于遥远的将来，许多事物还被描写得模糊不定，然而却有一点能够深深确定，那就是它将会来到。从那时起，人们带着这样的眼光，这样的使命的感情而生活下去。
第二次浪潮是公元300年以后在神示的潮流中兴起的。这里枚斋式的醒觉意识正在兴起并且使其自身成为一种已经建立于即将来到的洞天文化的原始象征的关于最后事物的形而上学。一些关于恐怖的世界末日、最后审判、复活、天堂和地狱的想法，还有那种将地球与人类归结于同一命运的救世之道的崇高思想——它们掩蔽于奇异的景色、形态和名义之下——在各地涌现出来，至于到底是何处或哪个民族创造了它们，我们已经很难指出。弥赛亚的形象出现了，瞬息完成，完美无缺。撒旦对于救主的诱惑被视作故事而传述。
但与此同时，在一种对于所有发生的事物都有一种毫不留情却又非常迫近的终极的深信的面前，在一种仅有过去的时刻的面前，涌现了一种深切而且日益增长的恐惧。枚斋式的时间，“时辰”，洞天所指示的方向，赋予生命以新的脉搏，并且赋予“宿命”一词以新的含义。在神的面前，人的态度突然变得异样。在帕尔迈拉大教堂（它长期以来被视为基督教的）的奉献铭刻之中，巴力神被视为善良、慈悲、温和，这种感情同对于拉曼神的崇拜一起，一直深入到南阿拉伯。它充满于迦勒底人的圣诗和关于上帝所派遣的琐罗亚斯德的教示之中，这种教示已经代替了他的教训。它还震动了玛卡比时代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圣经写作于这个时代——和存在于古典和印度世界之间但现在久已忘掉的其他任何社会。
第三次高涨出现于凯撒时代而且产生了伟大的救世宗教。这种文化也随即而臻于鼎盛时期。在其后的一两个世纪中，接踵而来的是一种宗教经验的强化，这种情况不仅无法超越，而且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变成不堪承受。对于这样一种接近爆发点的紧张，哥特式的、吠陀式的、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精神仅是在其黎明时期曾经一度、并且仅仅只是一度体会到。
这时，在波斯教、曼第安教、犹太教、基督教的信仰团体中，同样也在西方假晶现象的信仰团体中——正如同在印度的、古典的及西方的骑士制度时代相同——产生了伟大的神话。在这种阿拉伯文化中，宗教的英雄事迹以及民族的英雄事迹，同民族、教会以及国家相比，或与宗教法律以及世俗法律相比，并没有用更加清晰的方式区别开来。预言者同战士结合为一体，一位伟大的受难者的轶事升华为一首民族史诗。光明同黑暗的势力、神话中的存在物、天使同恶魔、撒旦同善良的神灵都相互纠缠在一起，从世界之始直至它的毁灭，整个自然界成为一个战场。在下面的人类世界中，先驱者、英雄和殉教者的冒险和受难事迹在上演。每个民族——就这个词的属于这一文化的含义而论——都有它的英雄故事。
在东方，波斯预言者的生活导致了气势恢宏、篇幅庞大的史诗。当琐罗亚斯德降生的时候，他的笑声响彻了天堂，自然界同时全部响应。在西方，广为流传的耶稣受难事迹变成基督教民族的真实史诗，在它的旁边产生了一连串有关于他的童年的传说，它们最终构成了一首诗的完整类型。圣母的形象如同信徒的事业，正像西方十字军英雄的故事一样，变成广布的传奇故事的中心（比如《多马行传》、《伪克利门丁书》等），它们在2世纪时萌芽于从尼罗河到底格里斯河的每个地方。在犹太文圣经训诂和阿拉米文“旧约”全书中汇集了许多关于扫罗、大卫、大教长以及类似叔达与阿启巴等伟大布道师的传说，而这种贪得无厌的时代幻想支配了它所能接触到的古典晚期的祀拜传说和创教者故事（比如毕达哥拉斯、赫米兹、泰安那的阿波罗尼乌斯等人的传记）的内容。
直到2世纪末期，这种高涨消逝了。史诗的繁荣成了历史，对于宗教材料的神秘的钻研及教条的分析开始了。新教派的教义形成了神学的体系。英雄主义让位于经院哲学，诗歌让位于思想，预言者和探求者让位给祭词。结束于200年左右的早期经院哲学（正如西方经院主义结束于1200年左右）包含了所有的灵界知识——就其最广阔的意义而论则是伟大的沉思——《约翰福音》的作者、瓦伦蒂努斯、巴蒂撒尼斯、马桑、护教论者、直至伊立纳斯和泰图良的早期教会神学家，直至《米示纳篇》的完成者犹太律法师的最后的布道者、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毕达哥拉斯派和赫米兹派。
所有以上这些相当于西方的沙特尔学派、安瑟伦、弗罗利斯的约阿喜谟、克莱尔沃的伯纳、雨果·得·圣维克多。完满的经院哲学始于新柏拉图派，始于克利门和阿利振等最初的阿摩拉，阿尔得希尔和沙波尔一世时期新阿维斯塔经（现今流传的《阿维斯塔经》以此为主）的创制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玛兹达教的大祭司坦瓦撒。与此同时，一种更为高级的信仰开始由乡村农民的虔诚中分离出来，这种农民的虔诚还是恋恋不舍其神示的性质，因此在不同的名称之下保持着自身几乎丝毫没有变化直到进入士耳其时期的费拉制度中，但在城市的更为理智的上层世界中，波斯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社团却被伊斯兰教的社团合并。
此时，这些伟大的教派缓慢但却稳定地趋于完成。作为2世纪最重要的宗教成果是对于下述问题的肯定——耶稣的教训的结果并非一个犹太教的变化，而是一个崭新的教派，这个教派朝向西方前进，同时犹太教在其内部力量并无损失的前提下转向了东方。神学的伟大的精神结构属于第3世纪。和历史现实之间达成了一条暂时的协议，世界的末日退向远方，一种新的教义论成长起来并被用来阐释新的世界面貌。成熟的经院哲学的出现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对于它所努力创立的教义的持久性的信仰。
看到他们努力的结果以后，我们发现阿拉米人的故乡是向着三个方向发展它的形式的。在东方，从阿基曼尼德时代的琐罗亚斯德宗教和它的宗教文献的残余中，形成了一个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僧侣政治与繁文褥节，奉行圣礼、弥撒与忏悔的玛兹达教会。如以上所描述的，坦瓦撒对于新阿维斯塔经的汇集和整理工作起了一个头，在沙坡尔一世时期一些和宗教没有关系的医药、法律与天文的内容被增添进去（正像同时期的《他勒目法典》一样），功德圆满便应归功于沙坡尔二世时期（309—379年）本派大师玛拉斯班得的著作。一种培利维文注释的马上加入是唯一能够让枚斋文化者有所期待的。新阿维斯塔经与犹太教及基督教圣经一样，是一部包括零散著作的经典，我们知道在已经散失的《纳斯克书》中（原有二十一卷）内含一卷琐罗亚斯德福音、维式塔斯帕改宗的故事、一卷创世纪、一卷律书及一卷从创世到波斯各王的世系的谱牒，与此同时那部被盖尔得内称为波斯人的“利未记”的《万迫达经》也被非常有意义地完整保存下来。
